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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书评
多元视角 深入开掘
发布时间：2010-3-18 0:00:00 作者：朱渊清
陈致教授的《从仪式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一书，英文版由德国华裔杂志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中文版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诗》所具备的音乐的特质一直都受到重视。《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诗•郑风•子衿》毛传：“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歌之，舞之。”后人分析风、雅、颂的标准，也多能以乐言诗。宋代郑樵《通志•乐略》：“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辞曲也。”明代陆深《俨山诗微》甚至已将乐歌的区分追述到了乐器的区分。
《<诗经>的形成》一书，从音乐考古学的新颖视角，揭示出《诗经》形成过程的深厚宽广的背景，这是此前研究单从字面概念梳理齐整所无法比拟的。作者以音乐考古学结合古文字学，从文字溯源开掘平面文本背后的历史过程的努力亦相当成功。
作者以为，《诗》由不同地区的不同族群经历不同的时间结集而成。儒家将这些诗篇尊奉为经，使得—批早期诗歌作为—个整体得以保存。南、风、雅、颂这些分类的名称有可能是原本用于指称各类乐器的名词的文化遗物。在安阳文化之前，“南”可能指流行于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镩和句鑃；“风”指管乐器，周代也用来通称那些不限于礼仪场合的乐器，即大多数弦乐器、管乐器和某些轻型打击乐器；“雅”指甬钟(顶部有柄的槌击乐钟)，西周时期流行于周人统治的中心地区；“颂”或“庸”描绘的是一种限于商代贵族使用的早期槌击乐钟。《诗经》的编纂者在编排其中的诗歌时，似乎根据各篇诗歌的伴奏乐器，对不同乐式的诗歌作了分类。此外，古文字学研究表明，这些命名也考虑过地域(更确切地说是族群)的因素。
该书透过文字表达的文本，探掘文本的形成过程，在时空两个维度的广阔背景下，对《诗》的形成作了深入探索，展示给我们令人惊讶的繁复文化背景。作者并不将这些诗歌视为同时存在于《诗》编纂之时的乐歌，而是从跨文化的视野来看待这些保存在《诗》中的乐歌，认为这些不同的音乐体式之得以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同种族——尤其是商、周民族——之间演进和交流的过程。更确切地说，现存《毛诗》文本所见《诗》各个部类的划分和命名，源自各个种族、地域所代表的不同文化。而且，这些文化差异有一个长时期的变化，始自周朝建国之前(或晚商)，其时雅乐文化从商人和周人在文化或政治上的竞争中产生，又经由周朝贵族标准化，直到春秋中、晚期才广泛流布于中原各属国，从王宫、朝廷、宗庙降而及于众多的公、侯王国，并因此地方化和世俗化。作者认为，作为标准的音乐和文学作品传给后代的《诗》，最初因经历了一个从礼仪化到世俗化、从标准化到地方化的过程，而得以将不同的文化遗产融为一体。
在文化生存的空间范围中，《诗》三百定型的时代已是多元文化融合的时代，各单元文化的因素在《诗》的不同分类和内容中，也得到了保存。笔者以为本书最具价值的地方，就是把雅、颂的区分，放置在周、商文化的交流融合、抵制保存的历史长河中。作者把“雅”乐或者“夏”乐，看成是商周两个民族文化冲突的一个产物，殷人的音乐遗产有很多就是在这一文化冲突中被合并了进去。夏乐形成于周王朝的心脏地带，这种礼乐在中原和周朝其它地区的实际推行过程中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转变道路。在关中地区，即周朝的中心地带，周人的音乐保持着原初的结构。而在原为商朝领土的中原地区，呈现出来的却是典型的文化隔离现象，也就是说，在部分或表面上接受了被强加进来的周人文化的同时，地区性的音乐传统被保留了下来。
作者在研究中很强调语源的追索。对风、南、雅、颂的概念理解，基本还是立足于学术史的通行认知。笔者以为，作者在音乐史、考古物质证据，以及文化历史比较研究上的贡献要高于其在语源上的新发明。作者是在学术史的已有成果上展开对《诗》形成的音乐、考古物质文化、民族文化交流、宗教仪式世俗化过程的文化背景的解释，而并非是完全立足于语源新发明之上的文化解释。当然，经学专家陈致教授的研究因为有着传统研究的良好修养和深厚基础，他的语源考察有着非常稳健的基础，显示出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谨慎的学术态度。这样的语源研究结合考古学、音乐学的背景研究，展示出一种奇特的魅力，让我们认识了《诗经》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因此将上古音乐文化的丰富绚烂成功地展现给了读者。
