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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书评

幸入书山若许年 发布时间:2012-5-3 13:47:07   作者:沈乃文  

  北京大学的一百五十万册原始古籍,除一小部分存在几个系里之外,绝大部分藏在学校图书馆的地下书库里。地下书库有两层,约四千平方米,其中密布着满载古籍的樟木书柜。地下一层书库南出口的过道边,有一个不大的下沉花园,阳光可以从此透入过道的窗口。

  二○○○年以后,我每天就在过道的一个角落里工作。十年晨昏之间,偶尔因伏案过久丧失了位置感,恍惚觉得是在地面之上,环绕周围的古籍层垒如山,而自己置身于书山之谷,俱在阳光照耀之下,感觉十分惬意,油然而生一种幸福之感。由于热爱古籍,辛苦平生所欲得到的,如果说还有一点意义,或许就在此吧。

  有一种至今占据主流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以藏为主,落后;西方现代图书馆是以用为主,先进;其实是一种肤浅的臆说。首先古代藏书楼是自藏自用,不能用现代公益理念来评判。其次古代藏书家既收藏,又研究、又校勘、又传抄、又出版,往往穷尽毕生的心血,对于古籍的了解和掌握的水平,对于古籍的保存和续命的贡献,都是后来通常的图书馆所达不到的。再次古代藏书家周围都有一个学者圈子,在收藏、研究、校勘、出版等方面频繁交流。以清中期黄丕烈为例,钱大昕在《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一“所见古书”中,记载与他的书籍交往三十余条;钮树玉在《非石日记钞》中,记载与他的书籍交往近二十条;可见当年之一斑。如果友人远道而来看书,当年还会提供多日食宿。这些更是后来通常的图书馆所达不到的了。西方图书馆的核心知识是编制目录和解答咨询,在电脑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基本为电脑的操作技能所取代。而古代藏书家的知识,对于书籍的研究,对于版本的鉴定,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可能由现代科学技术全面代劳。甚至一些原来的手工技能,由于最新科技的融入,反而逐步提升为专门的知识。比如对于残损古籍的修复,即为显例。

  今天的图书馆古籍工作者,岗位是现代图书馆员,业务是古代藏书家的后继,接受社会以古代藏书家在古籍搜集、鉴定、整理、研究、出版方面达到的水准和成就作为衡量标准的评判。但是古代藏书家的时代过去了,在图书馆的现行体制下,古籍工作者要达到古代大藏书家的水准很困难。由于不是专门的教学和研究单位,虽然获得的成果与人文学科的成果同类,但是成果只能在时间精力被日常工作基本耗尽之后,鼓以余勇,利用贴近古籍的优势,日积月累而成。若干前辈和同侪为了追求贯通的境界,都有超乎寻常的付出,之所以自苦如此,皆为对古籍的热爱所使然。古籍要求伴书人了解它,懂得它,能够真正地利用它和善待它。凡此种种,洵不足为外人道。

  古籍的学问在传统学术中,称为版本目录学,现在已经被日渐热闹的文献学、出版史、印刷史等所遮盖。随着古籍市场的日益升温,古籍经济学或将出世,古籍财经杂志也可能摆上报刊亭的案头。但是知其人,论其世,读其书,应该是研读古籍的根本。讲求版本等则是为探求古籍的正确内容而生发的枝条。探究出版史、印刷史、抄写刻印工艺等,又是自版本研究再生发的梢叶。虽然以不同侧面为中心所形成的研究门类,完全可以齐头并进,但是版本目录学研究应该坚持传统,全面发展,不当弃冷而逐热。

  清乾隆时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述庵文钞序”云: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古籍研究基本属于考据范畴。所谓考据,一是发现问题,二是寻找证据。发现问题靠了解书,了解得越多越深,感觉到的问题就越多。而找证据,则一要有心,将问题时刻记在心里。二要勤快,大海捞针,锲而不舍。三还要碰运气。对于传统学问,今人的基础不如古人,特别是没有私塾的根底。古人遗留在今天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因为缺乏材料。而寻找解决问题的关键材料,不是只要吃得辛苦,就一定能够找到。运气欠佳,只能存疑。

  因为上述,我不赞成胡适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名言。有前辈学者认为“这十个字是胡适对思想和治学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贡献”(《胡适全集》序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但是就考据学来说,在拿到关键证据之前,大胆假设的结论对于求证具有导向性,同时错误的假设会顽强地阻碍形成正确的结论。

  以胡适先生做“戴赵《水经注》案”考据为例。赵一清接续全祖望研究《水经注》,于乾隆十九年书成,二十九年赵卒,三十八年书送入四库全书馆,四十六年书抄入文渊阁本《钦定四库全书》。戴震研究《水经注》,三十年著书初成,三十八年被召入四库全书馆,继续踵成前书,三十九年写定官本《水经注》,四十年武英殿排印官本《水经注》,四十一年戴重定刊行前书,四十二年戴卒。检乾隆三十九年之武英殿聚珍版本、四十二年之《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四十四年之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本,三者中的《水经注》提要相同,可信出于戴手。提要反复恭述校勘依据的是《永乐大典》,目的明显是为了取悦乾隆帝。但是经注中的若干文字异于《永乐大典》,却与赵一清书相同,以致当年在四库全书馆中,即有戴太史参用赵书,且无一言及之的议论。到了民国影印《永乐大典》行世之后,议论遂成主流。

  一九四三年末胡适先生着手考订此案。他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台湾大学文学院的演讲中说:“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抱打不平,替我的同乡戴震伸冤”(《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就是说胡先生大胆假设为戴震蒙冤。然而要证明戴没有参用赵书,必须得到戴在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之前初成稿本的相关文字,已经与赵书相同的证据。胡先生考证了二十年,没有拿到关键证据,但是也未承认戴确有参用赵书的可能,所作的戴没有见过赵书、戴赵是各自研究得到了相同结果等论述,都不能从根本上排除戴参用过赵书的嫌疑,不能完全说服人,也不能成为真正的结论。所写的关于戴、赵和《水经注》的二百多篇文字,绝大多数也没有能在胡先生生前发表。胡先生曾经说,他的研究着重解决方法论的问题。那么他考证“戴赵《水经注》案”的例证所说明的是:考据学在取得关键证据之前,不宜假设任何结论,应该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地寻找证据,根据获得的关键证据得出纯客观的结论。

  因为做有关古籍的工作,解决日常工作中涉及的问题,零零散散地写了一些文字。一九九七年邓广铭先生教导:写了文章一定要发表,藏之名山不可取。遂陆续刊载在一些刊物上。由于事先没有通盘的计划,不是按部就班地完成,所以门类题目都很分散,只能说基本都是依据古籍做考据,偏重版本的稍多。许多题目还有后续的余地,也想续作,但是何时能够着手,全在未知。

  古人描述收藏古籍之多为坐拥书城。所谓的书城,至多传承三、四代,藏书数万册,号称几十万卷,就不得了了。以今天北大位居世界前几位的古籍收藏来说,不啻十数倍于当年的顶级者。只此一点,已经是千百年间的古代读书人所不能奢望的。《红楼梦》中的顽石感叹“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回首时光,冒昧套用,可以说是:幸入书山若许年。又幸何如之。最大的遗憾是母亲已经于六年前过世,墓草萋萋,孤独无诉。兹敛集山脚的些许云影落花,聊志光阴而已。

  (《书谷隅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定价118.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2年0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