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为儒家传道、授业的经典文本，尤其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是学子的必读书，影响极其广泛，其精义深入人心，千百年以来，塑造了国人的性格和处世原则，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时至今日，优秀传统文化失落，仁义礼智信以及廉耻渐泯，重温圣贤经典，对我们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套《四书五经（大儒注本）》所据底本均为世所公认的儒学大家呕心之作。《周易》采用宋代大儒朱熹的《周易本义》。在朱子看来，《周易》乃上古卜筮之书，他指出研读《周易》，应将伏羲、周文王、孔子“自分为三等”，才能得《周易》的本意，要“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尽无穷，推说无妨。若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朱子强调《易》的本原性，故其《周易本义》博采众家，兼顾象数、义理，对北宋以来的《易》学发展及其衍生的哲学问题进行了一次大总结，学者争睹，宋代以来，官刻本、坊刻本众多。本次整理以宋刻本为底本，并附加历代有关《周易本义》的序跋、版本情况以及主要研究论著，有助于读者了解该书的传播史、研究史。

　　“四书”采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众所周知，朱子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他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朱熹几乎用了毕生精力研究“四书”，去世前三日还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释。他曾说：“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学》《庸》《语》《孟》连贯传承而为一体，是儒家学说的精髓，更是朱子理学体系的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构建意义巨大。朱熹在世时不断修改《四书》的内容，版本流传较多，各有差异，而以清嘉庆十六年吴氏校订本最优，本次整理即以此为底本。

　　《诗经》采用朱熹的《诗集传》，此书乃朱子在宋代疑经之风蔚然兴起之时的力作，他首先摒弃了依“诗序”解诗的传统，解放了士子的思想，其言：“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其次打破了汉宋诸儒泥守家传、师传，门户森然的态势，兼采众说，论说篇章旨意，常有新说；再次篇章释义明白晓畅，删减了繁琐的疏证，其在《答潘文叔书》中便言：“旧说多所未安，见加删改，别作一小书，庶几简约易读。”朱熹数十年中三次修订此书，宋代以来士子奉为圭臬，本次整理以影宋二十卷本为底本。

　　《尚书》采用南宋大儒蔡沈的《书集传》，蔡沈有家学渊源，且受教于朱熹，一生研习《尚书》，朱熹晚年便将撰写任务交付与他，并称：“成吾书者，沈也。”此书博采众长，阐幽发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朱熹的治《书》理念，当时人黄震称：“经解惟《书》最多，至蔡九峰参合诸儒要说，尝经朱文公订正，其释文义既视汉唐为精，其发指趣又视诸家为的，《书经》至是而大明如揭日月矣。”此书代表了宋代《尚书》学研究的最高成就，版刻后影响甚大，可谓一枝独秀，元代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明史》载，永乐年间编纂《五经大全》，摒弃繁复的注疏，《尚书》“独用蔡《传》”，士子争购以备科举之用。本次整理以清代武英殿本为底本。

　　《礼记》采用元代大儒陈澔的《礼记集说》，该书不废汉唐注疏，兼采宋儒义理之说，为宋元以来以义理注经的代表。陈澔在《序》中自言“章句通则蕴奥自见”，所以提倡“坦明之说”，不失为士子研读《礼记》的入门书。《明史》载，永乐年间编纂《五经大全》，摒弃繁复的注疏，“《礼记》只用陈澔《集说》”，由此奠定了300 余年无出其右的官方地位，影响深远。本次整理以武英殿本为底本。

　　《左传》采用晋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自两汉始，研究《左传》的学者很多，降至晋朝，杜预博学多识，自称有《左传》癖，于是汇集前人著述，参以己意，撰成《集解》之书。在杜预以前，经、传二者皆各自为书；以传附经，即始于杜预。他在《原序》中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这样经传合一，两相对照，给读者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方便，而杜预所作集解，大凡人名、地名、典章、制度、词章、义理，大多精当准确，更是后世学者研究的津梁。本次整理以影宋本为底本，参校武英殿本《春秋三传》。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春秋》、《左传》的历史承续性，此次整理更定书为《春秋左传集解》，正文“经传”二字因有陆德明释文，不便改易，故仍其旧。

　　《周易本义》、《四书集注》、《诗集传》、《书集传》、《礼记集说》、《春秋左传集解》五部传世经典中大儒的注解有助于千百年后的我们了解原书精义，而整理者校证讹误，斟酌分段，详为标点，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精善的读本。二美合为一编，每日开卷读数行，犹晤对圣贤，修养心性，岂不快意！

　　（《四书五经（大儒注本）》（全4 册），凤凰出版社2015 年6 月出版，定价：38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