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古时代继朱熹之后的又一位影响甚巨的思想家，王阳明诗文与著作大量散失，给研究其生平与思想带来很大困难。近代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对王阳明佚诗佚文的搜辑，日本学者先行，如冢越云作《姚江拾遗》，蓬累轩编《姚江杂纂》等，其中以永富青地的辑佚成就为大；大陆学者有计文渊《王阳明法书集》、钱明《王阳明全集未刊散佚诗文汇编及考释》等成果。

　　束景南教授积十余年功夫，从明清以来浩如烟海的文史材料中辑出阳明佚文佚诗六百余篇，散失语录二百余则，并充分发挥其史学考据与哲学研究等专长，对最新搜辑的文献材料进行详密的真伪考定、系年与研究，终为学人提供了一部全面系统且权威可信的新的阳明文献文本——《阳明佚辑考编年》（以下简称《编年》）：首编《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以凡不见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之诗文为佚文，并对其一一进行考定、纪事、系年、条贯梳理并按年编排；次编为《阳明散佚语录辑补》；三编《阳明佚文辨伪考录》，对四十余篇阳明伪文逐一考辨论证，给以定案。

　　总的来看，《编年》在研究创新方面有三大特色：

　　一、 辑佚与考证结合，辑考并重

　　《编年》最鲜明的特色首先在于辑佚与考证结合，辑考并重。《编年》认为，“辑佚必当有考辨，辑佚而无考辨，真伪莫明，反贻误后人，甚或予阳明研究造成混乱”。故而采用辑考并重之法，不仅在辑佚上花大功夫，且更注重考证，对每一篇收录的阳明诗文，都给以了严谨翔实的考证，考定佚文所涉及的人物、史实、写作背景与写作年代。

　　《编年》从《高坡异纂》中辑出了阳明《游海诗》三诗一文，并据相关文献，对阳明诡托投江南遁的时间、缘由及其入山遇虎逢异人等事逐一进行考证，最终还原了事件的本来面目：《编年》考明《高坡异纂》成于嘉靖十一年（1532）秋，其所叙述当引自阳明的《游海诗》与陆相《阳明先生浮海传》，陆相与王阳明关系甚密，《阳明先生浮海传》实出自阳明口述。还从湛甘泉《阳明先生墓志铭》中确考阳明“游海”一说为“佯狂避世”所作的虚构。又据从《康熙衡州府志》中发现的阳明《题吴五峰大参甘棠遗案卷》，从《万历龙游县志》、《嘉庆西安县志》中搜辑到的阳明《大中祥符禅寺》、《舍利塔》、《题兰溪圣寿教寺壁》等诗篇，揭明了阳明真正远遁的时间、路线、经历与过程，确考阳明乃是于八月中旬制造投江自沉现场，即由钱塘沿富春江、兰江南下，七日至广信（此七日之行被阳明虚构为沉江游海遇仙，驾飓风渡海等神话经历）；由广信经建阳，又七日至武夷（此七日之行被阳明虚构为入山虎不食、遇异人授计等神话经历）；在武夷探访九曲溪、武夷精舍、武夷冲佑观之后，感觉武夷山亦非理想之世外隐居之地，决计返归，遂于次日（九月初）离开武夷由原路归返，经建阳、广信、衢州、金华、芜湖，九月下旬抵南都见王华。来途十四五日，归途二十余日。至此，五百年来无人能解的“游海”之谜，一朝得解。

　　二、“ 求真”与“辨伪”并重，考真辨伪

　　考证是为求真，求真则须辨伪，考真辨伪并重也是《编年》的鲜明特色。《编年》从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辑出阳明佚篇，逐一进行了真伪考辨，剔除伪篇，去伪存真，去粗用精。

