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的出版引起日本学界的轰动，被誉为史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必读之“圣经”。此书出版发行以后，购者如潮，书评蜂拥，被同行誉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家们必读的文章”。正如众多日本学者所坦言，要说20世纪60年以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是以此书为轴心而展开，并不过分。在经过修订和增补之后，岩波书店于1996年10月策划再版了《新版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此书的作者即是被称为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研究三大支柱之一的增渊龙夫先生。
　　增渊龙夫（1916—1983年），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原专攻德国中世纪经济史，“二战”结束后开始转向以先秦两汉为主的中国史研究。后升任一桥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讲授东洋经济史。作为中国史学者，增渊与日本史学者网野善彦，在日本并称为以社会史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的先行者。从1957年开始，增渊便以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一直担任日本的社会经济史学会理事。1983年春，因突发脑血栓，年仅67岁便溘然长逝。
　　《新版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中文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出版，列入“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译者吕静，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化遗产学研究，尤其关注“二战”以后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史研究。译者在其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路途之中，利用和检讨上述学者们的意见，对于增渊史学的本质性和特异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其关注的领域延伸至日本过去的中国研究学者身【编者按】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李国章通过本文记述当年一起共事的陈振鹏老师（原副总编辑）在古籍编辑岗位上几个侧面，让一位“淡泊名利，乐于奉献，把自己的学识和才华无保留地贡献给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的古籍编辑典范形象跃然纸上。上，拥有极其难能可贵的判断力和鉴赏力。
　　早在1951 年，增渊先生便发表了一篇题为《汉代民间秩序结构与任侠的习俗》的很有影响的论文，之后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结集后，于1960年由弘文堂出版了《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本书从社会史的研究角度，通过对中国史上一个个具体问题展开严密、精深的验证，试图从根本上把握和透彻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
　　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寻求日本国家近代化选择的理论依据，学术界对于西洋史和东洋史的研究如火如荼。在东洋史的研究方面，毋庸说是以中国研究为核心。在探究日本与中国历史文化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日本非支那（中国）论”和“中国文化母体论”两大代表性的观点，以津田左右吉和内藤湖南为其代表人物。津田左右吉和内藤湖南两种截然不同的对自身日本文化的历史性认识，也展示了两位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不同姿态。而日本以外的中国社会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东方学研究者韦特伏尔格为代表。他把古代中国社会作为与西方不同类型的特殊的“东方社会”来系统理解。
　　“二战”以后，日本史学界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对战前历史认识的反省，增渊龙夫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增渊氏尖锐地指出，究竟以怎样的姿态以及怎样的方法对过去的历史认识进行反省，这一点更加重要。增渊提出：对于历来的研究方法的批判，不去超越那种仅仅站在外侧一边考虑问题、树立日本自己的主体性姿态的努力，要理解别国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必须作出这样的反省。
　　增渊龙夫主张站在中国社会的“内面”，历史地理解中国社会。进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进行内在的、历史的理解，即为增渊氏历史研究的基本姿态。他以独一无二的问题视角、开拓创新的研究手法，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究，大大推进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总体把握和细部了解。增渊先生在众多的日本中国研究者中具有卓尔不群的学识和见解，对于中国内在的历史性的理解，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的研究，着眼传统中国的秩序结构，从内在的逻辑观察中国社会的结构。作者注意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构成、国家行政机构的成立中，任侠习俗对于这两种情况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并展开了关于普通人之间人际结合关系理念及其实际状态的实证性研究。在《第一篇》和《第二篇》中，从上部的国家支配，到下部所形成民间秩序，两者互为媒介，这种人格的结合关系是否能够保持它们的整合性，决定统一与否，作为内在的标准，是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积累；通过对财政、经济史的解读，以解明国家权力成立的基础问题，则在《第三篇》，这是本书旧版的构成。在此新版中，除了继续维持旧版的结构，又有所改订和增补。
　　本书的研究以《史记 · 游侠列传》为基础，从中国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感情切入，将“任侠”作为关键词加以展开。他从社会史的研究立场，对任侠习俗、官僚制的性格以及专制主义经济基础成立等方面展开精湛研究，成为学术研究之典范。
　　另外，增渊先生对于史料的开发和运用之全面，在本书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首先，对于新的出土史料，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其次，先生对既有史料进行开发利用，对众所周知、人人唾手能及的思想史材料、正史和散见各处的地方志、石碑文等各种材料网罗搜索，展示了他高超的史料操纵运用能力。在受史料制约而研究上困难重重的古代史、古代经济史中，能够纵横驰骋搜索材料，在史料的操作和运用上又不失其严谨，又使人感受到了材料的丰富性，使本书的理论与实证之间更加缜密、严谨。
　　该书视野宽阔，学术史评说一览无余，问题意识精准，考证精致巧妙，对一个个具体的问题，通过缜密、严谨、深入、周到的实证研究，完成独创理论的构架。本书既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又不枯燥艰涩；既有言之有据的史实铺叙，又有入情入理合乎逻辑的推理。再者，较之关注本书所展开考证内容的是与非，也许我们更应该学习和继承的是增渊先生所展示的对于历史理解的内面的、总体性把握的研究方法。正如日本学者原宗子所言，“作者所一贯主张的对于‘历史的内面的理解’一语的意义，以及构成历史根底的‘心和情’研究，仍然散发着熠熠光辉，丝毫没有任何缺损” 。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9月出版，定价：8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