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汉学家阎若璩自视极高，少有称许，于明末清初间的学者，仅服膺三人，顾炎武为其一。同样恃才傲物的汪中，“于时流不轻许可，有盛名于世者，必肆讥弹”，但自谓“少日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推为通儒。四库馆臣谓“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被誉为“岭南第一才子”的宋湘有一段话，集中体现了清人对亭林的评价：

　　国初名儒，予最服膺顾亭林先生。先生之学博矣，而无考据家傅会穿凿、蔓引琐碎之病；先生之行修矣，而无讲学家分门别户、党同伐异之习；先生之才识优矣，而无纵横家矜才逞智、剑拔弩张之态。所著《日知录》一书，举经史子集之要，统修齐治平之全，择精语详，扶世翼教，其学为有用之学，其言皆有本之言。孔子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孟子所谓“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若先生者，庶乎足以当之矣。

　　在顾炎武百科全书式的学养中，最为人称道的，一是音韵之学，一是地理之学。全祖望谓亭林“最精韵学，能据遗经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学之变，其自吴才老而下廓如也，则有曰《音学五书》”。而地理之学，顾炎武好友卫尔锡言其用心尤多。其地理著作影响最大的便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就亭林著作的影响而言，当首推《日知录》。据黄汝成于道光十四年所作《日知录集释叙》，此前为《日知录》作注疏的学者多达九十六家。钱大昕学问之博大精深，在清代罕见其匹。他治学深受亭林影响，所作《十驾斋养新录》，考镜源流，包罗万象，洞悉幽微，在体例上与《日知录》颇相近。

　　亭林在清代的学术声望，主要在他是公认的汉学开山之祖，不过就他对近现代学术影响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两段话，更值得重视，一是评《求古录》：

　　炎武性好远游，足迹几遍天下，搜金石之文，手自抄纂，凡已见方志者不录，现有拓本者不录，近代文集尚存者不录，上自汉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共得五十五种。每刻必载全文，盖用洪适《隶释》之例，仍皆志其地理，考其建立之由，古字篆隶，一一注释，其中官职年月，多可与正史相参。如：“茶”、“荼”、“準”、“准”、“张”、“弡”等字，亦可以补正字书之讹。

　　一是评《金石文字记》：

　　前有炎武自序，谓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今观其书裒所见汉以来碑刻，以时代为次，每条下各缀以跋；其无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书人姓名，证据今古，辨正讹误，较《集古》、《金石》二录，实为精核，亦非过自标置也。所录凡三百余种，后又有炎武门人吴江潘耒补遗二十余种。碑字间有异者，又别为摘录于末，亦犹洪适《隶释》每碑之后摘录今古异文某字为某之遗意……在近世著录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灿然明白，终未能或之先也。

　　陈庆镛一言以蔽之：“国朝自顾亭林先生岀，以金石证经、史，字学、经学皆大治。”

　　论者谓王国维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其“二重证据法”确立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时代。由于时代的原因，顾炎武当然不可能达到王国维那样的高度和深度，但他以金石证经、史，将历史遗留的实物与文字记载相参照，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实证研究，应有导夫先路的作用。

　　关于亭林的学术思想和成就，非本文所能概括。现仅就其荦荦大端，略作陈说。

　　清初理学和心学之争仍在继续，亭林无疑是心学的批判者，他曾引述明人唐仁卿答人书之言：“古有好学，不闻好心。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一篇，显然也是维护朱熹，批判王学。

　　亭林自谓十六岁时，“独好五经及宋人性理书”。他编《下学指南》，意在“别其源流，而衷诸朱子之说”，“繇朱子之言以达夫圣人下学之旨”。晚年寓居陕西华阴，因朱熹曾在此主持云台观，与华阴令迟维城筹资建朱子祠，自始至终都很尊重朱熹。但不能因此说亭林是理学的追随者。早在他童年时，就已聆听了嗣祖顾绍芾的教诲：“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顾绍芾这番话，是针对当时人不读《通鉴》，而以朱熹编纂的《通鉴纲目》取代这种现象而发的；并督促亭林在十四岁时，即将《通鉴》读完。这番话对亭林更深刻的影响是：作为理学代表人物的朱熹，其改动都会有损元典的精义，不可轻信。即使最杰出的理学家，也不可能替代前人的成就。因此，治学必须从读经入手，这是根本。这种治学思想，贯串亭林的一生，不曾有丝毫怠懈。亭林能成为清学的开山祖，实基于此。

　　清初汉学和宋学之争，尚不明显。但由于治学精神和方法的不同，二者之间的分歧始终存在。乾嘉之后，汉宋之争愈趋激烈，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方东树《汉学商兑》代表了两种极端的态度，也正是在这两部书中，对亭林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江藩曰：“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

　　而方东树反驳说：“江藩曰：顾亭林、黄太冲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云云，意甚憾其不专宗汉学，已为谬见；又称其深入宋儒之室，益为无见之谈。以余论，黄、顾二君，盖得汉学之精而宋学之粗者也；如江氏、惠氏，乃拾汉学之渣秽者也。后有真儒，必以余言为信。”

　　江、方之说，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都有明显的偏见。在当时持论比较客观的章学诚，也认为亭林之学出自朱熹：

　　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三传而为仁山、白云，四传而为潜溪、义乌，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则入于辞章，学则流于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

　　但要真正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还得从亭林自身的著作入手。

　　（《顾炎武全集》（全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定价19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