　　《编年》从《性命圭旨》中辑出阳明《口诀》一诗，并对《性命圭旨》及其作者“尹真人”进行了详明考证，证明此书前余永宁、邹元标序、跋二文真实可信。继而据伍守阳《仙佛合宗语录》卷六《或问十三条》、彭辂《冲谿先生集》卷一八《尹蓬头传》、杨仪《高坡异纂》、禇人获《坚瓠集》等文献记载，进一步考明《性命圭旨》作者“尹真人”确有其人，即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年间著名道士尹从龙，字继先，临洮人，人称“尹蓬头”，弘治间尹从龙来南都朝天宫，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与文士多向他问道修炼，阳明即在弘治九年（1496）向尹真人学道修炼。由此确考《性命圭旨》利集中收录的王阳明《口诀》一诗实为真篇，即是阳明早年向尹真人学习静坐修炼时所作。作者再将《王畿集》卷二《滁阳会语》中记录的阳明学静坐修的经历与《性命圭旨》贞集《炼形》里叙述的尹真人“真空炼形”法进行比照，有力证明了阳明早年向尹真人所学即是“真空炼形”之法，《口诀》以及作者从《臆见汇考》中辑出的《坐功》两篇诗作，正是阳明山中静坐修习道教真空炼形法的真实写照。

　　又如，有学者从《武进范氏家乘》辑出阳明作《范氏宗谱记》，定为真篇。《编年》则据谱记中云阳明“时读礼家居”，首证其记述之荒谬。与此同时，《编年》采用诗文互证之法，引李梦阳《发京师》“正德二年春二月，与职方王子同放归田里”，证明王阳明与李梦阳于正德二年（1507）二月同时被贬谪归里，也并非如《范氏宗谱记》所记夏四月赴谪。作者又据《王阳明全集》卷十九《卧病静慈写怀》、《南屏》、《移居胜果寺二首》等诗篇，确考王阳明该阶段并无隐匿毗陵范氏祠三匝月之事。最后作者进一步考明王阳明在钱塘于六月下旬已托言投江南奔，后辗转经武夷，于九月从鄱阳往南京省父，更不可能秋七月方至钱塘，因此绝无七月犹在钱塘遣弟姪辈来读《范氏宗谱》之事，由此确证《范氏宗谱记》实为伪篇。

　　三、 行事考述与思想探究并行，史论结合

　　在对阳明佚文进行搜辑与考证中，《编年》尤为注重对阳明行事的考述与思想的研究，且多以行事考述来揭示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王阳明何时提出“致良知”，对于阳明思想研究事关重大。向来认为阳明于“龙场悟道”时已揭“致良知”之教，钱德洪则认为正德十六年（1521）阳明始揭良知之教。《编年》据罗钦顺《困知记》，考定《大学古本旁释原序》初作于正德十三年，篇中只言未提“良知”之语。《编年》又据《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七《与陆清伯书》以及最新搜辑到的阳明书信《再与邹谦之》等文献史料，证实阳明于正德十五年改定《大学古本序》时加进了“致良知”的内容。这同正德十五年王艮求见阳明，阳明大谈致良知之说在时间上正一致。由此阳明学研究领域中两大难题得以破解：一者，阳明修改《大学古本旁释序》这一“公案”得以解开；二者，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形成时间得以清楚揭明。

　　《编年》全面系统地搜辑了阳明的佚诗佚文，编年成集，为阳明学研究提供了一部全新的且权威可信的文献文本；对王阳明的散失文献作了详密考辨，定其真伪，探明每篇的背景、人物、史实、作年，多有新的开拓、新的发现；对搜辑到的佚诗佚文作了深入研究，揭开了王阳明生平与思想上的众多未解之谜。《编年》“后记”尝言：“读书著述风雨曲折十余年，终日矻矻，穷年兀兀，唯埋头于书山文海爬梳剔抉，以寅恪大师‘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为座右铭，不敢稍怠疏忽，反复修改，不断修正，终成是编，扪心自问，差可自慰矣。”《编年》岂止“差可自慰”，实足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矣。

　　（《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定价1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