(《从仪式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陈致著，吴仰湘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定价：38．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09年12月)
《诗》所具备的音乐的特质一直都受到重视。《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诗•郑风•子衿》毛传：“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歌之，舞之。”后人分析风、雅、颂的标准，也多能以乐言诗。宋代郑樵《通志•乐略》：“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辞曲也。”明代陆深《俨山诗微》甚至已将乐歌的区分追述到了乐器的区分。
《<诗经>的形成》一书，从音乐考古学的新颖视角，揭示出《诗经》形成过程的深厚宽广的背景，这是此前研究单从字面概念梳理齐整所无法比拟的。作者以音乐考古学结合古文字学，从文字溯源开掘平面文本背后的历史过程的努力亦相当成功。
作者以为，《诗》由不同地区的不同族群经历不同的时间结集而成。儒家将这些诗篇尊奉为经，使得—批早期诗歌作为—个整体得以保存。南、风、雅、颂这些分类的名称有可能是原本用于指称各类乐器的名词的文化遗物。在安阳文化之前，“南”可能指流行于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镩和句鑃；“风”指管乐器，周代也用来通称那些不限于礼仪场合的乐器，即大多数弦乐器、管乐器和某些轻型打击乐器；“雅”指甬钟(顶部有柄的槌击乐钟)，西周时期流行于周人统治的中心地区；“颂”或“庸”描绘的是一种限于商代贵族使用的早期槌击乐钟。《诗经》的编纂者在编排其中的诗歌时，似乎根据各篇诗歌的伴奏乐器，对不同乐式的诗歌作了分类。此外，古文字学研究表明，这些命名也考虑过地域(更确切地说是族群)的因素。
该书透过文字表达的文本，探掘文本的形成过程，在时空两个维度的广阔背景下，对《诗》的形成作了深入探索，展示给我们令人惊讶的繁复文化背景。作者并不将这些诗歌视为同时存在于《诗》编纂之时的乐歌，而是从跨文化的视野来看待这些保存在《诗》中的乐歌，认为这些不同的音乐体式之得以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同种族——尤其是商、周民族——之间演进和交流的过程。更确切地说，现存《毛诗》文本所见《诗》各个部类的划分和命名，源自各个种族、地域所代表的不同文化。而且，这些文化差异有一个长时期的变化，始自周朝建国之前(或晚商)，其时雅乐文化从商人和周人在文化或政治上的竞争中产生，又经由周朝贵族标准化，直到春秋中、晚期才广泛流布于中原各属国，从王宫、朝廷、宗庙降而及于众多的公、侯王国，并因此地方化和世俗化。作者认为，作为标准的音乐和文学作品传给后代的《诗》，最初因经历了一个从礼仪化到世俗化、从标准化到地方化的过程，而得以将不同的文化遗产融为一体。
在文化生存的空间范围中，《诗》三百定型的时代已是多元文化融合的时代，各单元文化的因素在《诗》的不同分类和内容中，也得到了保存。笔者以为本书最具价值的地方，就是把雅、颂的区分，放置在周、商文化的交流融合、抵制保存的历史长河中。作者把“雅”乐或者“夏”乐，看成是商周两个民族文化冲突的一个产物，殷人的音乐遗产有很多就是在这一文化冲突中被合并了进去。夏乐形成于周王朝的心脏地带，这种礼乐在中原和周朝其它地区的实际推行过程中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转变道路。在关中地区，即周朝的中心地带，周人的音乐保持着原初的结构。而在原为商朝领土的中原地区，呈现出来的却是典型的文化隔离现象，也就是说，在部分或表面上接受了被强加进来的周人文化的同时，地区性的音乐传统被保留了下来。
作者在研究中很强调语源的追索。对风、南、雅、颂的概念理解，基本还是立足于学术史的通行认知。笔者以为，作者在音乐史、考古物质证据，以及文化历史比较研究上的贡献要高于其在语源上的新发明。作者是在学术史的已有成果上展开对《诗》形成的音乐、考古物质文化、民族文化交流、宗教仪式世俗化过程的文化背景的解释，而并非是完全立足于语源新发明之上的文化解释。当然，经学专家陈致教授的研究因为有着传统研究的良好修养和深厚基础，他的语源考察有着非常稳健的基础，显示出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谨慎的学术态度。这样的语源研究结合考古学、音乐学的背景研究，展示出一种奇特的魅力，让我们认识了《诗经》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因此将上古音乐文化的丰富绚烂成功地展现给了读者。
(《从仪式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陈致著，吴仰湘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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