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大、体制最为完善、编制最为出色的一部目录书，也是一部蕴含文化个性、社会思潮并镌刻深厚历史感的文化史著作。自诞生之日起，《总目》即为士人所重视，围绕《总目》所进行之各种研究绵延不绝，构成“四库学”研究的一大重镇。然而，以往学界对《总目》的研究多为基于特定问题意识的专门研究，对诸如《总目》研究的学术源流、架构、理路等问题缺乏系统而专门的考究。近日，周积明教授与其弟子朱仁天所著《〈四库全书总目〉：前世与今生》（以下简称《前世与今生》）弥补了这一缺憾，为“四库学”研究增添一部门径性著作。

　　《前世与今生》系“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之一种，然通览全书，见其构思之精妙、搜罗之丰赡、论断之精辟，不可仅以一般普及通俗读物视之。该书具有深刻的文化关怀与学术追求，绘制出一幅多彩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学术地图。

　　一、 梳理了《总目》研究的源流。

　　《总目》的问世，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四库学”。早在光绪年间，学者即开始在“补”或“校”的传统文献学路径下对《总目》展开了研究。迄今为止，围绕《总目》展开的研究已然是蔚为大观，对这些已有的研究进行学术史清理，对于进一步推进四库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前世与今生》在辨析《总目》研究的源流上进行了很好的探索。

　　晚清学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均有对《总目》个别条目的补正，但均未能成专门性的著述。因此，《前世与今生》把考察的重心聚焦在民国年间，对专门性的《总目》研究予以分门别类的考察。

　　《前世与今生》对百余年来《总目》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深入而仔细的梳理。从时间上看，《前世与今生》所列《总目》研究著述中最早的为20世纪20年代林鹤年所著《四库全书表文笺释》及周云青所著《四库全书提要叙笺注》，时间最近的为杜泽逊、陈晓华、张传峰、司马朝军诸君于近年所出版之著作。这份著述名单基本上囊括了百余年来《总目》研究的主要成果，既有对学界习知的四库学大家及其著述的介绍与断论，也有对不甚为学界瞩目的林鹤年、周云青、杨武泉相关著述的发掘与评析，同时也对《总目》研究的新锐予以充分关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前世与今生》不仅梳理了《总目》研究的谱系，而且对作者的生平及著述得失均有精要的介绍与评论。如林鹤年、周云青二人在《总目》研究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但却一直不为学界重视，甚至少有提及。《前世与今生》“拾寒琼于芳草，著潜德之幽光”，不仅详细勾勒了二人著述的成书过程，而且对其特点及贡献予以抉发。林鹤年所著《四库全书表文笺释》始刻于1915年，1920年重校刊，为最早的《总目》专门性著述，《前世与今生》认为其特点有三，即“笺释详尽”、“征引广博”、“阅读方便”，并断言其本身“亦是一部文献学的宝库”。周云青所著《四库全书提要叙笺注》，师从汉儒诂经之法，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部类之总叙、小叙训注，并附有简要的学术史梳理，简洁明晰，是第一次为《四库提要叙》作笺注。此书与学界熟知的张舜徽先生之《四库提要叙讲疏》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区别：《笺注》注重“注释、说明”，《讲疏》注重“疏通、申发”；《笺注》追求“征实”，《讲疏》则长于“议论”。这些议论均是在深入把握两书内涵基础上的评判，于读者有启发之益。

