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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与清末第一次小说革命——评《清末时新小说集》 发布时间：2011-3-21 0:00:00 作者：孙晖

    晚清时期，时人呼唤社会更新，整个中国都处于动荡与变革之中。小说可感人心，可表人情。这种呼唤体现在小说上，就是诞生了一批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小说起源的“新小说”。

    一般认为清末第一次小说革命肇始于梁启超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而梁氏在此杂志上连载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被公认为导发中国小说从古体迈向现代的首部“新小说”作品。然而，此前学界一直都忽视了更早的一次“新小说”革命，也就是在《新小说》出现前7年（1895），在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有一位被称为“中国迷”的来华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 —1928），发出了一则关于征求“时新小说”的征文启事。其最后征集来的162篇稿件，真正揭开了清末“新小说”的革命。

    傅兰雅是英国圣公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除此之外，他还身兼数职：1865年他担任上海英华书院校长并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从1867年至1896年，傅兰雅应聘担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首席翻译，与众多的中国专业人士合作翻译逾百种西方著作，内容涵盖科学、工程、军事、地理、历史、政治、外交和社会等领域，这批介绍西方先进科学和思想的翻译书籍对晚清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他还于1873至1896期间在上海参与创办并主持了一所以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新知、思想与教育方法，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为主的格致书院，并自费出版了第一份中文科学普及期刊《格致汇编》；他又于1885年至1911年创办了当时唯一的科技书店，名为格致书室；他本人还致力于慈善事业，于1911年捐资在上海筹建了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上海盲童学堂。

    傅兰雅不仅是中国近代将西方科技知识和书籍翻译成中文最多的外国人，且其翻译书籍的水准，超过了晚清数十年间其他同类翻译之水平。清廷为表彰傅兰雅，于1872年赐他三品文官的头衔，1898年又颁三级一等双龙勋章。

    1896年傅兰雅辞职离华，受聘出任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的首任东方语文讲座教授，并于1902年担任该校东方语文系主任。他凭借在华35年的学识和经验，大力开设中文课程，教授弘扬中国文化，鼓励并协助中国学生赴美深造，直至1913年退休。傅兰雅于1928年逝世，在去世之前，他将在中国数十年的藏书及文件数据悉数捐赠给了加州大学，创立了该校东亚图书馆。

    可以说，在来华诸多传教士中，傅兰雅是唯一一位没有任何争议而只见褒扬的传教士。一名来华人士，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推动他，让他如此关心中国之时政？这恐怕是一个始终让人们争论的话题。随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民众呼吁清政府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傅兰雅也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于是就他所认为的危害中国社会、妨碍进步的“三弊”—— 鸦片、时文和缠足，作为抨击对象，出资公开举办有奖征文。他在1895 年5 月25日的《申报》和6月份的《万国公报》第七十七卷上和《教务杂志》上刊登了以下“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广告：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典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篇，贯传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割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物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限七月底满期收齐，细心评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佳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凡撰成者，包好弥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入，发给收条。出案发洋，亦在斯处。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

    傅兰雅举办的这次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比赛成功地促成了一批“新小说”的问世。它们摆脱了旧小说的模式，从而引导了晚清时期新小说创作取向。由于选取了新的社会题材，不少的作品除了对当时的社会弊害进行揭露和谴责外，还积极地设想改革方法，以促进国家的兴盛富强，达到具体教化社会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它们实际上是主张改良社会风气的社会小说。由于它们激发了晚清小说变革的端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谴责小说发展的先声。这批“新小说”最具有意义之处就在于它们产生的时间比梁启超1902 年发起的“新小说运动”早了7年，比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又早了8 年，并且这批“新小说”已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梁启超“新小说”的针砭时弊、改良社会之特点，所以很可能这次“新小说”直接影响了梁氏。而傅兰雅的“新小说”与梁启超之“新小说”最大之不同在于其稿件来源更多取自普通百姓。我们通过《清末时新小说集》能清楚地看到当时普通百姓对于时弊之认识，对于改革之呼唤。其中《五更钟》、《澹轩闲话》等小说都极具当时之特色，《驱魔传》等小说也颇显时人中西合璧之思维逻辑。

    1895 年9 月18 日，傅兰雅的时新小说有奖征文结束，傅兰雅仔细阅读了所有的稿件，并邀请了沈毓桂、王韬、蔡尔康等知名人士参与评选作品。1896年3 月18 日，他在《万国公报》第86期和《申报》上，刊登了“时新小说出案”和获奖人名单，不仅嘉奖了诸多获奖者，并允诺将结集出版。但令人颇为遗憾的是傅氏所征得的这162部稿件，不知何种原因，居然也随着他的离华而湮没在历史中，在随后的百年间竟无一得以发表，以至于学者大多认为这些作品已经佚散失传。而其影响力也由于久未见文而尘封于历史。有幸的是在110年后的2006年11月22 日，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在图书馆新馆落成搬迁时，在一间堆满书刊杂物的储藏室里，竟无意间在两个尘封已久的纸箱中找到了这批失落的原始手稿（见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序》）。此批手稿一经发现，馆方就极为重视，立即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2010年恰逢上海世博会圆满举办，这批小说手稿从上海留美而又回归上海出版，可谓是一件喜事。此套《清末时新小说集》，为力求忠实反映作品的原貌，对全文不做任何删节，影印出版。我们为能继承傅兰雅之遗志，把这批尚未被世人见过的“珍宝”出版，以飨读者，公之学界而感到高兴与兴奋。

    （《清末时新小说集》（全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定价1680.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