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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真实的邵雍 发布时间：2010-3-18 0:00:00 作者：岳鸳鸯

    邵雍除了创立象数学派、开拓心学之外，在北宋五子中，他和不大写诗的周敦颐、张载、程颢不同，和反对写诗作文的程颐更不同。他把写诗作为际天际地的事，从而成为理学诗派的主要开创者。他的诗体被后世文论家称为“邵康节体”或“击壤体”，影响很大。在哲学方面，邵雍对北宋之后的影响不亚于二程和朱熹，而其在民间的名声则远在其他人之上。在当时，人们对邵雍是有误解的，其诗《岁除吟》云：“自知为士子，人讶学神仙。”可见，他人的评价和邵雍的自我评价是不同的。后来，他的集子还被编人道藏，四库馆臣不得不给他平反，称“殊为诞妄”。

    魏崇周博士在其新出版的《邵雍文学思想研究》一书中这样论断：“邵雍文学思想的影响和评价常常是交织在—起的。从邵雍形成其文学思想开始，他就成为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如以诗人律之，则显其大；如以一般理学家律之，则显其活；如纯以寄情山水之隐士律之，贝愠其俗；如以隐居求官之隐士律之，则显其高；而要以烈士律之，则又显其懦。故后世文人，赞之者、学之者，各取所需；恶之者、评之者，亦各取所需。学其一点不及其余，则画虎不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则有失公心。”这个评价十分中肯。同时，作者还指出：“评价一个古代的士人及其文学思想的价值，就是要看他对时代的主题作出了什么回应。对于邵雍来说，他对时代的回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复杂的学术思潮；二是宋代的滥情；三是轻浮的士风。同时也要看他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对于邵雍来说，他通过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立言以明道，纳外王于内圣之中，把自己的人生诗意化，从而安顿了自己的心灵。由此看来，邵雍的出现不是毫无原因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如用邵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功德补于时’。这从他对南宋、元代、明代、清代的影响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这种评价的态度也是科学的。

    《邵雍文学思想研究》之所以能够填补研究的空白，关键是方法论的改变。作者在批评了前人剪贴式或玄想式的研究方法之后，开宗明义地谈到自己的研究方法并总结为：在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强调过程性和内在关联性；在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上，除了强调心态，也强调对范畴在两者之间过渡性的分析；而对于文学本身，则重点强调文学的审美性。这种方法来源于罗宗强及左东岭教授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法”，但又有所发展，表现在他说清楚了哲学、历史同文学综合研究中的“中介”关系，追求“内在理路”的进程。

    一个人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作者把邵雍的成长分为三个阶段，这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成长着的邵雍，一个心态和行动不断变化着的邵雍。本书认为邵雍的心态在前期、中期、后期分别表现为“志士心态”、“志士在畎亩心态”和“圣人心态”，在分析上是非常成功的，使我们理解了这位哲学家和诗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得不如此”的心理依据。

    作者对邵雍哲学有深刻的领悟，在研究的过程中，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不为邵雍所说的话所左右，而是凭借他作品及行事的客观存在来评价他。例如，在我们大家的印象中邵雍就是一个天天乐呵呵的神仙式的人物，他在诗集的自序中也说：“《伊川击壤集》，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从我们接触到的当代研究来看，基本上也是研究邵雍如何去“乐”，而《邵雍文学思想研究》一书除了对邵雍“乐”的主题略加补充之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他的“忧”的主题上。这又是一个独辟蹊径的做法，而且持之有故，言之有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哲学家和诗人。另一个例子涉及对邵雍的评价问题。晚年邵雍作《无名公传》，讲自己已消尽尘缘，达到了与太极合一的程度，无人可识，无人可评了。即不柯得而名、有体而无迹、有用而无心、不可得而知。自己就是无名公，无名公就是太极。而作者则指出邵雍所作所为“除了确有真诚的乐的成份之外，还具有很大的表演性，有证明自己所选道路正确和学术高深的意思”。这是一个较难让人接受的观点，但通过作者的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表演性”的存在。

    在《余论》部分，作者把邵雍对后世的影响列出了一个线索，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读者思考而作者没有回答的问题；在《结论》部分，作者对邵雍也并没有完全下定论，而是指出“邵雍的诗歌品格与诗学主张亦须作为一个有价值的诗学命题继续讨论下去”。这种开放的态度是值得思考祀赞许的。

    (《邵雍文学思想研究》魏崇周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定价：28.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