　　《前世与今生》在梳理源流的基础上予以扼要简明之评论，以此入门，可以对《总目》及中国传统学术有一宏观把握，进而深入《总目》之堂奥。

　　二、 厘清了《总目》研究的学术理路。

　　《前世与今生》别具慧眼的将《总目》研究著述从学术理路上加以区分，以“补正”、“笺疏”、“学典”、“文化史”及“文献编纂学研究”五大理路来分疏关于总目的研究成果。

　　所谓“补正”，是对《总目》缺漏之处的补充、错讹之处的纠正，目的是使《总目》更臻于准确、完善。“补正”又不同于“补编”，后者是依据原著体例对所缺内容的搜集与另行编纂。归入“补正”一类的有陈垣《四库书目考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台湾学者刘兆铭《四库著录元人别集提要补正》、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及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其中，杜泽逊先生的《四库存目标注》专注于《总目》存目书籍的版本与流传情况，可谓填补了四库学研究的一大空白；《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并非专门性研究著作，而是一部以往辨误成果的总汇，堪称集大成之作。“笺疏”类的除前述林鹤年、周云青著述之外，又重点评介了张舜徽先生的《四库提要叙讲疏》。“学典”类主要是对《总目》的辞典化重构，可溯源至《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包括有陈乃乾所编《四库全书总目索引》、杨立诚所编《文渊阁书索引》与《四库目略》及燕京大学图书馆所编《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等，而代表性的著作为杨家骆先生所编的《四库大辞典》。杨家骆先生另撰有《四库全书通论》一书。《前世与今生》认为杨家骆先生在四库学研究上的贡献一是编制了卷帙浩繁、便捷实用的工具书，二是以“从整个世界整个知识来观察《四库全书》，表现出与传统纠谬补正一路不同的研究态度，他的著作亦成为《总目》研究的又一“典范”。《总目》的“文化史”研究路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出的一种研究路径，其主要特色是不满足于传统的“纠谬补遗”，而是将《总目》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从中探寻中国文化的“种族心理”、“时代心理”及《总目》制作者的“群体心理”。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论著为周积明先生所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此外，《总目》的“文献学研究及编纂学”研究方面也有出色的研究成果，代表性论著为司马朝军教授所著《〈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及《〈四库全书总目〉研究》。

　　五种研究理路的划分，能让读者了解《总目》研究的脉络与走向，可为初入四库学者“指一门径”。

　　三、 颇具创获的新见解。

　　《前世与今生》虽以普及和传播为主要特色，但是作者的精巧构思与独得之论却时有呈现。

　　在《总目》修撰缘起与过程上，书中认为《总目》的修撰缘起与《四库全书》密切相关，但又不是同一回事。从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下诏征集图书到三十八年四库馆开馆之前，乾隆帝与朱筠、刘统勋即反复提及“条其篇目、撮其指意”，这是《总目》编纂的酝酿与准备阶段，因为《总目》“编纂的思路和工作程序正是在这些讨论中大致确定的”。《前世与今生》将《总目》的编撰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酝酿与准备阶段（乾隆三十七年正月至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编撰初稿阶段（乾隆三十八年三月至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修改缮写完善阶段（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总目”一词最早出现于第二阶段，即乾隆三十八年办理四库全书处的奏报中。这份奏折详细列出了“总目”的编撰方法，即“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诠疏崖略，列写简端，并编列总目，以昭全备”。正是循着这样的工作路径，才有了后来的《总目》。

　　在《总目》与乾隆帝关系上，《前世与今生》把握住乾隆帝深度介入《总目》修撰过程的事实，以“倡导者”、“保障者”、“指导者”、“监督者”、“思想掌控者”五大角色来解析乾隆帝与《总目》的关系。书中指出，“《总目》中的思想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复合体，其间既包含了乾隆帝的思想，也包含了纪昀与其他四库提要编纂官的思想，以‘思想一律’的来看到《四库全书总目》，将陷入另一认知误区”。诚为实论。

　　在纪昀与《总目》的关系上，《前世与今生》不仅详细条列各种史料论证“《总目》为纪昀之著述”，且对部分学者的质疑予以有理有据的辨正，可谓鞭辟入里，自可成一家之言。书中列出之所以认《总目》为纪昀之著作，乃是源于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纪昀在分纂官初稿的基础上对这些提要笔削一贯，在整个《总目》中贯穿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其二，《总目》中的文化观念与纪昀的思想一脉相通；其三，虽不能了解纪昀对《总目》的修改情况如何，但可以认定他对这些提要至少是价值认同的；其四，将《总目》著作权归之于纪昀乃是沿袭古代集体著作之通例。在此基础上，书中进一步对“撰定”还是“拟定”、纪昀著《总目》、《总目》思想=纪昀思想几个问题进行了辨正。有学者在论证纪昀的《总目》著作权话语建构时，以阮元的说法为据提出所谓的“拟定”，但查阮元原著，正确的说法应为“撰定”说，而非“拟定”。盖“撰定”与“拟定”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拟定”说扩大了纪昀对《总目》的著作权，而“撰定”则是基于纪昀笔削之功的正确界定。书中还指出，《总目》经过纪昀笔削加工，“原撰者之意趣精神早已无存”，但也并非就全是纪昀的思想。因为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压迫下，纪昀不可能真正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无时无刻不自我压抑，自我删改”。这样理解纪昀，实是接近《总目》思想世界的最佳方式。

　　《前世与今生》布局精当，匠心独具，不仅注重梳理《总目》本身的问题，如修撰缘起、过程、纂修官、版本源流等，而且注重将《总目》纳入乾嘉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中考察其文化价值，一定程度上已经构建起《总目》研究的学术体系，既是一部普及性的“史话”读本，更是四库学研究中的新进展。

　　（《〈四库全书总目〉： 前世今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年1 月出版，定价： 4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