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一百五十万册原始古籍，除一小部分存在几个系里之外，绝大部分藏在学校图书馆的地下书库里。地下书库有两层，约四千平方米，其中密布着满载古籍的樟木书柜。地下一层书库南出口的过道边，有一个不大的下沉花园，阳光可以从此透入过道的窗口。

　　二○○○年以后，我每天就在过道的一个角落里工作。十年晨昏之间，偶尔因伏案过久丧失了位置感，恍惚觉得是在地面之上，环绕周围的古籍层垒如山，而自己置身于书山之谷，俱在阳光照耀之下，感觉十分惬意，油然而生一种幸福之感。由于热爱古籍，辛苦平生所欲得到的，如果说还有一点意义，或许就在此吧。

　　有一种至今占据主流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以藏为主，落后；西方现代图书馆是以用为主，先进；其实是一种肤浅的臆说。首先古代藏书楼是自藏自用，不能用现代公益理念来评判。其次古代藏书家既收藏，又研究、又校勘、又传抄、又出版，往往穷尽毕生的心血，对于古籍的了解和掌握的水平，对于古籍的保存和续命的贡献，都是后来通常的图书馆所达不到的。再次古代藏书家周围都有一个学者圈子，在收藏、研究、校勘、出版等方面频繁交流。以清中期黄丕烈为例，钱大昕在《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一“所见古书”中，记载与他的书籍交往三十余条；钮树玉在《非石日记钞》中，记载与他的书籍交往近二十条；可见当年之一斑。如果友人远道而来看书，当年还会提供多日食宿。这些更是后来通常的图书馆所达不到的了。西方图书馆的核心知识是编制目录和解答咨询，在电脑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基本为电脑的操作技能所取代。而古代藏书家的知识，对于书籍的研究，对于版本的鉴定，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可能由现代科学技术全面代劳。甚至一些原来的手工技能，由于最新科技的融入，反而逐步提升为专门的知识。比如对于残损古籍的修复，即为显例。

　　今天的图书馆古籍工作者，岗位是现代图书馆员，业务是古代藏书家的后继，接受社会以古代藏书家在古籍搜集、鉴定、整理、研究、出版方面达到的水准和成就作为衡量标准的评判。但是古代藏书家的时代过去了，在图书馆的现行体制下，古籍工作者要达到古代大藏书家的水准很困难。由于不是专门的教学和研究单位，虽然获得的成果与人文学科的成果同类，但是成果只能在时间精力被日常工作基本耗尽之后，鼓以余勇，利用贴近古籍的优势，日积月累而成。若干前辈和同侪为了追求贯通的境界，都有超乎寻常的付出，之所以自苦如此，皆为对古籍的热爱所使然。古籍要求伴书人了解它，懂得它，能够真正地利用它和善待它。凡此种种，洵不足为外人道。

　　古籍的学问在传统学术中，称为版本目录学，现在已经被日渐热闹的文献学、出版史、印刷史等所遮盖。随着古籍市场的日益升温，古籍经济学或将出世，古籍财经杂志也可能摆上报刊亭的案头。但是知其人，论其世，读其书，应该是研读古籍的根本。讲求版本等则是为探求古籍的正确内容而生发的枝条。探究出版史、印刷史、抄写刻印工艺等，又是自版本研究再生发的梢叶。虽然以不同侧面为中心所形成的研究门类，完全可以齐头并进，但是版本目录学研究应该坚持传统，全面发展，不当弃冷而逐热。

　　清乾隆时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述庵文钞序”云：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古籍研究基本属于考据范畴。所谓考据，一是发现问题，二是寻找证据。发现问题靠了解书，了解得越多越深，感觉到的问题就越多。而找证据，则一要有心，将问题时刻记在心里。二要勤快，大海捞针，锲而不舍。三还要碰运气。对于传统学问，今人的基础不如古人，特别是没有私塾的根底。古人遗留在今天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因为缺乏材料。而寻找解决问题的关键材料，不是只要吃得辛苦，就一定能够找到。运气欠佳，只能存疑。

　　因为上述，我不赞成胡适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名言。有前辈学者认为“这十个字是胡适对思想和治学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贡献”（《胡适全集》序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但是就考据学来说，在拿到关键证据之前，大胆假设的结论对于求证具有导向性，同时错误的假设会顽强地阻碍形成正确的结论。

　　以胡适先生做“戴赵《水经注》案”考据为例。赵一清接续全祖望研究《水经注》，于乾隆十九年书成，二十九年赵卒，三十八年书送入四库全书馆，四十六年书抄入文渊阁本《钦定四库全书》。戴震研究《水经注》，三十年著书初成，三十八年被召入四库全书馆，继续踵成前书，三十九年写定官本《水经注》，四十年武英殿排印官本《水经注》，四十一年戴重定刊行前书，四十二年戴卒。检乾隆三十九年之武英殿聚珍版本、四十二年之《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四十四年之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本，三者中的《水经注》提要相同，可信出于戴手。提要反复恭述校勘依据的是《永乐大典》，目的明显是为了取悦乾隆帝。但是经注中的若干文字异于《永乐大典》，却与赵一清书相同，以致当年在四库全书馆中，即有戴太史参用赵书，且无一言及之的议论。到了民国影印《永乐大典》行世之后，议论遂成主流。

　　一九四三年末胡适先生着手考订此案。他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台湾大学文学院的演讲中说：“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抱打不平，替我的同乡戴震伸冤”（《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就是说胡先生大胆假设为戴震蒙冤。然而要证明戴没有参用赵书，必须得到戴在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之前初成稿本的相关文字，已经与赵书相同的证据。胡先生考证了二十年，没有拿到关键证据，但是也未承认戴确有参用赵书的可能，所作的戴没有见过赵书、戴赵是各自研究得到了相同结果等论述，都不能从根本上排除戴参用过赵书的嫌疑，不能完全说服人，也不能成为真正的结论。所写的关于戴、赵和《水经注》的二百多篇文字，绝大多数也没有能在胡先生生前发表。胡先生曾经说，他的研究着重解决方法论的问题。那么他考证“戴赵《水经注》案”的例证所说明的是：考据学在取得关键证据之前，不宜假设任何结论，应该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地寻找证据，根据获得的关键证据得出纯客观的结论。

　　因为做有关古籍的工作，解决日常工作中涉及的问题，零零散散地写了一些文字。一九九七年邓广铭先生教导：写了文章一定要发表，藏之名山不可取。遂陆续刊载在一些刊物上。由于事先没有通盘的计划，不是按部就班地完成，所以门类题目都很分散，只能说基本都是依据古籍做考据，偏重版本的稍多。许多题目还有后续的余地，也想续作，但是何时能够着手，全在未知。

　　古人描述收藏古籍之多为坐拥书城。所谓的书城，至多传承三、四代，藏书数万册，号称几十万卷，就不得了了。以今天北大位居世界前几位的古籍收藏来说，不啻十数倍于当年的顶级者。只此一点，已经是千百年间的古代读书人所不能奢望的。《红楼梦》中的顽石感叹“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回首时光，冒昧套用，可以说是：幸入书山若许年。又幸何如之。最大的遗憾是母亲已经于六年前过世，墓草萋萋，孤独无诉。兹敛集山脚的些许云影落花，聊志光阴而已。

　　（《书谷隅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定价1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