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现代中国新史学派钜子何炳松出版了《浙东学派溯源》，在书中他热切地说道，中国文化史上要以浙东学派最有光彩，因为这一派的学者大都是史学家，讲究经济，最切实用，和道佛两家的玄谈大不相同。但何氏又发现，浙东学派的源流最不分明。的确，深入系统地研究南宋以来浙东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演进路径，它与地域环境、民间文化传统、不同的思想学说的相互关系、互动机制等问题，通过努力挖掘浙东学派中所蕴含的根本性的“本土性问题”和解决方案，揭示其所具有的现代性和普适性价值。对于探讨在目前日益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评估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意义的普适性价值，以及当代问题意识下学术思想的本土化途径等问题都富有启迪作用。王宇博士的《道行天地：南宋浙东学派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从思想逻辑的联系的层面论述浙东学派是如何成立的，对其学术形态、思想体系进行了独出机杼的探究，揭示了南宋浙东学派在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说明了中国学术思想所具有的“内在理路”体现的中国思想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志尽文畅，境玄思澹。

　　首先，该书的贡献在于着力讨论了南宋儒学兴起（包括浙东学派）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所谓逻辑起点，是南宋儒学在面对北宋政治遗产与思想遗产时所作出的不同的思考和回应，无论是朱熹还是浙东学派，所继承的是共同的北宋后期思想遗产（洛学与王学的角力），以及相同的政治遗产（“祖宗之法”和范仲淹、王安石的“变法”），因此可以说，朱熹、陈亮、叶适，作为南宋儒学的主要建构者，其学术思考的聚集点却是相通的：即儒家所崇奉的“三代”价值理念、对五代乱局的焦虑和“祖宗之法”张力之下的南宋思想和政治实践，走向何方？所谓历史起点，即孝宗乾道年间以吕祖谦、朱熹、张栻为领袖的“乾（道）淳（熙）学术”的形成，浙东学派正是在这一思想空前活跃、交流空前繁荣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其中，吕祖谦对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都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陈亮与吕祖谦的关系，学术界已经有很多分析，但是对于永嘉学派与吕祖谦在思想上的逻辑联系的探讨，尚付阙如。此书通过第一手的史料爬梳，指出吕祖谦在乾道年间已经认识到南宋洛学所存在不足以经世致用的缺陷，从薛季宣身上，吕祖谦一度以为找到了弥补这一缺陷的道路；吕祖谦对史学和制度研究的重视，也直接影响了陈傅良；吕祖谦更通过《皇朝文鉴》向叶适传达了他对“治道”的认识，作为回应，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的最后四卷中呈现了吕祖谦《皇朝文鉴》所蕴含的思想。因此，东南三先生（尤其吕祖谦）的崛起，以及“乾淳学术”迎来的第一个高峰，是浙东学派崛起的历史起点。

　　其次，此书另一个学术闪光点在于讨论薛季宣的思想和学术实践，其第二章对陈亮和叶适的思想建构都有直接的影响。同时用较大的篇幅分析了朱熹与吕祖谦对评价薛季宣的分歧，揭示洛学内部的分裂，正是这一分裂为浙东学派的崛起提供了空间。毫不夸张地说，从朱熹、陈亮王霸义利之辩到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浙东学派与朱学的所有分歧，都可以在乾道年间的薛季宣那里找到源头。接下来（第三章）讨论的是吕祖谦思想和学术在淳熙年间的转型，而朱熹对吕祖谦这些学术工作的批评则说明，朱、吕分歧的实质，是如何发展和完善南宋洛学。

　　再次，此书专门讨论了叶适的思想与浙东学派的关系。叶适意识到，吕祖谦和陈亮高度重视的历史哲学在朱子学理论体系中是相当次要的，要真正战胜朱子学，必须从洛学兴起的理论依据上入手，这一依据就是北宋新儒学所构建的形而上的本体论、宇宙论，叶适对此进行了解构。叶适主张“学思并进”，否认“心包万理”；个体化的“格物”固然必要，但社会实践更加重要，所以这更接近孔子“开物成务”的“道之本统”。

　　最后，此书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分析了浙东学派对解决南宋前途问题的理论思考和政治实践。并且讨论了浙东学派的传播方式，以及在传播中自我迷失乃至异化的过程，从历史的角度，对浙东学派的历史归宿作出了交代。对浙东学派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的研究，此书的研讨尤为高屋建瓴，且多创新之论，消除了把南宋浙东学派看作“地方性知识”的偏见，剀切地指出浙东学派与程朱理学是在同一个思想前提下展开对话的，双方有着共同的理论框架，浙东学术也不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但尽管有上述这些赞誉，并不是说此书无懈可击。尤其对二程洛学与浙东学派关系的探研较为薄弱。对于洛学的授受渊源与脉络、洛学在两宋之际的发展情况，以及程朱之间的思想过渡等内容，当今学术界缺乏系统深入的思想史方面的疏通、辨析与对比研究。二程洛学在南宋两浙东路的传承尤显得独特、重要。之所以独特和重要，是因为浙东学派在继承洛学的基础上逐渐偏离了洛学的思想，并发展出具自身特色的思想形态。浙东学派就是在洛学的影响下形成并建立起来的。因此，研究二程洛学与浙东学派的关系问题，对于思想史来说是相当重要并有待深入的课题。浙东学派继承和发展了洛学的何种思想？他们各自对洛学的理解是否恰当？他们对洛学是否作过创造性的诠释？浙东学派对于洛学的偏离与转变始于何时、何人？为何会有这种转变？这种转变来源于二程思想自身所具有的倾向与趋势，还是来源于浙东学者对二程思想的自觉和有意的改造？这种转变思想史的意义何在？解答这些问题，不但有助于我们深化浙东学派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拼接中国思想史的图块。

　　（《道行天地：南宋浙东学派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定价：7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