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二、对原著录的修正与存疑

　　本书《凡例》有云，“本编各书之著录，含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及批校题跋诸项，凡有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著录相出入者，系重加考订所作之修正。有疑问但暂无确凿依据者，则从旧著录而不轻改，用括号注明存疑。”必须指出，这里强调《善目》，是因为上海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没有正式对外发布，读者对上图所藏善本的了解，通常根据《善目》。但实际上有一批馆藏善本由于各种原因《善目》未著录（在本书《凡例》中已作交代），而被收入此书，因此，编纂此书的过程，是对所收录的全部1740余部书进行重新编目，不仅《善目》著录之书。重新编目过程中，纠正原来著录错误者，占比一成以上。兹就“修正”与“存疑”两端，择要举例加以说明。这些例子虽不能全面反映编目中所遇各种问题，但颇为典型，既可供同行编目之参考，亦能使读者对编纂此书之意义有进一步了解。“修正”之例多涉稿、抄、校本，“存疑”之例则以刻本为主。

　　（一）修正举例

　　清陈鳣撰《经籍跋文》一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抄本，叶景葵、顾廷龙跋”。此本前有管庭芬所编目录，又附钱泰吉致蒋光煦手札一通。诸前辈或谓此本系陈鳣写定原稿，有吴骞题跋；或认为钱札系亲笔，而陈鳣之作及吴骞题跋为摹本。《善目》即据后者意见著录，隐去吴骞题跋。

　　按此本旧为管庭芬所藏，目录乃管氏手书编定，钤有“臣庭芬印”白文方、“培兰一字芷湘”朱文方二印；卷端钤有“芷湘书画”朱文方印；卷末（即吴骞题跋之叶）钤有“管庭芬印”白文方、“培兰”朱文方二印。细审正文，确如钱泰吉、叶景葵所言，乃陈鳣手稿。陈氏先是誊录旧文，复作修改，凡修改者约四十处，大多非出自抄写之误，而系文字内容之增损。如《宋本尚书孔传跋》“盖宋时婺本群经并刻也。是书每册前后有彭城楚殷氏读书长方印”，点去“也是书”三字，增入“九经三传沿革例云婺州旧本即婺所从出也”十八字；又如《宋本礼记注跋》“按所谓或据芳传者，盖指孙颐谷侍御《读书脞录》，有云：王制虞庠在国之西郊，据《北史·刘芳传》引作四郊，盖西字误也”下增入“侍御此论曾亲告诸余”九字。又，检蒋氏《别下斋丛书》本，有道光十七年管庭芬跋，谓其从西吴书舫以善价购得此本后，钱泰吉“读而称善，手录一通，藏诸学舍。今夏命芬校定数字，将属同门蒋君光煦刻入《别下斋丛书》”，则蒋本所据乃钱氏抄录、复经管氏校正之本（该本今藏国家图书馆），而非此稿本。稿本之吴骞题跋与蒋氏刻本也有个别出入，如“友直、友亮、友多闻”，蒋本改“亮”为“谅”；“钱宫詹辛楣”，蒋本改为“钱辛楣宫詹”，似亦管氏校改。稿本与刻本的差异还有：一，稿本每篇末皆有陈氏撰写年代题记，刻本删去。二，稿本卷末附《干氏考》一篇，刻本未收。若如《善目》，将此手稿本著录于国图藏本之后，则此本之价值不显矣。

　　意者《善目》所以定此为抄本，可能因为吴骞之题跋非寻常所见行书之体，而是端楷；且陈、吴二氏皆未钤印。然陈文用红格纸写，吴跋则别书于无格纸上，若是抄本，似无换纸必要。而吴跋以楷书，未必不出其手；或因故请人代书，也不无可能。检《“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收录吴骞校本《千顷堂书目》，有吴氏所题两跋，题于乾隆乙未者为端楷，题于嘉庆丙寅者为行书。因有行书题跋在焉，其端楷之跋（书迹与此本非出一手）即使出于代笔，要非伪作。类此，本编所收清初抄本《霏雪录》更能说明问题。该本经鲍廷博、吴骞校，有吴骞楷书题词、楷书抄录《镏绩传》，又有行草书题跋，谓“余既手校《霏雪录》，复从万季野先生《明史列传稿》见《镏绩传》，亟录于卷首”云云，则题词与《镏绩传》皆吴骞手书，而其楷书与此《经籍跋文》题跋字体完全相同。由此证明，《经籍跋文》既为陈鳣手稿，吴骞题跋亦非过录或作伪。顺便指出，《善目》以有无印章定吴骞楷书题跋真伪的例子尚多，譬如本编所收吴骞批校本《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批校为行草书，题跋乃楷书，《善目》仅著录其批校而略去其题跋。而本编所收元刻明印本《图绘宝鉴》，有吴骞、陈鳣、黄丕烈等题跋，吴骞跋为沈树代笔；吴昂驹辑稿《虫获轩笔记纂》（《善目》作“拜经楼抄本”未妥），吴骞题跋亦楷书，《善目》却皆著录，因有其印章之故。《善目》此法虽谨慎，但欠客观。

