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施蛰存先生曾将自己一生治学的四个方面形象地比喻为四扇窗户，其中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而北窗则是金石碑帖的收藏与研究。施先生的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成就斐然，为人熟知，施先生的金石碑帖研究尽管亦有建树，然为其文名所掩，知者不多。

　　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之余，施先生一直对中国古代书法和碑帖有着浓厚的爱好，醉心于碑帖黑白世界所反映的中国古代文化内涵及其历史印迹。宋词研究家夏承焘先生编写《词人温飞卿年谱》时，以不能考证出温庭筠的卒年而大费心思。施先生知道后，通过《宝刻丛编》中的记载发现温飞卿卒于咸通七年（八六六），即致函夏先生。他认为，“南北舟车，上下求索，力图用藏品去印证诠释一段历史、一个方国、一个疑案”，是研究古代碑帖的一个重要方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施先生蛰居斗室，与金石碑版为友，寓所晒台上搭建的北山楼只有六平方米，蜗居中却收藏着两千余件碑帖拓片。就在这简陋的环境中，他将收藏的两千多件藏品整理分类，题识标注，进一步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著作。

　　施先生自叙说：“三十年前，我对汉碑开始发生兴趣，读《隶释》、《隶韵》、《两汉金石记》诸书，觉得应当为之增续。于是广收新旧汉碑拓本，稽考史籍中有关汉碑的记载，撰成《汉碑叙录》及《汉碑年表》二书。其后兴趣扩大，凡历代石刻拓本，遇到即收。又推广至于金文，三代秦汉铜器铭文，亦渐入箧衍，荏苒十余年，所得滋多，至数千通。”（《唐碑百选缘起》，一九七六年）施先生北山楼数十年所收藏的中国古代碑帖数量众多，种类齐全，体系完备，碑刻名迹，上至秦汉，下迄元明，如行山阴道上，令人羡叹。如《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原石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出土，归余姚客星山周氏，施先生收有初拓本朱拓、墨拓两种，上钤“周世熊印”、“余姚客星山周清泉手拓”印记。《汉贾仲武妻马姜墓记》原石一九二九年出土，钤有“徐乃昌读碑记”印。《汉司勋碑》残石民国河南洛阳出土，有秦更年跋，徐乃昌印。《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一九三一年河南偃师出土，高三二二厘米，宽一一〇厘米，为晋碑之冠。《北魏太武皇帝东巡碑》，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一有著录，题名为“御射碑”，一九三五年徐森玉在河北易县访得，现碑已毁，拓本尤为宝贵。《杭州石屋洞造像题名》上下两册，共一百八十三段，王仲儒手拓，收藏大家罗振玉亦有此“题名册”，但只有一百五十三段，较北山楼藏本少了三十段。

　　施先生的北山楼虽小，但收藏的刻石、刻经、碑拓、造像、墓志、塔铭、经幢、画像石、买地券及其他杂刻拓片，品类之盛，堪称为中国石刻史资料馆。施先生所藏数量最多的当数北魏、东魏、北齐、隋和唐朝墓志。其中北魏八十六件，东魏三十八件，北齐三十八件，隋一百三十件，唐墓志五百余件，基本为全拓整张，部分有志盖，可以清晰地窥见原件面貌，对于了解石刻演变极有参考价值。施先生在展玩历代金石文字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注意并欣赏其文字结构及笔法，因此又进一步参考了历代书法理论。不久就发现我国虽然极重视书法艺术，但在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却非常贫乏，尤其是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因此，他每得一碑，都要看看以前的书法评论，检索诸家题跋，以观察古人议论或有互为抵牾辩难者，以穷其源委，判其是非。北山楼所藏碑帖拓片，绝大部分都有他自己的题签、题记和藏印，有的还录有产地、出土数据等题识。

　　施先生所藏碑帖相当一部分为流传有绪的名家藏品，如陶斋端方、随庵徐乃昌、涉园陶湘、鸳鸯七志斋于右任、蒙厂陈运彰等金石学家的收藏都曾入藏北山楼。如《汉裴岑纪功碑》初拓本，为郁苍阁曾瑑华家旧藏；《汉子游残石》、《东魏王僧男墓志铭》，为天津收藏家姚贵昉之女姚湘云手拓；北魏《元简墓志》、《鲜于仲墓志》，隋《李钦墓志》、《卢文机墓志》等为于右任旧藏；《东魏徐州刺史吴郡王萧正表墓志》为俞宗海韬盦旧藏并跋，俞题云：“此为梁临川靖惠王第六子正表墓志铭，书法萧散宽博，极似李宪志铭，而绵密安详过之。其言贼臣构逆，天步艰难，当指侯景也。武定八年二月葬于邺郡，不数月即为高齐所灭矣。丙辰元旦韬盦居士识。”题跋既论书法，又叙史实，颇具学术价值。北齐《赫连子悦墓志》、隋《卫国县令关明墓志》等为于右任学生、标准草书社刘海天所藏。

