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人的心目中，乾嘉经学家是一群严肃而略显古板的学者。他们孜孜不倦地以整理文献、疏证经义为毕生职志，大多博学广识而风格谨严，与标举风流、笔写性灵的文学家形象大相径庭。然而，当我们细数乾嘉时期最负盛誉的经学家时，却发现他们实际上也是清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大家，如王昶、翁方纲、汪中、洪亮吉、孙星衍、张惠言、阮元等，无一不是乾嘉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尤记得孙星衍在致著名文人袁枚的诗中，有“愧我千秋无第一，避公才笔去研经”之语，则其于己之诗学，亦不无自负之意。

　　这样一个以研修经学为主而兼具极高文学素养的文人群体，其思想必然也会糅合经学、文学两种特质。而就清代文学思想史而言，有了这样一群经学家的参与，也必然会随之产生许多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遗憾的是，于此一节，学界的讨论与研究似乎并不多。惟笔者于近日获读刘奕博士《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一书，细细披览之下，觉全书学力深厚、论辩精到、文思细腻、结论允当，堪称填补此领域空白的一部力作。

　　作者首先对乾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经学家的学术概貌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对清人治学方法、为学精神加以概括。在这一过程中，于所涉清代学者的文章著述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同时对海内外学者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亦是如数家珍、了如指掌，足见作者眼界之开阔。更难得的是，作者能于博览群书的同时融会贯通，故常于众说纷纭中梳理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尤其是对清代经学研究领域中几位著名学者曾经提出过的某些重要观点，如孟森先生“政治压迫”之说（针对乾嘉经学兴盛的原因）、艾尔曼先生学术研究“职业化”之说等，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然，梳理经学史，是为了在此基础上对经学家的文学思想作出研究。因此在之后的三章中，作者就分别从文思、诗情、词意三个层面开始展开探讨，并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又确然可信的观点。如对姚鼐有意整合方苞、刘大櫆两极的原因，作者强调，“姚鼐的理论，一定要同时放在桐城派的纵向序列和其身处时代的横向的文化体系中审视，才能看清其面目”，这无疑是极具眼光的。而作者将清代骈文的中兴，与经学家的活跃联系在一起，并由此推演到文笔说的重提，尤其是其中对从凌廷堪、汪中再到阮元一脉相承关系的梳理，尤见眼光、笔力之精到。

　　笔者因曾治袁枚，故对全书第三章关于“诗意”之分析，关注尤多。此章对乾嘉时期两种诗派之代表——沈德潜与袁枚的诗学展开分析，将二人诗论中所及之“性情”区分为以性统情（沈）和即情求性（袁），认为二人的分歧正落在对性、情关系的不同理解与处理上，这一理解是颇为到位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分析“情”字，特别拈出朱熹对孟子“四端”之情的理解，将情析分为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并认为不当以今人对情的理解而妄揣古人之情，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今之学者，颇有从语源学角度剖析“性灵”之渊源的，然多未细察同一词汇之下所隐含的巨大差异。正如袁、沈之同讲“性情”，其实则远矣。

　　全书在立论、取证及论证中，所用角度与方法亦始终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如第二章中将姚鼐《古文辞类纂》与王昶《湖海文传》分别作为桐城派与经学家的代表性文章选集进行对比，尤其是对二书序跋类文章的分类进行细密的辨析，并最终得出姚鼐对古文的分类思想是对“时人对古文分类的普遍认识给予了明确化和定型化”；与此同时，作者又通过对《湖海文传》文章成分的分析，进一步确证其时“考证体”已逐步取代传统的“论辩体”。在此基础上，得出最终的结论：说经文体的凸显是清代古文的一大特征，而对说经文体的自觉，则是清代文章思想的重要现象。当然，在论证过程中，作者还参考了许多其他材料，但其对文章总集的重视与层层分析，却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作者心思亦极敏极细，于古人之论说，常如抽丝剥茧般加以剖析。如对戴震《与方希原书》一文的剖析：始辨其创说在早年，与晚年定论同中有异；其次细绎戴文所论“大本”之真意，认为其文道观实与理学家由道贯文说相一致；最后则力证戴震晚年实以义理为终极原则，考据不过是获得义理的工具之一而已。由此，作者推论，以戴震早年之文作为代表汉学家的主流意见是不妥的。如此层层论证，堪称严密而允当。

　　作者在全书绪论部分曾引用了钱大昕“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一语，并将此视为自己治学为文的根本原则与最后目标。作为读者，掩卷之后，亦于此感叹良久。学术研究，尤其是涉及古典文献者，如何面对古人、评价古人，始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者在阐述与分析之际，固然首先遵循客观、理性与实事求是之原则，但又不限于此。如果细细体会，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乾嘉经学家治学精神发自内心的理解与肯定。当然，此种原则是否值得继承，就有待于时间来证明了。

　　（《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