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书讯书评 >> 《王世贞全集》编纂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弇山堂别集》一百卷重新整理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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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书评
《弇山堂别集》一百卷于近期重新整理出版,它是上海交通大学许建平教授和我共同主编的《王世贞全集》的一项重要阶段性成果。王世贞是明代文坛的巨擘,也是明代重要文学复古流派“后七子”的代表人物,其博学多闻,著述极其繁富,以至《四库》馆臣谓“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提要)。也因此,其著作长期以来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数年前,《王世贞全集》的整理被列入由许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自立项以来,课题组成员分工协作,埋头苦干,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文献调查、版本搜集,以及具体点校和审核等各个工作层面,取得重要进展,《弇山堂别集》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顺利完成整理工作。中华书局于1985年曾出版由魏连科先生点校的《弇山堂别集》(以下简称魏本),其出版为学人阅读和利用此集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功不可没。但同时我们在重新整理过程中也发现,魏本的问题颇多,主要是存在大量的失校和断句之误。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80年代客观条件的限制有关,其时文献搜集和利用不及现今便利,整理工作面临的困难可以想见。在重新整理过程中,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别集》整理的难度和工作量很大,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它的文献来源十分庞杂,二是它的各个版本校刻不精,文字讹误甚多,又间有史事记载的诸多错误。为充分保证《王世贞全集》的编纂质量,此次《别集》的重新整理,无论在点校还是审订工作上,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勉力校正魏本存在的一系列误失,甘苦自知。
《别集》的重新整理本,总括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选用初刻本作底本。与魏本采用清光绪年间的广雅书局刻本为底本不同,为尽量体现《别集》的原始面貌,此次整理选用的底本系明代万历年间翁良瑜雨金堂初刻本。该本和其他版本虽均不同程度存在校刻不精的问题,鱼豕衍脱之误甚多,但较之诸本,一是其相对多地保存了《别集》的原貌,二是间有诸本皆误而此本不误的优势。后者如卷二《皇明盛事述二》之“一门高第”载“(孙)陞兄堪武会举第一”,其中“陞兄堪”之“兄”,诸本皆作“弟”,惟初刻本作“兄”。堪系陞长兄(参见《国朝献征录》卷三十六李本《资善大夫南京礼部尚书季泉孙公陞行状》、卷一百八孙陞《伯兄都督佥事堪行状》),初刻本作“兄”是,诸本皆误。又如卷二十九《史乘考误十》之“《林介立时行状》”条曰“时江彬方入行安坤宁宫兽吻礼毕”,“行”,诸本皆作“问”,误,初刻本作“行”是,《明史 · 江彬传》云:“会坤宁宫安兽吻,即命彬与工部尚书李鐩入祭。彬礼服入,家人不得从。”即可佐证。第三,利用多种校本和相关文献进行校勘。此次《别集》整理校以万历庚寅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广雅书局本等诸校本,同时参校了《明实录》《明史》《国朝献征录》《古今万姓统谱》《弇州山人续稿》《弇州史料》及其他明人著述等多种相关文献典籍,补校了魏本不少失校之处。魏本选用的校本和相关文献比较有限,有些重要的校本和文献典籍未能利用,失校之处颇多。譬如未用《四库全书》本进行校勘,《四库》本尽管和《别集》初刻本和其他诸版本一样,存在诸多讹误,也间有擅改之失,然同时又确有不少正误之处,具有较重要的校勘价值。又如《别集》中不少史料采自《明实录》,魏本因未利用《明实录》作校勘,造成诸多失校。通过与《明实录》相关记载的校覈,可以校正《别集》诸本文字的舛误。如下例:卷六十九《命将下》载:“永乐四年五月,安南国王陈天平还国……三月己巳,……邀杀天平。”如此,陈天平被杀和还国在时间上发生牴牾。经与《明太宗实录》比勘,知陈天平还国时在永乐四年正月,原文“五”当系“正”之形讹。又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三月朔日为辛卯,是月有乙巳日而无己巳日,原文“己巳”当系“乙巳”之误。再如《别集》卷八十一至八十四《科试考》载有明诸朝历年庶吉士选拔名录,诸本讹误脱漏甚多,若不是借助比勘,难以辨察其中之误失。