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听说你的《诗品集注》多次重印以后，现在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

　　答：是的。

　　问：前后相隔几年？

　　答：初版是1994年，再版是2011年，大约十八年吧。

　　问：这次增订，作了哪些修改或增补呢？

　　答：增订本的意义，一是增，二是订，具体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改正了原来书中的错误，如错字、误字、衍字、缺字、误名、不准确的标点符号等等。由于集注必须采撷他人的观点，转述前人的成果，而前人又转述前人的成果，有的引文残缺不全，有的文字鱼鲁虎帝，有的观点混在一起。且古人引用，常凭记忆，多有记错的地方。原来集注的宗旨是照录，不加改正，反正是古人或前人说的，错误当由古人和前人负责，甚至标点符号也不改正。但是，为了对本书的读者负责，是应当改正的。

　　二是做了统一体例的工作。统一了形式、体例、避讳字和著作的名称。原来以为统一体例很容易，其实很难，难就难在不同的场合中，同一种内容会有不同的处理，这就使体例不能统一。此次确定了新的校勘、注释和参考原则，所有的引书、引文，都列入“征引书目”；我的按语，均加“旭按”注明，以清条贯。

　　三是对“校异”、“集注”、“参考”部分重新整合，补充新释义，增添新内容。

　　问：能否具体一点，说说原本和增订本之间学术上的区别？

　　答：首先，增订本的校勘，强调将《诗品》放在钟嵘的生平中去互证，更重视隋代和唐初的资料。特别是《梁书·钟嵘传》所引《诗品序》的文字，因其通篇完整，未加割截，当被视作唐初，甚至唐以前《诗品》原本的序言，在校勘上的意义是其他数据无法替代，也无可比拟的，因此，在本次校勘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次，“参考”部分除引用历代评论，还充分引用同时代，甚至钟嵘以前诗人的“拟作”，如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又如颜延之的《五君咏》、沈约追悼朋友的诗，广义上都是评论，而且是比一般评论更重要的评论。此外，还补充了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题辞。因为有些诗人的集子，已经散佚了，今天看到的本子，是张溥辑出来的。因此，他的题辞很重要，应该列入。“参考”原来的附诗不很规范，缺漏和错误很多，今一并修订补正。原“参考”又数人同评，不便于读者阅览，今按诗人先后排列，同一诗人，先诗后评。这些，都是增订本的新工作。

　　再次，“集注”部分，原本有注释的错误。如《中品·谢朓》条对“颇在不伦”的解释，以前释“不伦”为“不类”、“不同”都是错的，今承华东师范大学萧华荣教授赐教，应作“良莠不齐”解。窦臮《述书赋》上：“元子正草，厚而不伦。”《述书赋·语例字格》：“不伦：前浓后薄，半败半成。”因知钟嵘此评谢朓诗利钝不一，杂有良莠。此即下文“一章之中，自有玉石”之意。这对《诗品》的诗学理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庆幸增订本《集注》改正过来。

　　另外，补充了很多新的文献资料。增订工作应注意吸取学术界的新成果，如域外汉学界对毛伯成资料的发现。以前注释都以为毛伯成的诗已佚，但今人又从德藏吐鲁番北朝写本魏晋杂诗中，发现了他的诗歌残卷，虽然还有点问题，也已残缺，但弥足珍贵。

　　原书中有的诗人生卒年不详，有的籍贯、出生地被我注错了；这次增订，我吸取了王发国、陈元胜、梅运生、罗立刚、萧华荣、杨明、陈尚君、邬国平、张伯伟、陈庆元、宋红、力之、蔡锦芳诸先生的研究成果，解决了不少问题。有的问题虽仍有疑问，但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问：学术界对你的《诗品集注》有口皆碑。但我不明白，你不就是对《诗品》“进行注释”吗？顶多比别人材料多一点，解释详尽一点，结论缜密一点罢了，你对《诗品》研究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呢？

　　答：贡献谈不上。学术研究其实是一场“接力运动”，每个研究者都从前人那里接过火炬，朝前跑几百米，然后又把火炬交给别人，就像传递奥运火炬那样。

　　1984年10月，我考进复旦大学，跟从王运熙老师学习中国古代文论，并选择《诗品》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等于成了《诗品》的接力者。由于历史上一度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不够重视，在《诗品》研究上，我们一度是落后于日本、韩国的。而我接《诗品》的那一刻，就是想迎头赶上。

　　具体地说，我对《诗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我以元延祐七年（1320）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为底本，用大量不同系统的版本和宋代类书、笔记、诗话校勘，努力恢复《诗品》原貌，提供了一个比《四库全书》本、何文焕《历代诗话》本，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各种流行本更可靠的钟嵘《诗品》新的“原文”。也就是说，在《诗品集注》（增订本）中，《诗品》的“原文”，和其他注释本以及元、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文字”是不一样的。

　　第二，在《诗品》新“原文”的基础上，集古今中外研究者和自己的研究成果于一帙，这是我治专书的理想和追求。裴松之注书，广泛搜辑资料，补充原书。如他所说，他注释的方法是“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拙著除解释字词、串讲文意外，注意事实的增补和考订，正是用的裴松之注书之法。

　　第三，我把这一工作放在“汉字文化圈”和世界汉学的背景下进行，当时日本清水凯夫教授撰文，以为我的这一方法属于“世界风”，因此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在“校异”、“集注”、“参考”等方面，我都用“竭泽而渔”的方法，尽可能地搜集所有的资料，确确实实地做一个后人“绕不过去”的学术成果。至今出版了《诗品集注》、《诗品研究》、《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诗品笺注》、《诗品集注》（增订本），对《诗品》做“集成式”的研究，是跟从马茂元先生做《楚辞研究集成》学来的。

　　又，翻检学术专著如入一陌生城市，当有索引可以指路。王元化先生屡次对我说当今学术专著无索引之弊，慷慨激切，声色俱厉。由此谨补“《诗品集注》综合索引”于卷末。

　　最后要说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赵昌平、高克勤兄，以学长之谊，屡屡催督此稿，前后激励；责编聂世美兄、郭时羽女史，十八年相承，纠误匡谬，非惟编辑辛勤，亦以己之嘉年华熔铸其中。学术乃天下公器，我的《诗品》研究成果是大家的。

　　（《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10月出版，精装定价84.00元，平装定价7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