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唐以来，凡盐、铁、市舶诸种大利之事，政府往往独揽经营。而对外贸易包揽制度，起于明万历广东三十六行之牙商。这种制度又仿自盐商贸易，盐商是对内贸易独占，行商是对外贸易独占。明清二代，盐商、牙商同为粤东两大资本集团，盐课提举，亦兼摄市舶之事。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粤、闽、浙、江四海关，凡是对外贸易之事都以“官商”承揽。官商所设贸易行，名曰“牙行”，沿明之制，习称十三行（行商数目通常为十三，亦时有增减）。十三行行商亦为朝廷钦定，以捐输得官。行商为政府官吏代表，外国人一切请求陈述，都要由他们传达，拥有外交权，有秉命封舱停市约束外人的行政权，有对外贸易独占的经济权，外国人不得与中国人直接贸易。因为独占，行商获利丰厚，“银钱堆满十三行”（屈大均诗句）。而粤海关监督，在对外贸易中占有最重要地位，常勒索行商，贪污受贿。嘉庆二年（1797），蔡文官逃避税饷，海关即拘捕行商，用尽种种威吓手段，勒令代为填补。次年又火速征收六十万税银以充军需。其后该税银的一半尽归海关掌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蜃楼志》（又名《蜃楼志全传》）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小说细腻地描摹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海关口岸的世态人情、政治经济，勾勒出官僚地主阶级队伍中的一部分成员开始向早期商业资产阶级分化过渡的轨迹，尤其是对中国海关经济史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小说由双线展开：一条是以苏吉士为主的描写其读书、经商城市社会生活的线索，辅以海关逼勒商人小吏的故事；另一条是以姚霍武为首的山林强人的斗争线索，辅以假番僧摩剌海盗劫掠的故事。双线时有分合，以前一条线索为主。

　　本书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首先，小说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海关口岸的商业经济社会面貌，反映了封建仕途的险恶，以及封建官僚制度对新兴商业资本主义制度的禁锢。海关监督勒索行商及下属，逼迫他们填补税饷亏空，继而中饱私囊，行商贿赂海关图利，都在小说中得到形象地反映。小说还描画出封建官僚社会向商业资本社会转化的蛛丝马迹。小说主人公苏吉士就是这种转化的代表人物，他并不热衷读书做官，而是经商发家，诚信待人，乐善好施，生活美满。其次，小说言情也很有特色，“言情而不伤雅”。小说叙述了苏吉士与温素馨、乌小乔、茹氏等女子的恩爱聚散，其中有大量描写苏吉士家庭生活、闺房之乐的篇幅，也有一些性行为的文字描写，然而这些文字并非完全游离于故事之外的淫秽笔墨，而是融入故事之中，成为情节的一部分。再次，小说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情节设置、人物描写都深远影响了晚清的谴责小说。这是一部清中叶的海关社会谴责小说，是晚清谴责小说的前奏。海关监督赫广大为满足财、色欲望，使出种种伎俩。河伯乌必元为奉承海关升官发财，送女人，送银子，甚至将自己的亲身女儿也送进海关。姚霍武等人一心想报效国家，却不断遭受陷害，无辜被囚禁监牢，最后不得已反上羊蹄岭。小说中的真海盗摩剌，借助妖法蛊惑赫广大，不但骗取劫掠了大量金钱，甚至连海关四位姬妾也拐带走了。这些光怪陆离的现象在晚清的谴责小说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描述。当然，囿于社会、时代的局限，小说还不可能彻底提出推翻封建制度，只能是为封建王权服务，苏吉士官商结合，姚霍武被招安，都是“货于帝王家”的典型表现。

　　小说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具有强烈的时代、地域特征及浓厚的人情味。小说结构精妙，自然展开；语言流畅细腻，人物语言毕肖其身份、地位及境况。郑振铎在巴黎无意中读之，感到“欣慰不已”，并慨叹“名作之显晦，真是也有幸与不幸之分”。戴不凡认为：“就我所看过的小说来说，自乾隆后期历嘉、道、咸、同以至于光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的确没有一部能超过它的。”当然，小说明显受到《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等书的影响，苏吉士与西门庆、贾宝玉有明显继承关系，其妾施小霞似王熙凤，也很能干，惩治乌岱云一节显然仿自《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姚霍武等人起义落草，后被招安与《水浒传》情节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人物吕又逵从人名、性格、行动、语言都是《水浒传》中李逵的翻版。招安后攻打摩剌与梁山好汉征方腊的情节如出一辙。

　　《蜃楼志》问世后，曾多次遭禁毁。如今，这部长期尘封的优秀小说再次出版有助于我们了解清前期广州一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也使我们再次领略优秀古典小说的艺术魅力。

　　（《蜃楼志》，凤凰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定价：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