重新整理本经比勘《明实录》等,校出诸本存在的讹脱。又如《别集》卷四十七至六十四之《六部尚书表》及《卿二表》等,诸本姓名、里籍、登科及职官升任时间等项记载存在许多舛讹或出入,重新整理本通过参校《明实录》《明史》《国朝献征录》等,对上述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校订。第三,藉本校抉摘异同,订正讹误。魏本之所以存在大量失校,除了未充分利用诸校本和相关文献进行校勘之外,还和其未能系统运用本校以纠正谬误有关。譬如《别集》卷三十二至三十六之《同姓诸王表》,《亲王》《郡王》诸表,卷七十至七十五之《谥法》,多记载有明众藩王之名讳、谥号、封邑等,前后卷帙比勘,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大量异文,或可以彼此验证诸王名讳、谥号、封邑等载录之正确与否。魏本由于未作前后文字系统的互校和互证,间造成前后所记名号参差不一,或一仍原文之误,失之不察。重新整理本在系统比对前后文字以及参校《明实录》,《明史》之《诸王传》《诸王世表》等的基础上,不仅校出了大量异文,而且校正了原文诸多讹失。第四,魏本间有未能辨识原文之讹而致失误者。如卷十九《皇明奇事述四》之“明缙绅奇姓”,其中皇甫复姓下列有“辽海人指挥斌”,此条下有双行小注“瓦事”。“瓦事”不辞,“瓦”当系“死”之形讹,诸本皆误,凌迪知《古今万姓统谱》卷一百三十皇甫斌条:“……适虏寇犯边,领军御之。至密城东峪,与寇遇,交战自旦及晡,斌气愈锐,战愈力,以矢尽死。”即可参证。魏本以未辨“瓦”字之讹,误将“瓦事”合成一字,视作名字。第五,魏本间有未辨文意而致失误者。如卷二十六《史乘考误七》之“双溪杂记”条曰“而写亦虎仙脱罪”,“写亦虎仙”实系人名,魏本未能察识,误将“写”视作写作之意,“亦虎仙”误标为书名。再如卷八十四《科试考四》有曰“考之海篇直音”云云,“海篇直音”系书名,全名《经史海篇直音》,魏本于此误标“海篇”为书名。第六,订正魏本诸多断句错误。魏本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乃出现不少句读上的失误,其散见之误兹仅举数例:“……守仁为之媿。屈元亨寻为太监张永捕获”(页484),当改断为“……守仁为之媿屈。元亨寻为太监张永捕获”;“于太宗朝又有商羊、独脚鸟”(页500),当改断为“于太宗朝又有商羊独脚鸟”;“中间谓公搆疾痰,饮已而入阁内”(页542),当改断为“中间谓公搆疾痰饮,已而入阁内”;“子男爵多系祠于南昌康、郎二忠臣祠者”(页735),当改断为“子男爵多系祠于南昌、康郎二忠臣祠者”;“……故即位而赠之太子少保,宾客文臣之得赠东宫大僚,自邹济、汝玉始也”(页803),当改断为“……故即位而赠之太子少保、宾客,文臣之得赠东宫大僚,自邹济、汝玉始也”;“右早孤短折曰哀冲,有其文而无其义”(页1375),当改断为“右早孤短折曰哀,冲有其文而无其义”;“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页1617),当改断为“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北虏抄掠无已,时脱,给而再失,失而又给,而又失之,如国体何”(页1715),当改断为“北虏抄掠无已时,脱给而再失,失而又给,而又失之,如国体何”。除散见于全书的一些断句错误之外,魏本局部出现的断句问题或甚为密集。如卷十九《皇明奇事述四》之“明缙绅奇姓”就是典型的例子。王世贞于其起首曰:“古今奇姓,余尝于《宛委馀编》略载之,而不能详,今于凌氏所记,拾本朝之可知者,更志一二,以俟增订。”这里所谓的“凌氏所记”,指的是明凌迪知所编《古今万姓统谱》,是书“以古今姓氏分韵编次,略仿林宝《元和姓纂》,以历代名人履贯事迹案次时代,分隶各姓下。又仿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名为姓谱,实则合谱牒传记而共成一类事之书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六子部《万姓统谱》提要)。据王世贞所述可知,其记载“明缙绅奇姓”,间采自凌氏《古今万姓统谱》一书所录。魏先生或因未详悉此书,在点校过程中未能取以参校,加之原文讹误衍脱相当严重,以故造成很多断句错误,包括未能辨别其中人物之姓名、里籍、履历等舛错衍脱之误。今重新整理本对照凌氏《古今万姓统谱》万历刻本,参稽抉摘,对魏本存在的众多断句及失校问题,作了全面校订,列出一百六十余条校记。
古籍整理是一项耗费时间和精力的艰苦工作,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情有可原。我们想说的是,对魏先生早年的《别集》整理工作予以充分理解和尊重,更何况在当时相对困难的条件下,点校这样一部难度很大的典籍实属不易。在文献查阅和利用较为便利的今天,古籍整理后出转精理所当然。我们也不敢说《别集》的重新整理本毫无问题,只是尽其所能,努力将错误降到最低限度,并虚心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踏实做好《王世贞全集》的编纂工作。
(《弇山堂别集》(王世贞全集)( 全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9 月出版,定价:39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