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营商之余，尤嗜经史百家，遇所善之书辄购而珍藏之，二十年来所积遂多，逾一万二千册，考镜源流，勘酌版片，乐在其中，以消永日。戊子冬，获悉沪上文学泰斗施蛰存先生所藏两千余件历代碑帖拓片将被整体拍卖，因其于二〇〇三年辞世后，长期保存在旧居北山楼的碑帖，面临潮湿、虫蛀，这些老人生前钟爱的宝贝已被侵蚀威胁，为妥善保存这些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不使其遭流散之厄，故其家属与拍卖公司协商整体拍卖，以妥善保存施蛰存先生碑帖研究之收藏。

　　蛰存先生曾形象地用“打开四扇窗户”概括其学术研究之四方面，即文学创作为“东窗”，古典文学研究为“南窗”，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为“西窗”，“北窗”则为其碑版整理与研究。蛰存先生的碑帖研究虽有如《后汉书征碑录》、《三国志征碑录》、《魏书征碑录》、《蛮书征碑录》、《云间碑录》、《北山楼碑录》等专著多部，然为其文名所掩，人多不知。今北山楼藏品告急，令人扼腕心痛。

　　施蛰存先生北山楼藏品颇多前朝名人手跋钤印珍藏之本，蛰存先生生前对其藏品分门别类加以标注，或题识，或题签，并钤“吴兴施舍所藏”、“施舍金石”、“施舍读碑记”、“吴兴施舍所得古金石砖瓦文”、“无相庵”、“北山楼文房”等印记。余慕蛰存先生文名久矣，睹物思人，益增对其学识人品之仰慕，恨不能起地下向之请益，遂欣然将蛰存先生之北山楼古代碑帖藏品购入余之书斋中，辟专室储之宝之，日夕忻晤，如直面先生之聆教。蛰存先生碑帖之研究，实絷中华学术文脉在焉。兹例举如下。

　　《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墨拓、朱拓二件，浙东第一古碑。该碑立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五二），清咸丰二年（一八五二）于余姚客星山出土。出土时碑额断缺，石高九十三厘米，宽四十二厘米，存二百十七字。《汉书·高帝纪》云：“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则知三老乃乡县掌教化、秩掌行政之官。《三老碑》系三老第七孙名邯者所立，记先祖之德业及忌日，以晓后代祭祀时可遵以从之。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二：“咸丰壬子夏五月，村人入山取土得此石，平正欲以甃墓，见石上有字，归以告余。余往视，碑额断缺，无从辨其姓氏，幸正文完好，共得二百十七字。因卜日设祭，移至山馆，建竹亭覆之。”叙出土之事甚详。咸丰十一年辛酉，余姚周世熊得此碑，民国初转售江苏丹徒陈渭亭，陈氏拟以重金售于日商，时西泠印社社员闻之，不忍其沦于异域，而图永久保存之，集六十余人之力，募银八千圆，向陈氏赎碑运回浙江。“虑其久而复湮也，择西湖孤山之阳，西泠印社隙地，慎重庋奥建室。”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题云：“三老神碑去复还，长教灵气壮湖山。漫言片石无轻重，点点犹留汉土斑。”《汉三老碑》点画藏头护尾，纵收得体，波磔燕尾舒徐沉稳，笔画纵逸，深古遒厚，介篆隶间，为研究汉字隶变之重要史料。该碑拓片第四列“次子”之“次”末笔未损，右直线完好，应为石面未经磨平之前早期拓本。钤有“周世熊印”、“余姚客星山周氏家藏”、“会稽周氏凤凰砖斋藏”等印。此石初未传拓，周氏得碑后方拓有百十余纸，此本墨拓当为周世熊得碑后所拓，朱拓本为迁西泠印社后所拓，朱墨两拓可见该碑迁徙及古物保护之史。

　　汉《孟孝琚碑》，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〇）九月出土于云南昭通城南十里白泥井马氏舍旁，现嵌置于凤池书院（今昭通第三中学）汉碑亭内，被誉为“滇南瑰宝”。碑上端残缺，下端完整，残碑高一三三厘米，宽九六厘米，十五行，每行二十八字，残有二十一字，现存二百五十六字，四边花纹为汉代四灵图案，左龙右虎，下龟纹，上缺图案当为朱雀。碑文方笔隶书，结体宽舒方整，用笔方劲峭拔，体势恢弘夸张，布局茂密浑穆，打破了学术界隶书“北方南圆”之陈说，梁启超云：“见此碑可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皆与书学有关。”碑文记载孟孝琚之生平，借此可窥汉代云南人民与中原文化之关系。孟孝琚“改名为琁，字孝琚”，琁，即琼，《说文》：“琁，琼或从旋省。”用《诗·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典。碑文云：“广四岁失母，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武帝改汉初“闭蜀故徼”之策，重开南夷道，于昭通设朱提县，昭通与汉朝关系日益密切，从碑文中可知当时小孩已把《韩诗》、《孝经》等儒学经典作为必读课本，且碑文有云：“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颜路哭回孔尼鱼，澹台忿怒投流河。”时人尊崇孔子及其行事，并熟用其典。东汉之际，南中大姓对中原文化之仰慕并深受其熏陶，在此碑文中表露无遗，乃研究汉代云南与中原文化融洽发展的珍贵史料。

　　《大理国高姬墓铭碑》为又一研究云南地方史料的珍贵文物。该碑一九七一年云南大理出土，现存大理博物馆。碑高一八〇厘米，宽一五五厘米，碑文十三行，行十九字。碑云：“姬，大高氏，讳金仙贵，天下相君高妙音护之女，母建德皇女段易长顺，翰林郎李大日贤之内寝也。”墓主高金仙贵，乃冠姓四字名，其父、母、夫均于名前加“妙音”、“易长”、“大日”等二字佛号。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乾道癸巳冬，忽有大理国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率以三字名，凡三十六人至横巾寨议市马。”提及大理有冠姓四字名，《高姬墓铭碑》四人之名均同此。佛教自公元八世纪传入云南，得到南诏王室支持，大理国更以为国教，影响着段氏政权之社会经济诸方面。其时，起名时出现一种带佛号的三字名，第一字为汉姓，中间二字为诸佛、菩萨名号或尊号，末一字为本名。高姬之父为宰相高护，母为建德皇女。公元九三七年，段思平建大理国，因属下高方军功卓著，封为岳侯。后段思廉为大理国主，高方之后高智升为相，封鄯阐侯，高氏封侯拜相，并与段氏联姻，权倾朝野，从碑文亦可见高护与段氏联姻之实。

　　本书收录唐碑中亦保存颇多的中外关系交往之史料，如清端方藏《大唐故公士安君墓志铭》，志云：“君讳令节，字令节，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汉书·西域传》云：“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悦。”汉与安息交往，史有明载，今又得志文之证矣。

　　唐代墓志文中有康姓者，亦系中亚地区民族，如《唐游击将军康磨伽墓志》、《唐游击将军康留买墓志》，《康磨伽墓志》云：“其先发源于西海，因官从邑，遂家于周之河南。”《康留买墓志》云：“本即西州之茂族，后因锡命，遂为河南人焉。”西州即西方、西土之意。经学者考证，康氏为昭武九姓之一，居住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艾萨克马尔罕为中心。可证唐王朝与中亚地区各民族的联系。

　　窥斑知豹，北山楼藏碑之富，足令人羡。今择其佳者编为《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以见蛰存先生碑帖研究之精深。本书出版承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兴康社长、吴旭民编审、孙晖编辑及摄影师方伟先生之鼎力相助，谨致以诚挚谢意！

　　（《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定价6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