　　清惠栋评点、王鸣盛跋本《孔子家语》十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作“明嘉靖四十三年陆治抄本”，排列在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之后，著录不确。

　　该本并非如王鸣盛题跋所言只是陆氏的手抄本，而是一部经陆氏悉心考证、重订而成的王肃注《孔子家语》新的版本，是陆氏手稿本。陆氏之考证，见诸其在书中之按语、夹注，内容包括改正传本讹误、补苴缺文、诠释王注、补注王注所未及、考具人物名氏事迹、考订六书本义以厘正今文写本等，并撰有《考证凡例》、《每篇古文辨义总目》及《刻家语题辞》。此为其初稿，成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卷末有陆氏自跋云：“余之知学也晚，而得此编又晚，考定甫成而年已七十矣，而复难于亲书。又一年而后书成，余岂老而忘倦、愚而好自用哉。念圣典之幸存者重，望述作于将来者深也，故并为一帙，以备遗亡，致慎焉尔。后之得斯编者，其慎保之。嘉靖甲子季冬后学陆治识。”越二年丙寅又跋曰：“余初考定王注，惟正其传写之讹谬，其文虽有繁而不要者，皆仍其旧。及其登梓之时，重加考订，间有不合经传而义不相蒙及辞之繁衍者，据而易之，则此本之所未备也，观者又当以刻本为正。后丙寅九月陆治重题。”据此，则陆氏当有另一待刻之修改稿。而其修改之稿可能并未及时刊刻，这从今存隆庆六年（1572）刻本可窥端倪。该刻本整体与此稿相同，卷末有徐祚锡跋云：“《孔子家语》多异同，文恪王公谓王肃注本独为近正，其它皆舛戾，殊非孔氏所传之旧也。以今考之，诚然。公尝欲锓梓而未逮，其子延素授之包山陆治。治思欲竟公之志，乃校雠其间，凡篇章错乱及杂见他书者，并为补次其下；又以传写今文或非当时安国改定之旧，更为考订六书本义，厘而正之，为卷有十，藏之箧笥久矣。祚锡生也晚，世讲治之门，得与观焉，以是知肃有功于圣门，治有功于肃也。然此书校肃所注加十之六七，而治又不敢自居，其谦德不可及哉。祚锡以治之功不在肃下，不可以泯泯已也，请以付之梓人，而并著其所自云。隆庆壬申仲夏望，长洲后学徐祚锡谨识。”粗检徐跋刻本，确有与此稿出入之处，如《相鲁第一》中“匹夫莹侮诸侯者罪应诛”之“莹”，此稿注“户顶切”，徐本作“乌迥切”；“若其不具是用粃粺”下之小字注，徐本多“言享不备礼也”六字；“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下之小字注，徐本多“按春秋传及史记郓讙龟阴为三邑今讙亭龟山及郓皆在汶北岂并汶而言之乎”三十二字。则徐跋刻本所依据者，或即陆氏之修改稿，惜今不传，而此初稿之幸存，又何其珍贵也。又，陆治卒于万历四年，刻徐跋本时其尚健在，玩味徐跋“请以付之梓人”之言，或此本实即陆氏自刻，徐氏为其鼓吹，也未可知，则《善目》将此刻径著录为徐氏刻本，盖可商榷。而无论如何，自王鸣盛以降，无视陆氏之考证成就而将其手稿当作抄本，而《善目》又将隆庆六年刻本排列在此稿本之前，应予以纠正。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家语》一向被认为是王肃伪造之书。自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和《家语》有关，说明《孔子家语》自有来历，并非伪书，则其相关传本定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对上图这个本子予以重新认定，有其学术价值。

