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东原和章实斋，在清代学术史上如双峰并峙，特别是胡适写了《章实斋年谱》和《戴东原的哲学》后，二人的地位更加凸显。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更是把二者相提并论。不过正如书中所说，实斋将东原引为同道，可是东原并未把实斋放在眼里。

　　东原看得起的，是嘉定的钱晓徵。虽然东原和晓徵在思想上的交集远不如东原和实斋为多，但是这并不妨碍两人惺惺相惜。东原三十多岁时举于乡，策蹇至京师，获交钱晓徵，此时“人皆以狂生目之”，独晓徵称之为“天下奇才”，为之延誉。东原在京师安定下来后，声名才逐渐播于海内。对于晓徵的推许，东原投桃报李，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徵为第二人。”自己则毅然以第一人自居。以东原之狂，这大概算是对晓徵的最高褒奖了。

　　二者的高下到底该如何评判呢？如果以义理为标准，那么东原的成就确乎在晓徵之上，堪称“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戴东原的哲学》），当仁不让稳居第一。但是如果以考据为标准，东原则未免技不如人屈居第二，正如郑堂所言：“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晓徵）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国朝汉学师承记》）

　　考据之学贵于征实，义理之学易于蹈空。考据可愈推愈密，义理却难免时移事易。故默存先生有言曰：“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读〈拉奥孔〉》）

　　在考据之风大盛的乾嘉时期，东原为学人敬仰之处，其实还在于他的“木石砖瓦”。但是，不仅余英时认为“考证在东原的全部学问系统中仅占据第二义的位置”（《论戴震与章学诚》），就连东原自己也承认：“余于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文史通义》）

　　当世能号为通人的，舍晓徵又能是谁呢？只不过在东原眼里，这样的通人只配和他的舆隶嘘寒问暖而已。可见，东原“以晓徵为第二人”的说法，如果不是言不由衷，则不仅谦有加，而且还是相当抬举晓徵的。为此，刘寂潮先生又揭出一事：东原卒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有五；晓徵卒于嘉庆九年（1804），年七十有七，“东原在世时，晓徵诸著述若《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皆未问世，而东原已据其言谈而决其为第二人，知人哉！斯亦不可谓非巨眼者矣。”（杨勇军点校《十驾斋养新录》序）

　　倘使东原长寿，著作更富，则其为天下第一人的念头会更加强烈；倘使天假其年，得见晓徵的《十驾斋养新录》，是否会动摇其“以晓徵为第二人”的想法呢？依我看，一定不会。因为让东原自以为无往而不胜的，正是他所持的“义理乘舆、考据肩舆”的观念。但这样一来，颇类似于东原以其上驷与晓徵之下驷赛跑，虽稳操胜算可是未免胜之不武。伤得起的晓徵丝毫没有生气，在东原去世后撰写的《戴先生震传》中说：“其学长于考辩，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果不可易。”在这篇传文里，晓徵又置东原的上驷于不顾，反而把他的下驷狠狠地夸奖了一番。

　　《十驾斋养新录》是晓徵晚年精心结撰之作，凡二十三卷，举凡经学、小学、史学、官制、地理、姓氏、典籍、词章、术数，甚至少数民族文字，无不洞晓。姑举一例以见其余。陈寅恪先生名字中的“恪”字，一说读作“què”，一说读作“kè”，多年来一直聚讼纷纭。有人认为是客家方言，所以应当名从主人；有人认为是古音旧读，但“旧”为何指，却语焉不详。论者大都忽略了《十驾斋养新录》卷四“客”条的考证：“明天启间客氏、魏忠贤用事，当时有‘茄花委鬼’之谣，盖京都语‘客’为‘茄’也。《元史》怯烈氏或作克烈。英宗国语谥曰格坚皇帝，石刻有作‘怯坚’者，盖亦读‘格’为‘客’，因与‘怯’相近也。”由此可见，“恪”字读“què”，原因还在于民国时期北京话里保留了明天启以来的京都方音。晓徵考辨群书，佳例甚多，其中如卷五“古无轻唇音”条，早已被公认为汉语语音史上的重大发现。

　　陈援庵对晓徵此书推崇备至，说：“《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励耘书屋问学记》）这本比《日知录》更上层楼的著作曾收在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嘉定钱大昕全集》中，距今十五年后，整理者重又为之雠句比字，捃理务覈，数易其稿，交付上海书店出版社锓版单行，俾四方好学之士生于东原之后，得睹东原未见之书，幸何如哉！

　　（《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定价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