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版的《中国祠堂通论》与2010年出版的《中国家谱通论》（该课题列为十一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1年11月入选国家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是我从事家谱文献抢救整理工作以来的衍生著作，堪称孪生姐妹。

　　我是1995年开始大量接触家谱文献的，那时我从安徽调回上海图书馆任党委书记主持工作。我调回上海不久，92岁高龄的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廷龙先生即引我到南京西路和长乐路上的上海图书馆古籍库，对上图收藏的历史文献一一向我作了介绍与交代：这里是普通的古籍，这里是善本古籍，这些是碑帖，这里是盛宣怀档案，这些是李鸿章的未刊稿，这里的家谱是从造纸厂抢救出来的或从废品站收购回来的……看到珍贵的历史文献被堆放在书库，没有得到及时的整理和很好的保管，尤其是家谱，一万余种家谱更是被堆放在书库的各个角落，听其尘封虫蛀，心情十分沉重，心里也萌发了必须将抢救历史文献工作放在非常重要地位的想法。

　　随后的一年里，在上海市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上海图书馆的历史文献抢救工作正式运作起来。我直接抓了家谱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成立家谱抢救小组，对家谱去尘扫霉；设立家谱阅览室，接待读者查阅家谱（这是大陆最早设立的家谱阅览室）；组织技工对破损家谱进行修补；大力收购旧家谱和征集新修家谱；组织专人编撰《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召开中国家谱国际研讨会，等等。就这样，我与家谱接下了不解之缘。

　　通过对家谱文献的长期浸淫和思考，我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我主编的《中国谱牒研究》、《中华谱牒研究》、《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相继得到出版。独立撰写的《解冻家谱文化》也于2002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主持的《中国家谱总目》是一部大型提要式的家谱联合目录著作，首次对全世界范围收藏的中国家谱进行了系统著录，于2008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2010年12月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

　　上述家谱整理与研究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家谱通论》的资料搜集与撰写工作。

　　要完成《中国家谱通论》的课题研究任务，关键是家谱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十余年来，我先后在上海、北京、安徽等地查阅2000余种家谱，对重要资料做了摘抄、复印工作，并按家谱目录、祖先像赞、修谱名录、谱序、凡例、恩荣录、谱论、姓氏源流、世系、传记、家法、风俗礼仪、祠堂、坟茔、族产、艺文、字辈排行、领谱字号等18类将资料进行分类，估计搜集资料字数数以千万计，为撰写中国家谱通论专著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资料基础。与此同时，对古往今来有关家谱的论著、论文、论述，尽可能进行搜集、浏览与研读。我已过花甲之年，但在家谱研究方面仍是个后来者，因此特别重视对古往今来有关家谱的论著、论文、论述进行搜集、浏览与研读，进行分析与比较，从中吸取撰写家谱专著的营养。

　　但是要完成中国家谱通论这项艰巨的科研任务，光沉到资料海洋里搜集家谱资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从海洋般的家谱文献里提炼出家谱史的重要观点，从前辈、先行者的家谱研究成果中吸取营养形成自己系统的看法，从分散的系列论文发展到学术专著的撰写，都意味着研究家谱工作质的升华与飞跃。因此，我感到要完成中国家谱通论的撰写任务，不仅要善于沉下去，从微观角度广泛搜集各种资料，而且更要勇于浮出来，从宏观视野把握中国家谱通论的撰写工作。

　　近百年来，尤近30年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家谱研究工作，已取得相当成绩。以论文而言，发表中国家谱的有关论文达2000余篇。以专著而言，海内外已出版一批家谱学术专著。如罗香林著《中国族谱研究》、日本多贺秋五郎著《中国宗谱的研究》、欧阳宗书著《中国家谱》、徐建华著《中国的家谱》等。但至今尚无一部体系完整且具规模的中国家谱史问世。本课题历时十年，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部有一定规模的中国家谱史，以填补中国家谱研究方面的空白。在中国家谱研究中，本专著第一次提出将5000年中国家谱发展沿革分七个阶段来进行论述，其中关于家谱的定义、家谱的诞生、家谱的转型、家谱的普及、家谱的价值等论述，都是在中国家谱研究方面有所创新的观点。

