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研究文学离不开对语言文学性的观照。文学语言不仅是文学作品艺术呈现的方式，也成为探讨一切文学现象的切入基础。尽管在理论意义上，主张重视文学语言考察的文学研究理念受到越来越多学人的认同，但如何真正将其付诸研究实践，实为有待于深入开展的一个领域。新近出版的徐艳博士《中国中世文学思想史——以文学语言观念的发展为中心》一书，以文学语言观念的发展为视角，梳理和阐析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化的历史，可以说是在这一研究领域多有创获的一部尝试之作。

　　该书主要以战国宋玉创作时期至南宋时期文学思想的发展态势作为考察的时间断限，认为从宋玉创作时期开始，文学语言本体意识萌发，文学思想逐渐从自发向自觉转型，而自进入建安以来，伴随文学语言本体意识的确立，文学思想的自觉化程度提升；盛唐时期，诗歌意象的充分运用，标志着对语言文学性的体认趋于成熟；中唐以降，文学语言本体意识受挫，文学思想分化特征日趋明显；至南宋时期，尤其是诗歌意象中心地位的再度确立，语言文学性在重构中得以开拓。作者试图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察，揭橥文学语言观念诸特质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获取和发展的。凡此也可以看出，其注重从一种史的考察立场出发，系统而明晰地勾勒中国中世时期文学思想的演变轨迹。

　　在具体的考察过程中，一方面，该书致力于对一些语言描述的概念内涵进行重新清理并划分层次，以建立可以对文学语言观念的发展作细致究察的逻辑框架。譬如，其基于追求丰富的内容表现是文学语言诸特质之核心，而丰富性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的认知，从词汇、文句、意象、结构等不同的语义层面，探析文学语言由单纯趋向丰富意义内涵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以此逻辑框架为基础，并结合文学创作与批评，着重剖析不同历史阶段文学语言观念的具体特征与内涵，以及彼此之间的异同，以使相对完整地理出文学语言观念发展的脉络。例如书中论及，南朝以来诗歌的意象创造已相当成熟，而辞采则是南朝诗歌语言经营的核心，其由一般意义的创新发展为更加深细层面的语言想象，主要表现为句内辞采组织曲折而颇具想象力，但句间关系则以并列铺陈为主而较少创意。而盛唐诗歌则改变了这种状态，语言组织指向整体的结构层面，意象创造也因此获得了整体层面的语言组织的支持，内涵上得以拓展。如意象不仅以“象”表“意”，还以“象”暗示其外之“象”，并以后者表“意”。这种多重目的的实现，与其整体结构的独特经营相关，也使盛唐诗歌语言总体上较南朝诗歌简单自然，而意蕴较后者丰富隽永。中唐以后诗歌的意象创造又与盛唐不同，其摆脱现实逻辑约束而以情感逻辑为主要依据的特征非常显著，不仅拓展了“象”的想象空间，也使“意”的表现更加强烈、深切。如此的联系对比，无疑有助于廓清文学语言观念演变的来龙去脉。

　　基于文学语言观念发展脉络的梳理，该书对一些重要文学现象重新作了价值评判。习惯上，作品的思想内容常被作为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这在中世文学的研究中也不例外，建安和盛唐诗歌以其刚健、昂扬的思想内容，多被认作中世文学中的辉煌之作，反之，南朝诗歌因为思想内容的贫弱而被视为萎靡之作。与之不同，本书着重揭示了它们对文学语言观念发展的推动意义，从而对三者之间的历史关系有新的判断。如认为，与汉代相比，建安诗歌所体现的语言观念凸显了个体性、内在化特征，其语言组织关注焦点由汉赋之最基础、琐细的语词层面而转向更整体、内在的结构层面，成为两晋南朝文学语言观念趋于成熟的重要基础。盛唐诗歌置意象于情感表现中心的情状，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将建安诗歌的个体性、内在化语言追求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南朝诗歌的“声色”并非外在的形式装饰，乃拓展了这一时期诗歌的内容表现，并由此成为盛唐诗歌内容成就的重要基础。与此相联系，本书还对一些具体的文学现象作了重新考察，提出自己的看法。譬如以往研究南朝诗歌，习惯以题材分类来定义其表现特征，如认为宫体诗以女性题材为主，而“吴均体”之所以“清拔有古气”，乃表现了超出女性题材的边塞豪情或牢骚之气。本书通过相关的考析，认为无论是宫体诗还是“吴均体”，均无关乎特定的题材，而是以新的语言体式创造为特征，是南朝诗歌追求语言新变的典型体现。又如该书对宋前诗歌中的“无题诗”特征的重新阐发，认为这是一种实现朦胧美的特殊形态，以阮籍的《咏怀》和李商隐的《无题》为代表，其在失去题旨的同时，也失去了诗歌总体旨意与现实所指的确切相关性。尤其是李商隐的《无题》，彻底解放了诗歌内容所受题旨的约束，而获得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作者对相关问题所作的深入考察和重新思考。

　　总之，该书从文学语言观念发展的角度探讨中国中世文学思想的历史进程，不仅视角较为新颖，而且论析也较为深切、细密，其中不乏独到之见，相信它的出版，将对推进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多有裨益。

　　（《中国中世文学思想史——以文学语言观念的发展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