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夏含夷先生英文著述的接触，始于2011 年参加出国英语培训和嗣后在美国的访学，当时为了专业研究与英语学习兼顾，将英文原版《剑桥中国先秦史》拿来阅读，遂将夏先生所撰“西周历史”和其他几章译成了汉字（当时还颇怀大志，想将整部《剑桥中国先秦史》都翻译出来报效学林，后来发现志大才疏，抱憾而废）。2013 年3 月，夏先生到华南师大讲学，我将“西周历史”的译文交由夏先生检校。6 月，夏先生从意大利回信，对译文表示认同，但谓独木难以成林，他还有其他一些英文文章，问我有否兴趣继续翻译。于是在之后约一年的时间里，我又陆续翻译了七篇文章，与“西周历史”一起，构成此论文集的大半。

　　文章的翻译过程很顺利：我先将英文原作译成初稿，然后交寄夏先生审阅，夏先生指出译文中存在的问题，误译、漏译、理解上的偏差等等，我及时订正。因为有夏先生把关，对于翻译中最容易弄错的海外学者的名号、著述题目、报刊及出版社名称，我少做了很多覆按查考的工作，也少了张冠李戴的顾虑。

　　目前看译文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对这些文章的翻译，主要是“直译”，即尽量保持原作的内容不失真，包括原文的表达方式。但直译的问题在于有时太过拘泥于原文，从而导致译文在表达上可能不够自然和流畅。二是对夏先生原作所引中文文献的处理方式，其实，为了便于读者看出夏先生对所引文献的理解，更精当的方法应该是按其英译的意思予以译出，然后再在文后给出原中文文献。如夏先生所言：“任何三位中国学者在读《尚书》某句话时，都可能会有三种不同的理解，更遑论读一篇铜器铭文。老外也一样。因为阐释古代文献并不像数学那样，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所以向读者展示原作者的理解，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笔者当时为俭省时间，未作此种处理，而是直接按原出处进行了回译。这一点我此前并未与夏先生进行过沟通，但如果以后还有翻译机会，我想我会与夏先生商量尝试新的处理方式。

　　与夏先生的合作很愉快，邮件往复中经常会唠唠家常，广州的天气，芝加哥的花草都在话题之列，这也是望之俨然的夏先生即之也温的见证。在翻译过程中，我还得到了校友毕海杰女士的襄助，海杰硕士毕业后一直自谋职业，但她的中英文功底常令我这象牙塔中人有“高手在民间”的感喟，在此向海杰致谢。

　　翻译在目前的学术认定中被视为小技，但我还是为译文的杀青感到喜乐，因为只有真正从事过这个工作的人，才能理解其中的快乐、艰辛和意义。我知道读者将来买和读这本书，主要看的都是夏先生的名头，作为译者，不适合啰嗦太多，但还是想借此表达一下译后的心绪。

　　（《海外夷坚志——古史异观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4 月出版，定价：6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