　　《中国家谱通论》于2010年元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又于2011年11月再版。2011年11月该书入选国家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人文社科类）。这是对我十余年来从事家谱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的最好鼓励与鞭策。这些年来我搜集、整理、研究家谱资料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同时对祠堂资料进行广泛搜集与系统整理的过程。

　　家谱是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记载本宗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祠堂是人们祭祀祖先、贤哲或神灵的房屋建筑。家谱是家族历史记忆的文本载体，祠堂则是家族历史记忆的实物载体。对一个封建家族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修谱与建祠。编修家谱，为的是明家族的来历；修建祠堂，为的是安祖宗之神灵。在家谱中，图文并茂的祠堂是家谱重要组成部分；在祠堂里，议论修谱、藏谱和验谱是祠堂重要功能之一。家谱与祠堂，关系密切，互为表里；修谱与建祠，相互依存，互相促进。

　　在搜集家谱资料中，必然涉及诸多祠堂资料，客观上为祠堂资料搜集提供了方便，我在主观上则有目的、有重点地对家谱和有关书刊中的祠堂资料进行系统的搜集与整理。类似家谱资料整理，我对祠堂资料，从纵的方面，按祠堂起源、诞生、汉代、魏晋南北朝、唐代、宋元、明清以及当代祠堂等专题进行分类搜集整理，从横的方面，则按祠堂种类、建筑、礼仪、祭田、管理、文化以及功能等专题进行搜集整理。搜集复印的祠堂资料堆起来，有等身之高，特別是我负责编纂的《中国家谱资料选编》的《图录卷》，计100万字，其中约40万字是祠堂资料，这一切都为撰写祠堂专著打下了资料基础。

　　在撰写《中国祠堂通论》中，我抓住三个重点：一是抓住中国祠堂的关键，即祠堂建置、祠堂祭祀、祠堂文化，以此来展开论述，以此为链条，将几千年中国祠堂的发展轨迹揭示出来。二是将一个时期的祠堂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即叙述祠堂沿革时，不是孤立地介绍祠堂本身的发展脉络，而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社会主流意识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三是运用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教育学等综合研究方法，多视角、多学科的探索中国祠堂史的发展线索。

　　《中国祠堂通论》的撰写工作，若从2000年开始搜集祠堂资料和整理编写专题祠堂资料算起，则已经13年了。

　　近百年来，尤其近30年来，中国祠堂研究已取得很多成果。以专著而论，就有《中国祠堂》（蔡丰明、窦昌荣著）、《山西古祠堂》（韩振远著）、《徽州古祠堂》（张小平著）、《江南祠堂》（尹文撰）、《顺德祠堂文化初探》（凌建著）、《祠堂中的宗亲神主》（王静著）等等，这些专著通俗简要介绍中国祠堂，有的着眼旅游介绍祠堂的知识及景点，有的从建筑艺术角度来论述祠堂，对祠堂研究都有所促进，但均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祠堂的专门史著作。

　　上述有关祠堂专著成果表明，尽管中国祠堂历史悠久，但至今尚没有一部资料扎实、体系完整、观点明晰、分析精当且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祠堂史问世，本专著就是努力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其对中国祠堂研究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祠堂研究中，本专著第一次提出将5000年中国祠堂发展沿革分祠堂起源、周代诞生、汉代墓祠、唐代家庙、宋代家祠、明清祠堂、当代祠堂七个阶段来进行论述，其中关于祠堂沿革、祠堂定义、祠堂诞生、祠堂祭祀、祠堂文化，祠堂价值等论述，都是在中国祠堂研究方面有所继承、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的观点。至于将当代祠堂作为中国祠堂发展沿革—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阐述，与当今流行的专门史体例比较，也具有学术开创性的意义。

　　中国祠堂历史悠久，系相当有特色的文化古迹，中国祠堂以其深刻、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本专著的问世，对于进一步开发中国祠堂文化资源，传承中华传统历史文化也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城乡各地，尤其在海峡两岸的民间，出现了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有些家族则进而出现修复或新建祠堂的现象，本专著论述了中国祠堂数千年的发展轨迹，对当今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祠堂的价值，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祠堂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定价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