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清朝覆亡，在这两千多年里，儒家学说基本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儒家经典备受尊崇，注解、阐发这些经典的著作也大量产生。然而随着流传日久，这些解经之书大量散亡，流传渐少，而将幸存者汇编为丛书，则成为使之得以保存并流传的有效方法。

　　清代以降，学风一变而归于朴实，清儒在经学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经学著作汗牛充栋，而此时刊刻丛书的风气正盛，故清儒的经学成果比较及时地得到了整理。这主要表现为以《皇清经解》正续编为代表的经部丛书的辑刻。《皇清经解》正续两编分别刊成于道光九年（1829）及光绪十四年（1888），共收录清儒160家近400种著作2800余卷，可以说基本囊括了清代经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然而，由于编刻者的学术观及部分经解流传未广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尚有不少高水平经学著作未被两《经解》收入，如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张氏为清初经学名家，尤以礼学见长，顾炎武曾言：“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亭林文集·广师》）而张氏《仪礼郑注句读》一书，不但为其《仪礼》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开清代《仪礼》学风气之作，《四库全书》及清、民国间多家“十三经读本”皆予以收录，可见其价值之高。然此书并未为两《经解》所收，如此类者，尚不在少数。至于出于两《经解》之后而未及收入的清人经说更是纷然众矣。正如张之洞所谓“续出者尚多，先出而未见未收者亦不少”（《清稗类钞·经术类·张文襄论通经之法》）。所以两《经解》虽称集大成，实不免遗珠。

　　近来由山东大学刘晓东、杜泽逊两先生纂辑，齐鲁书社出版的《清经解三编》可以说大大弥补了这一缺憾。该编依循正续《清经解》的旨趣，扩其范围，延其时代，进一步搜集二者之外的清代经学著作，以期与之合观，反映清代经学的主体成绩，也为当代经学研究者提供文本方面的便利。

　　《清经解三编》收录清人经说65种749卷，均为正续《清经解》之外具有重要价值的经学著作。除上文所及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外，又如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周廷宷及赵怀玉《韩诗外传校注》、孙诒让《周礼正义》、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等等，皆为所在领域具有代表性的高水平经学研究成果。

　　《清经解三编》以影印的方式出版，保持了文献原貌，而在各书存世的不同版本中，尽量选用了佳善者或有特别价值者付印。如孙诒让《周礼正义》、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等选用初刻本为底本，冯登府《三家诗遗说》则用甚为稀见的清抄本为底本。又如马其昶《周易费氏学》选用民国九年抱润轩刻本，而未用流传较广的光绪三十年合肥李氏刻《集虚草堂丛书》本。检抱润轩本卷首有马其昶记云：“集虚草堂刻本后附《叙录》一卷，详其义例，图则阙如。然学者不先通义例，则经难读，故复简其要者置之卷首。”该本较集虚草堂本多出《易例举要》一卷，去取之意，或在于此。此外，大量选用以底本精良、校勘精审著称的家刻本也是该编底本使用的重要特点。如王树枏《费氏古易订文》、庄述祖《尚书今古文考证》、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孙希旦《礼记集解》等所用底本均为家刻本。可见，《清经解三编》着眼于清代整体经学成就，不论在经解的选择还是在底本的选用上都经过了仔细斟酌。

　　文献足征是研治传统学术的基础，《清经解三编》补阮元、王先谦之未备，是对清代经学成就进行整理的又一次重大成果，也必将对当代的经学研究发挥重要作用。

　　（《清经解三编》（全12册），齐鲁书社2011年5月出版，定价78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