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的初稿，是京州的博士学位论文，开始于2005年，完成于2007年。不过，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书稿，又经过了长达七年的磨砺，形貌与当年已大不相同了。初稿十五万字，新稿近三十万言，篇幅差不多扩充了一倍。书中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也有显著提升。

　　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既是断代文学研究，也是文体研究。断代文学研究的难处，在于不能只把眼光局限在断代范围之内，而要上勾下连，尽量拼接出历史发展的连续环节。换句话说，做断代研究，要有不断代的、通史的观点。魏晋南北朝处于汉唐两个统一而强盛的王朝之间，其文学发展环境自有特点，不能忽略，但如果不上溯汉代甚至汉代以前，下探唐代乃至唐代以后，就难免视角单一，视阈受限，深入挖掘便会受到阻碍。但凡从事过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人，多少都会体会到这一点，但具体到不同专题的研究，则情况又各不同。而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的基础明显薄弱，包括文献整理在内，几乎没有什么现成的依托。这就要求京州像傅斯年先生当年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京州“曾将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的汉魏六朝论说文勾稽出来，汇为一册，并翻检当时各种史书以及后世有关类书等，广搜别采，补《全文》之未收，共得五百馀篇，四十多万字”（《绪言》），这是他“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第一步，现在书后的三个附录则是第二步。附录一是《先唐论说文辑补》，从历代各类典籍中辑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失采的论说文作者38人，论说文40篇，吉光片羽，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件件可珍。这种爬梳工作需要耐心，也需要学力，其实并不容易，不能小看。附录二是《先唐论说文存目考》，通过对亡佚篇目的考索，尽力还原先唐论说文创作的历史原貌，虽然不能得其全豹，至少恢复了若干历史断片。附录三《论说文辨体资料汇编》，辑录自三国曹丕到现代学者姜亮夫共计33家的评论资料。如果把这本书比作一间房子，那么，这三个附录就好比建房时所需要的砖瓦木石，是京州亲自找来的，还一一检验，材质上信得过。这个既费时又麻烦的文献搜集鉴别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近二三十年来，古代文体学研究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不少成绩，但是，相对于诗词文体研究而言，散文文体研究明显不够深刻，也不那么完善。论说文绝大多数是散文，少量是骈文，还有一些赋体论说文则属于韵文，总体来说都属于广义的散文领域。这就带来了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散文文体研究似乎没有可以遵循的程式，也没有可以仿效的典范，因此，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进行剖析，从什么样的视角切入，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都要自己摸索。另一方面，文体学研究重视对作品形式及其艺术表现技巧的探讨，比起题材内容的分析来说，形式和艺术方面的探讨要么容易单调呆板，落入老生常谈，要么容易浮光掠影，难以把握，想有鞭辟入里的论述，更是难上加难。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在某一点或者某一方面有准确的把握，就能在文本分析和诗文创作双方面给人启发，其意义非可小觑。散文的形式艺术不好把握，论说文的形式艺术分析起来更难，京州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值得重视。这些探索集中在本书第五章《修辞论》、第六章《结构论》和第七章《风格论》，三章论述各有重点，可以顾名而思之：《修辞论》从譬喻、引证、顶针和鼎足对四方面，谈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的修辞技巧，条分缕析，举证富赡；《结构论》则将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的结构分成专论、设论、论难、问论以及书信五种体式，对各种体式又有细致的分析；《风格论》则从纵横家与名家、博赡与精约、华美与精辩三个方面，论述论说文风格的复杂多样及其源流变化。这些分析似易而实难，切实的把握更需要相当的学术功力。第五章是修订新增的，第六、七章从初稿到定稿的改动比较大，提升也相当显著。从修辞到结构到风格，这三章的论述逐渐由表及里，从浅到深，从初稿到定稿，京州对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的理解也日益全面，不断加深。论说文是不是文学作品，是否有文学性，是否具有美感，在我看来，这些根本就不成为问题，但京州似乎为此纠结过，在《风格论》中，他不忘强调“魏晋南北朝论说文充满睿智，讲求美感”，实际上，这结结实实的三章，就是他对这些问题的最好回答。