　　北山楼所藏碑帖部分碑石已毁，或流失海外：《北魏昌国县侯徐州刺史王绍墓志》，清末洛阳出土，曾归开封关葆谦、腾冲李根源，抗日战争时石毁；北魏寇憑、寇演、寇治和寇遵志一九一八年在洛阳拦驾沟同时出土，曾归吴县古物保存会，抗战时石亦被毁；《北魏辅国将军冯邕妻元氏墓志》，一九二六年洛阳出土，后流入日本。这些拓本就弥足珍贵了。

　　施先生经常委托友朋和学生注意搜集新出碑拓，如《汉张景碑》，一九五八年河南南阳市出土，施先生即设法觅得一份拓片。一九七八年崔耕曾贻北齐造像，崔题云：“北齐碑残片，原石出密县超化寺唐塔塔基，足证此碑于唐代即残，故后世金石著录未收，下截尚待查找，此残石现存密县文管会。”

　　施先生注意碑版的历史文献价值，如《汉孟孝琚碑》，碑在云南昭通，东汉永寿三年（一五七）立，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在昭通城外白泥井出土，十一月移置凤池书院，为云南唯一之汉碑，是研究西南古代民族史的珍贵资料。梁启超曾云：“见此碑可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皆与书学有关。”施先生云：“我国书法演进的历史过程，汉和唐实是两个重要的枢机时代。汉人总结周秦籀篆，制定分隶，成为我国中古时期文字书写的规范；唐人总结汉魏以后的隶变，制定真楷，成为我国近代文字的书写规范。再加上行草书之被重视和发扬，不仅盛行于私人函牍，而且还用于堂皇的碑版。故讲究书法，分隶必以汉为宗，真楷必以唐为法。”清晰地指出了中国书法史上两个重要时代的突出贡献。而唐代石刻更为师所偏爱，每每与友朋聊起唐碑的巨制宏伟，墓志的精工巧作，字体或瑰丽隽永，或诡谲多变，或端庄谨严，总是那么欣羡，赞叹之余，令人神往。施先生尝精心抄录《旧唐书》中提及的碑目，对唐代各个时期的碑版作品详细考索，选录编定《唐碑百选》。《唐碑百选》以漫话文体叙录其精心择定的具有代表性的百种唐碑，可以说是一部唐代断代碑史，以唐宋以来诸家评论，与拓本互证诠释，对每一碑版概况、内容、渊源及存亡，均加以考据梳理，匡疑正谬。周煦良先生曾赞云：“觉《语石》以后，是难得的好书，胜《梦碧簃石言》多矣。”

　　施先生的收藏是为文献研究服务的，而不是单纯收藏赏玩。他关注考古发掘，实地勘察，检索历代书法碑刻史料，对文献作出考证，对碑帖拓本甄别辨伪。他先后写出了《后汉书征碑录》、《三国志征碑录》、《魏书征碑录》、《隋书征碑录》、《蛮书征碑录》、《云间碑录》、《北山楼碑跋》和《金石丛话》等著作。尤其是《金石丛话》，虽然篇幅很小，只有四五万字，但十四个品目将苦涩艰深的金石碑帖之学追源溯流，条分缕析，讲得清清楚楚，引领书法爱好者进入金石碑帖研究的大门。

　　自二〇〇三年施先生去世后，珍藏在北山楼中的两千余件碑帖拓片遭受到潮湿、虫蛀的威胁，经《东方早报》等媒体报道后，此事在文化界引起广泛重视，亦引起了台湾收藏家潘思源先生的热心关注。潘先生既是实业家、又是文物收藏家，现任美国泛太平洋集团董事长。他表示愿意“整体收藏，继续研究，且日后向公众展示”。本书的编撰出版，即是潘先生对施先生碑帖研究的系统整理和最好纪念。

　　（《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2012年6月出版，定价600.00元）

　　　　　汉三老讳字忌日碑　　　　　　　　　　　　　　　　　　　汉孟孝琚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