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不朽”，是古人的理想。我们的先祖没有“末日审判”的观念，活着的时候，日日琢磨的便是如何实现不朽；走火入魔者便说出“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话来。当然，虽然遗臭人间一万年的人很多，但以此为梦想的怪人毕竟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还是从正面琢磨这事。圣人贤人希其德，帝王将相建其功，文人学士便要立言了。而立言之道，最显眼的不外充实其内容，华美其辞采，稍稍隐晦的则是不少立言者手执七彩笔，在文字中修饰美化自己，留给后人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一旦后世研究者希望真正了解某位不朽者时，这些修饰过的文字却成了一堵堵高墙，如果不能得其门径，那建章千门万户，都只能墙外窥望与遐想了。比如说清人袁枚，就是这样一位善于修饰文字与修饰自我的文人。

　　袁枚是乾隆年间诗坛头号人物，历来研究者众多。只是袁枚善于狡狯弄笔，如何把捉随园老人的真身，对研究者是不小的挑战。让人欣喜的是，2011年，郑幸《袁枚年谱新编》（以下简称郑谱）出版，大大推进了我们对真实袁枚的认识。笔者近日通读郑谱，感到该书颇足称述，举凡史料征引之广泛、记载之翔实、考据之严密、按语之深透，佳处都远迈于已有的袁枚年谱，堪称袁枚研究的白眉。

　　举例而言，从古至今，不少人都认为袁枚努力结交在南京的权要，以获取政治庇护和文化资本，这一点我们当然可以在郑谱中找到不少相关记载。其实除了与南京的地方官员结交外，我们还可以很清楚地在郑谱中看到，袁枚与乾隆二十四年江南乡试主考裘曰修、副主考钱琦，二十七年主考钱陈群，三十三年主考王际华，三十六年主考彭元瑞，四十四年主考谢墉，四十五年主考钱载，五十一年主考朱珪，五十七年主考铁保，六十年主考刘权之、副主考钱福胙，都有交往唱酬。这些翰林学士们对袁枚声名在京师的扩展亦大有帮助。但更有意思的是，郑谱特别记载了乾隆三十三年、四十四年、五十一年和五十七年的副主考分别是纪昀、翁方纲、戴均元和李潢，但袁枚并没有任何与他们交往的记录。虽然限于年谱体例，作者不能展开分析，但这种特笔记载，显然是要提醒读者，袁枚并非一味交接权要以求其益，他有自己的原则与标准。那么对研究者而言，不交往的原因就更值得探究，从而更全面地呈现袁枚的原貌。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郑谱的特色不但是记载翔实而已，而且在取舍之际别有慧识，足以大大开拓研究者的论题，这是极为难得的。

　　再如前人在分析乾隆十七年袁枚在第一次辞官后再度出仕的原因时，提到的三点，都集中在经济原因上，而郑谱经过史料梳理，则得出“则子才兴再仕之念，一为经济压力，一为家庭舆论压力”的结论，可谓发覆之论。不特如此，郑谱还详细考察了袁枚与父亲袁滨的关系，为读者梳理了线索。据郑谱可知，袁滨对袁枚一向严厉有加，甚至在袁枚任县令时微服私访其治绩，后又逼其复仕；而袁枚为官时袁滨也一直待在其身边监督他。由此可以推测袁枚对父亲一定有一种“俄狄浦斯情结”。所以，一旦父亲病故，袁枚不但可以由着性子不做官了，而且他在丧期中继续饮酒赋诗，还开心地为妻妹举办婚礼，甚至没有给父亲写任何的祭文、碑传。除了在年谱中缕述上述情况外，作者还特别在年谱前言中提出：“联系《双柳轩诗集》中悄悄删去的‘学为四子文，逼迫窘严父’，以及袁枚初官时袁滨暗访政绩之举（参乾隆七年谱），我们不难推断袁滨教子之严及其给予袁枚的不小压力。今《文集》中有袁母行状，《续同人集》有卢文弨祭袁母文，而述及其父者则付阙如，这多少是令人好奇的。”通过早年家庭内的压抑与中年后的自由放荡两相对照，读者对袁枚心理与行动发展变化的动因就能有更清楚的把握。可以说，通过家庭关系解释袁枚人格、心理变化的研究此前还是很罕见的，郑谱按说并非专门展开论述的研究论著，却能在年谱梳理线索，发前人未发之覆，实属难能可贵！

　　郑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归因于作者郑幸高明的学术识力与坚实的文献工夫。作者在前言中明确指出：“袁枚在其一生中，几乎不间断地以重编全集、剜改旧作等手段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订。这些修订，或改善了艺术上的生涩，或实现了生平上的粉饰，但都对我们解读袁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袁枚生平研究的难点，已不在于史料稀缺所导致的作家面目模糊的状况，而在于袁枚的自我叙述太丰富、太明晰、太具有导向性，容易令研究者迷失方向。因此，如何剔除多余的粉饰，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变化着的袁枚，就成为袁枚生平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有鉴于此，本年谱在利用袁枚自述文字时，尤其注重其文字的前后版本差异，并尽可能搜辑、利用其早期诗文、集外作品，力求在史料的历时性上获得一些突破。同时，本年谱也通过爬梳、整理大量前人未曾涉足的文献史料，来对袁枚的社会交游、文学活动等作大量补充。在丰富材料的同时，也避免了袁枚自述性文字的过多干扰。”可以说方法论上的成功奠定了这部年谱成功的基础。

　　当然，金无足赤，书无完书，郑谱中偶尔也有小小的疏失。比如袁枚友人王文治及第之年是乾隆二十五年，郑谱笔误作三十五年。比如郑谱失考的徐紫芝，其生平已见陈美林先生的《吴敬梓评传》；同样失考的龚琰，可在《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卷三十三“科贡表”、《同治芷江县志》卷十五“职官”中发现其踪迹，不过二志避嘉庆讳，“琰”均作“炎”。另外，袁枚友人商盘的卒年当是乾隆三十二年，而非郑谱的三十一年，因为三十一年除夕商盘还作了度岁诗，次日元旦，王文治有诗唱和。相信这些疏漏，作者会在再版时予以修订，从而使得年谱更加完满。

　　无论如何，通过郑谱，我们发现了一个相比此前认知更丰富、更立体的随园老人。我们看到了袁枚如何从满怀壮志的少年，变成一个风流佻达的文坛领袖，看到了袁枚一生的喜怒哀乐，他的压抑与自在，多情与旷达，深沉与狡黠。当袁枚以如此丰满而满带人间烟火气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时，他是否更显可爱，更让人难忘了呢？郑幸的《袁枚年谱新编》是否能久远地传递这一不朽的形象，我们拭目以待。

　　（《袁枚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定价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