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朱子到阳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束景南、陈来这南北两位学者，于朱子学研究卓有树立后，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阳明学研究。二人皆以朱子和阳明为立学根本之所在，盖“非如此不足与论理学之全体也”（陈来语）。

　　陈氏以理论建构见长，他更多是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阅读和考证，提炼出朱子、阳明的哲学理念、人生信仰与政治原则，这是由具体上升为逻辑的抽象，先后著成了《朱熹思想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束景南则通过文献的梳理和串联，“把一个时代的哲学意识、人生信念与政治追求”还原为朱子、阳明“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态”，“这是由抽象上升为历史的具体——可以称为活的文化还原法”（束景南语），亦即由抽象还原为历史的具体，其成就体现于《朱子大传》、《阳明大传》（即出）。

　　日本学者吉田公来尝言：“朱子学以至宋明理学的研究领域往往存在着轻视考证工作而偏重理论研究的倾向，但实际上只有在确切考证基础上，理论研究才能深入。”陈来、束景南的朱子、阳明研究之所以迥出同时学人，于朱子、阳明研究中的诸多关捩有所贡献，与对文献和考证的注重关涉良多。如陈来的《观书诗考》一文虽不过千余字，却以朱子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证丙戌中和之悟，处理这一朱子思想演变中的重大关节，信手拈来，而使纷然错综之史料謋然而解。而束景南《道谦考》一文，细叙了朱熹向道谦学禅之历程，从而断定朱熹的佛学思想渊源上承宗杲、道谦的“看话禅”，而非刘子翚的“默照禅”，澄清了海内外在这个问题上长期流传的谬误。

　　然因研究方法的相异，两人于文献、考证的关注度、关注点上颇有差异。陈来因其关注点更在朱、王之哲学精神、哲学思想，于文献和考证唯求“适用”而已，故最初考订朱子书信所作年代时，只考订《朱子文集》中卷三十至六十四论学书信的年代，而没有涉及卷二十四至二十九论时事出处的书信，因为这部分与哲学思想基本无关。束景南则力图通过“还原”的方法，为朱子、阳明立传，于朱子、阳明的生平细节，务求周全，为此须于朱、王生平之“断点”，力求弥补，故于文献的收集考辨，虽片言只字，不厌其微，先后著成《朱熹佚文辑考》、《朱熹年谱长编》（此书虽迟至2001年方才出版，然其初稿完成乃在《朱子大传》撰成之前。）、《阳明佚文辑考编年》、《阳明年谱长编》（即出）。

　　杨立华曾言，“一般读者往往只看到陈来先生《朱熹哲学研究》等著述中义理辨析的精微，殊不知《朱熹哲学研究》的基础其实全在《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见杨氏《有心之实，无心之实》），可谓的论，推而广之，则道出陈来、束景南于朱子、阳明研究创见颇多之秘诀也。

　　二、还原王阳明

　　我们所认识的王阳明，乃是一个被遮蔽和高悬的王阳明。

　　一方面，阳明生前几遭陷害，死去之后，奸小之徒对他仍不放过，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桂萼就上奏说王阳明“擅离职守，处理思、田之乱，恩威倒置”，诋毁王阳明平宸濠之乱是“军功滥冒”，又诽谤王阳明“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传习》转讹，悖谬弥甚”。连其家人也遭到骚扰，后虽被保留封爵，但世袭停革，学说被禁止传播。阳明临终前“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短短八字，既是对自己一生忠贞王事的总结，也是对自己遭际的悲愤表白。另一方面，阳明又被树为“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的道德楷模、社稷名臣、思想泰斗，乃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才、完人。

　　要还原一个真实的王阳明，就必须借助对文献的发掘和考订，去掉加诸他身上的种种遮蔽。《辑考》一书，广搜万余种方志、碑石、族谱、书法、笔记、总别集、佛道文献等，共辑录阳明佚文438篇（首），散佚语录145则（条），附伪作36篇（首）。438篇佚文中，《辑考》首次著录的264篇（首），《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或当代学者已有辑考的，分别为51篇（首）、123首（篇），然《辑考》据不同版本，对其中的文字缺漏（包括缺题、缺序、缺跋、缺作文时间等重要信息及佚文中大段文字的缺漏）、错讹，做了较多的补充和考辨工作。这些以往被人们所忽略的阳明的片言只语中，埋伏着诸多去除遮蔽阳明“真我”的草蛇灰线。