　　管庭芬跋本《别下斋书画录》不分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蒋光煦辑，手稿本”。此本虽钤蒋光煦印章，但光煦同门管庭芬的题跋明言“此许羹梅茂才《别下斋书画录》手稿”。羹梅名光治，与光煦同里，工书画篆刻。检民国十一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印本《别下斋书画录》，知该书乃许、蒋二氏去世后，由管庭芬据二氏存稿整理而成，卷端题“蒋光煦编，许光治校”，系按旧时规矩，其编撰实以许氏为力。而此稿本既出许氏之手，若仍著录为蒋氏手稿本，则有欠妥当，故改为“蒋光煦藏，许光治撰，手稿本”。

　　《归震川先生文钞》二卷，上海图书馆原作清张士元手抄本，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张士元辑，清乾隆张士元抄本，清张士元批校”。张士元（1755—1824）字翰宣，号鲈江，江苏震泽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性耿介恬淡，授以教谕不就。馆大学士董诰第中，诰待之颇厚，多所规诤。后浙抚阮元聘主诸暨书院。古文师法归有光，与王芑孙、秦瀛、陈用光等相研究，尤为姚鼐所激赏。此书不仅士元手辑，复有其诸多手书评语，实为手稿。卷首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自序有云：“余生平酷嗜熙甫文，独病其集中间有应酬率易之作，不适于读也，因手录其尤可法者若干首，即用熙甫读《史记》之法读之，稍稍加评注焉。”显然，此选本乃士元刻意编纂，正其研究古文代表之作，而非寻常读书抄撮之本，若著录为抄本，其价值难免被淹。按士元序文已收入所著《嘉树山房集》卷五（嘉庆二十四年刻本），而全书未见刊刻，端赖此稿本流传，殊可宝贵。

　　清顾莼校跋本《唐书猎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作“十六卷，清毛奇龄辑”。顾氏题跋略云：“道光七年三月朔，黄左田先生见过，出是书见示。……计是书之得，西河先生以示何义门，义门则赠之于左田先生之高祖，而五传至左田。原稿改抹处颇多，因嘱人代抄一过。适稿既模糊，而抄手亦劣，遂令鲁鱼亥豕不堪枚举，亲为校对一通。……其无序无目者，则又其稿之初成而未暇计及于此也。”据此，该书似经顾氏整理，非原稿面目，原稿是否为十六卷，是毛奇龄所辑抑或系毛氏旧藏他人之作，皆有疑问。《善目》著录上图另一部清抄本《唐书猎俎》，卷端题“云间徐孚远闇公甫纂”，计二十四卷。两本相校，十六卷本之内容仅为二十四卷本之卷三至十。又，上图别藏一部残钞本（原分编两处），存卷三至七，与二十四卷本分卷内容相符，是此书当为二十四卷。按徐孚远尝纂《十七史猎俎》，凡一百六十卷，《华亭县志》谓“孚远以吕氏《详节》琐而不要，唐氏《左编》博而不精，故著此书”。今《十七史猎俎》未见流传，但《唐书猎俎》当为其书之一，则作者非毛奇龄盖可知晓。

　　清孙潜跋本《禅月集》二十五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初影宋抄本”。但据孙氏跋谓“假得钱宗伯家旧钞本印写，钱本盖宋本印钞者也”，则此本非直接影抄自宋本，当属传模影宋抄本。若著录为影宋抄本，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径据该书宋本影抄之明末毛氏汲古阁本混为一谈，似不妥当；况且钱谦益旧藏本是否直接影抄宋本也并不能肯定，故改此本为“清初抄本”。当然，由于此本行款与毛抄相同，即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善目》将其排列于国图所藏毛抄之后、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柳佥抄本之前，是合理的。柳佥抄本为十行二十字本，疑出另一版本系统，抄写虽早，讹误颇多，显非影抄。

　　《善目》中类此“影抄本”尚多，可能旧时有这样不加区别的习惯。如某著名版本学家尝称赞徐乃昌影宋抄本《李商隐诗集》，谓其精美能传书棚本神态，较毛抄更胜一筹。其对毛抄的批评虽有道理，但徐乃昌本系据清初钱兴祖旧藏影宋抄本（今藏上图）传模，亦非直接抄自宋本。