　　学位论文无疑是论说文的一种。这篇研究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的学位论文，可以说是古今两种论说文的碰撞和拥抱。无论是当年阅读初稿，还是今天阅读定稿，我都一直饶有兴味地观察，这种碰撞和拥抱会给论文的面貌甚至论文作者带来怎样的影响，往大里讲，这其实是在思考研究对象与研究结果以及研究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许应该说，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为进行这一思考提供了非常好的个案。论说文与经、史、子、集四部都有密切的关系，很少有文体是这样的。这是论说文体独特性的一种体现。简单地说，经部中的经说和经注都属于论说文；史部中有史论；子书既是论说文所从出的母体，也是汉魏以后论说文篇章发展的重要起点；无论在总集还是别集中，论说文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论说文经典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史书的著录以及总集的选录，这其实表明了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的繁荣发展与当时学术文化的关系，用刘永济先生的话说，就是：“论之为体，盖著述之利器，而学术之干城也”，“是故此体之兴废，常与学术相始终”（《文心雕龙校释》）。从论说文体繁多的名目、丰富的题材以及与诸多文体的广泛而复杂的关系中，都可以看出论说文与学术文化的这层联系。“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在魏晋南北朝这个讲究文采的时代，论说文往往既讲究文章辞采之美，又是学术思考的美好结晶，此中翘楚，当推由五十篇精彩论说文构成的刘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不仅给我们带来知识和思维的启迪，也留下了不尽的审美回味。《文心雕龙》对京州的启迪是多方面的，有一些影响甚至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京州是否有所觉察。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自称，他的文体论各篇都是从“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层次展开论述的。京州此书的结构，与刘勰的四个层次说可谓不谋而合，也可谓不得不合。第二章《体裁论（上）》是对论说文体的溯源，亦即“原始以表末”。《文心雕龙·论说》将论说文分为议、说、传、注、赞、评、序、引等八个名目：“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此即所谓“八名”。京州《体裁论（上）》以探讨论、说、难、评等“四名”的体制和源流为主，而以原、辨、解、喻“四名”附焉，显然是从“八名”变化而来的。《体裁论（下）》是研究论说文与其他文体或者其他著述形式的互动关系。论说文出于子书，二者之间既有分明的界限，又有交叉和融合。刘勰说，“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这只是简略的分辨；京州则从形式、内容、创作主体的出发点以及包括正史艺文志在内的历代书目的著录方式等方面入手，将子与论之间的界限划得更加清晰明确。《赋与论的开疆与互动》一节从渊源、命题、用韵、铺叙、假设主客问对、铺张扬厉的风格诸方面，论述论体“拓宇于汉赋”，论述具体而切当，对于理解赋论二体都有帮助。此外，《设论：介于赋论之间》、《私论与公议》、《连珠：微型的论文》、《注释：解散论体》等节，分别辨析论说文与设论、连珠以及注释之间的关系。考释论说文与周边诸文体的关系，是“释名以章义”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对比和甄别，更能厘清论说文体的内涵和外延。《题材论》亦分上下两章，共八节，上章五节，涉及理论、政论、史论、文论以及杂论五大类，每类之下又分若干具体论题，依次展开；下章三节，则是对若干有代表性的题材进行专题研究，上下两章是点和面的结合。这两章有很多表格特别值得注意，通过一系列费心整理的表格，对某一专题的论说文进行分类梳理，其功能相当于“选文以定篇”。第五至第七章依次为《修辞论》、《结构论》和《风格论》，则显然是“敷理以举统”。在古代文论中，刘勰《文心雕龙》历来号称体大思清，结构绵密，京州如此结构全篇，恐怕是受益于《文心雕龙》一书。研究主体受到研究对象的影响，这是又一个例证。

　　（《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