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史上，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占有重要地位。丁氏与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聊城海源阁杨氏、湖州皕宋楼陆氏并称“清末四大藏书家”，而丁氏文献活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尤为突出。民国以来，学界对丁氏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厚的积累，但在材料的剔抉、解读，事实的考订以及文化意义的阐释等方面，仍有待推进。石祥博士的《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书事新考》，就是在前贤基础之上推陈出新的力作。

　　全书共三编。上编以人为中心，考索丁氏图书聚散之始末。作者既尽最大努力还原了丁氏访求书籍的史实（第一章），也努力追踪了丁氏藏书流散各地的踪迹（第三章）。一聚一散，使晚清民国书籍传播史的重要环节宛然可见。聚散之间，作者别具匠心地考述了丁氏与同时代藏书家、学者的交游（第二章），坚实的史料、丰富的细节，颇能使读者想见书籍文化史中那段逝去的风流。

　　中编以书为中心，对丁氏成员的著述作了详细考察，尤见功力的是对《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研究。作者充分利用稿钞本等第一手材料，对《丁志》的编纂过程、编纂心态、体例特色进行了梳理。其中，《丁志》的作伪情况、善本标准等问题，已有研究或较少留意，或讨论不够充分，而作者皆能依据史料，给予较为公允的回答。

　　下编以丁氏编刻的《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等丛书为对象，考述其编刻丛书的背景动机、始末经纬、编刻丛书与其师友交游的关系、编刻丛书的运作方式以及丛书刊刻使用的底本等问题。其中，从师友交游的角度讨论书籍刊刻，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作者有意识地把文本的勘验与历史情境的还原结合起来，由书及人，又因人论书，颇能发前人所未发。比如，对丁氏编刻丛书过程中“利益共同体”的揭示，就是新颖而又富于洞见的命题。

　　该书胜义颇多，兹不备举。概而言之，有如下特色：

　　一、 对史料的充分使用，尤其是对稿本、钞本的充分利用。以往学界对丁氏书事的研究存在着材料整理与使用相脱节的现象，一方面是大量第一手史料的整理出版，另一方面是研究者对常见材料的辗转引用和对新出史料的视而不见。作者不但尽可能地利用了已出版的新史料，更在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杭州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古籍所提阅了多种丁氏著述的稿钞本、丁氏旧藏书籍（原书或缩微胶卷），书中对前人结论的大量匡补，就得益于对原始文献的勘验比对。

　　二、 多元而立体的问题意识。新史料的开掘不仅使常规研究更趋完善，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够促使研究者提出新问题。作者对各种形态的原始文献的利用有着充分的方法论自觉，在论述中，这些史料都被视为丁氏著述形成过程中的特定环节。作者对稿钞本的利用就体现了这一点，通过对丁氏藏书题跋、书志稿本、钞本、刻本细致比对，从书目增删、议论详略到文字涂乙、笔迹工拙，巨细靡遗。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寻行数墨的常规校勘，其实是通过文本比对重构了一部“著作形成史”。这样的校勘工作，目的不是还原静态的“著作之真”，而是动态的“著作形成之真”。而探求“著作形成之真”，当然源于作者新颖而自觉的问题意识。作者不只致力于挖掘丁氏著述的第一手材料，更注重广泛钩稽与丁氏书事相关的周边史料。书中征引的各家诗文集、日记、笔记、年谱、公私藏书目录、各家藏书题跋、书影图录也极为可观。这些史料的征引，非徒眩博而已。作者的真正目的，是把丁氏书事纳入清末民初藏书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在书人书事的冷静钩沉背后，是作者宏观的文化意识、浓烈的文化情怀。

　　三、 明统知类的学术判断。对丁氏书志的评价，历来有分歧，或誉之过甚，或责之过苛。对此，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其基础有二：一是对著作过程的详细还原，二是对著作体例的精确把握。读书必明体例，只有先明究体例，才能对著作的价值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作者非常注意对丁氏著述体例的辨别，对不同体例的文本，施以不同的评价标准，既不溢美，也不隐讳。作者对《丁志》善本标准的再讨论、对丁氏作伪心态的分析、对其乡邦情怀的揭示，皆能知人论世，入情入理。

　　四、 见微知著的学术嗅觉。丁氏三世聚书，一朝散尽。聚散之间，必有无数曲折隐秘，为世人所不知，有待后人表出。这就要求研究者既有黾勉以求的执著，又有见微知著的嗅觉。丁氏书事的整体轮廓既具，作者仍不满足，还致力于发掘湮灭已久的历史细节，其中最精彩的当属《静嘉堂文库藏写本〈当归草堂书目〉考》一节。作者从一份日藏汉籍书目入手，探赜索隐，使一部久不为人知的丁氏著述重见天日。为论定《当归草堂书目》的作者归属，作者从名号使用、版本著录，乃至人物传记各个角度着手，左右勾连，前后映发，颇见功力。《当归草堂书目》的再发现，不但有功于丁氏，对书籍传播史的研究，亦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五、 要言不烦的叙述文字。作者对丁氏著作的评价建立在辨体的基础之上，自身的写作也得益于体例的明晰。全书以书事为限，脉络清楚，不枝不蔓。史实叙述言简意赅，引证、按语脉络分明。凡作按语，皆忠实于史料，既有提纲挈领的疏通，又有多闻阙疑的谨慎。考订文献，也能着眼于大节，故能免于繁琐。此外，大量图表的设置，不但有助于阅读，亦为后之研究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方便。

　　如作者所说，本书只是其丁氏八千卷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书中解决了一些旧问题，也提出了更多的新问题。有些问题，关乎我们对丁氏藏书事业的认识，有些则关乎对更广泛的书籍文化史的理解。凡此种种，有待石祥博士与更多同道的努力。作为读者，我们乐见其成。

　　（《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书事新考》，石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