　　阳明早年以治诗赋词章起家，时人毛砺斋叹其“一代骚坛蚤著声，时人尽识子安名”。然弘治十八年（1505）结识湛甘泉，共定圣学，遂以诗词为余事，于早年诗文不自收拾，故爰多亡佚，至晚年更欲焚《五经臆说》，废《上国游》，弃《游海诗》，乃若老佛气之《大伾山贱》、《游齐山赋》，八股气之《乡试卷》、《会试卷》等，终其一生讳言之。《辑考》却将阳明不少欲焚、欲废之诗文搜罗出来，并通过考辨，让我们看到了早年阳明词采风流、出佛入道的一面。

　　阳明一生几遭陷害，故时时有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之感，诗文中常常隐约其词，甚或“选择性遗忘”。《和理斋同年浩楼韵》一诗，与收入阳明文集中的《寄石潭二绝》，同时作于弋阳。《辑考》据《明清进士录》相关记载指出，嘉靖间马录、江潮治妖贼李福达狱，反为武定侯郭勋、张璁、桂萼所诬而谪戍广西卒，阳明此诗同情江潮、马录，然阳明是年起征思、田乃出桂萼所荐，有所忌讳，故有意删落。

　　然阳明亦有真性情、激烈的一面。阳明集附编中收有当时权臣费宏的《阳明先生平浰头记》、《移置阳明先生石刻记》、《阳明王先生报功祠记》、《田石平记》等，故人多以为两人关系甚洽。然据《辑考》新得《京师地震上皇帝疏》一文，知阳明欲借京师地震上疏举荐杨一清，攻罢内阁首辅费宏，此文言词颇为激烈，剑拔弩张，前所未有。盖费宏乃元老重臣，为世宗所宠信，权势不衰，于嘉靖十四年竟又一度入阁，以致阳明门人钱德洪编《阳明文录》时未敢将此疏编入，而作《阳明先生年谱》竟亦未敢言阳明上疏事，遂掩盖两人矛盾。今得阳明此疏，真相终可大白矣。

　　大凡思想、学说的产生，总有孕育、发展和定型的过程。以阳明“致良知”之说为例，学界多据阳明《大学古本序》，断定阳明于正德十六年始揭“致良知”之说。然《辑考》从罗钦顺《困知记》三续第二十章辑出《大学古本傍释原序》（正德十三年，1518），并据此文指出阳明正德十六年为改定《大学序》，阳明揭“致良知”之时间，当为正德十三年之前。盖定稿一出，前此初稿、改稿等遂为人所遗忘。

　　黄宗羲《明儒学案》尝言阳明“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于哲学史、思想史的阳明则可，而于“活的文化还原”之阳明，则非借重《辑考》所得不可也。

　　三、从“十方立书轩”到“一百余方斋”

　　束景南这样回顾自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朱熹的岁月：

　　从那（1981研究生毕业）以后直至1987年，我埋头于研究朱熹，每天上下午来回步行四个小时，从家里到学校图书馆抄阅材料，每天都因翻看大堆积满灰尘的线装书，把手指染黑了。那时我小女儿才出世不久，一家挤在一间十平方米的破败老屋里，杂物旧书包围着我，沉闷得令人窒息，我为了使女儿能有一小块玩的地方，不得不经常立着书写（我颇羡慕为了把话写得简要而站着写小说的海明威），这本书就是这样大部分在这“十方立书轩”里写出来的。我的另一部六十万字的《朱熹佚文辑考》，也是这样在1985年写出来的，它是我为写《朱子大传》所作的准备之一。

　　至今还怀念着仓桥浜那早已不存在了的“十方立书轩”（那里一同埋葬着穷困中我的欢乐和痛苦，《孽海花》里写到一个高贵的大人物也在那条巷子里住过），研究理学与文化的书还是想写下去，是成功是失败我都同样期待。（见《朱子大传》后记，1992年）

　　三十多年后，束景南研究阳明条件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书斋由“十方”变成了一百余方；从家到图书馆步行也只需要几分钟；研究早已脱离了“稻粱谋”，而进入为学术而学术之自由境界。先生的学术功底更趋厚重，于材料之掘择和爬疏更为纯熟、精审，视域更为宽广，举凡正史、族谱、方志、碑刻、总别集、书法手迹、笔记、佛道典籍等，甚或网络拍卖品之图片，均网罗在内。

　　然束景南于学术之孜孜追求，未尝稍歇；严谨的学术态度，始终如一：重材料而不逞主观臆说，重考证，一切凭事实说话，凡有异说、误说，均详加考辨，言之有据。

　　《辑考》发掘出大量新材料，通过作者抽丝剥茧般的绵密考证，纠正和解决了不少误案、错案和悬案。展读此书，时有欣喜之感。有鉴于此，我们对于即将推出的《阳明年谱长编》、《阳明大传》，深怀期待。

　　（《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定价1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