　　其实，批校题跋之过录，也有类似情况。如清钱泰吉跋本《苏学士文集》，《善目》著录为“清钱泰吉录何焯批校及跋”，实际上钱氏并非录自何氏原本，而是从姚世钰过录本传录。

　　叶恭绰跋本《文山先生集杜诗》二卷《附录》一卷，上海图书馆原著录为“旧影抄本”，乃据叶氏题跋之谓。此本纸颇旧气，钤有“席鉴之印”白朱文方、“席玉照氏”朱文方、“萸山珍本”朱文方三印。席氏乃明末清初常熟藏书名家。《附录》有明成化十八年壬寅刘逊《宋文信公祠堂记》，卷末有成化二十年甲辰杨守址跋，则此本系抄自成化本，若按所钤印章，应抄在清初。然谛审席氏诸印，皆属伪造，则定为旧影抄本误矣。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成化刻本仅三家有藏，洵属稀见，书估伪造旧抄本射利，不足为奇。观其卷末钤有“海宁陈琰有年氏曾观”一印，颇疑即陈氏所为。曾见黑龙江图书馆所藏“知不足斋影宋钞本”《南宋八家集》（民国十一年陈琰（字立炎）古书流通处曾影印出版，附于毛氏汲古阁影钞《南宋六十家小集》之后），其字体与此本如出一手。陈乃乾先生尝于《上海书林梦忆录》（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之《陈乃乾文集》）一文披露，该“知不足斋影宋钞本”实系古书流通处伪造，则此本很可能亦陈氏“杰作”。

　　章钰跋《河南集》三卷《遗事》一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抄本”，若孤立审视，似乎不错，但《善目》将此本列于国家图书馆所藏道光许翰抄本、温州市图书馆所藏瑞安项霁水仙亭抄本之后，就有问题。观章氏题跋，谓该本“留”字缺笔，疑为吕留良家抄之本，虽未能确定，却有其道理，因为该本钤有“汪鱼亭藏阅书”朱文方印。汪鱼亭名宪（1721—1771），字千陂，钱塘人，乾隆十年进士，喜蓄书，有《振绮堂稿》。根据其钤印，则该本至迟当抄于雍正、乾隆之间，而《善目》之著录，显然认为抄于道光以后，相去甚远。至于《善目》著录之同书其他抄本，是否抄在此本之前，也有待查考。

　　《华阳国志》十二卷，明万历吴管刻《古今逸史》本（卷十上、中配清抄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佚名过录清何焯校，清惠栋跋，邓邦述、叶景葵跋”。事实上此本既有何焯校语，还有其题跋。何氏校跋与惠栋题跋，究属真迹抑或他人过录，先后阅此本者邓邦述、叶景葵、徐森玉、赵万里、顾廷龙诸先生意见相左。邓氏题有两跋，民国十一年壬戌之跋云何氏校跋乃真迹；翌年癸亥之跋则云系何氏弟子过录，且谓惠氏之跋亦真假难辨。叶氏认为惠栋之跋乃真迹，而何氏之校跋系惠氏所临。1950年元旦，徐森玉、赵万里先生到合众图书馆阅书，定何氏校跋为真迹，顾廷龙先生表示赞成并题识数语，似已成定论。但数十年之后，《善目》复定何氏校语为过录，并隐去其题跋，不作著录。前后反复，不禁令人感叹鉴定批校题跋本之难有如此。按邓氏癸亥跋有云：“此书底本藏吾乡图书馆中，为钱唐丁氏故物。今年余来金陵，亲检对之，唯无松厓跋语。”所谓丁氏本，亦《古今逸史》本，今藏南京图书馆，《善目》也著录为“佚名录清何焯校跋”，与邓氏所云抵牾。余因此专往南图检览，所得结论适与邓氏相反。该本校跋字体与何焯不类，确系过录，而其底本实即上图本，惟其过录何氏校跋时间在惠栋题跋上图本之前，故无惠氏跋耳。至于惠氏临何氏校跋之说，若刻意临摹，不免露呆滞痕迹，难能如此流畅；若信手写来，则必显惠氏书风，而观其字体（包括本编所收其他惠氏手稿或题跋），即可作出否定之判断。故上图本之何氏校跋与惠氏题跋皆系真迹，应无问题。又，此本目录之叶为楷书抄配，并题有“华阳国志目录照钱叔宝所藏影宋抄本录出焯记”一条，前辈们似避而不谈，余认为亦何氏真迹，由此可知其校勘之依据，则此本之文献价值较《善目》著录之其它版本为高。

　　（《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全1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定价：25000.00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