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尺牍文献的评论与研究主要有三个取向：一为文体论，二为文学史，三为书法史。而尺牍的文献内容作为一种文本资料，任何研究均可从中引征，为己所用，其研究可归之于各自探讨的范围。

　　中国古代文体论可溯至先秦，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才有较系统的文体论著作产生。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个单篇的文体论，其中已有片言涉及对尺牍的评论。当刘勰的文体论巨著出现后，尺牍作为文体的理论才初步建立起来，在《文心雕龙·书记》中，刘勰对尺牍的文体特征作了概括：“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此后，对尺牍文体历代均有各种评论，抑扬不一，对其文体地位、特征、归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中国古代虽未有全面的尺牍研究专著产生，但在文人学者的著作中时有讨论。按照我国唐之后选文基本采取按体编排，依类选文的传统，尺牍类选本的序跋例言最集中地代表了编者对尺牍研究的心得，这些文章具有尺牍文献学的学术价值，藉此可深入研究中国尺牍文献学理论，是有待深入探讨的学术资源。

　　尺牍的文学研究是人们最关注的一个方面。自古以来，许多传之千古、脍炙人口的名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佳作。尺牍作为一种“双人文体”，是两人之间的直抒胸臆之作，文字情真意切，自然洒脱，具有文学的审美性。尺牍文学特性的成熟与该文体的独立和自觉密切相关，从魏晋南北朝至今，人们普遍将尺牍文献归于文学之列，在传统目录学中，归类于集部之下。尺牍写作在文学形式上除散文外，还有骈文，或骈散结合，或以诗词作书。历代选编出版的尺牍类文集，也多以鉴赏名家尺牍之作为标准。在现代所著中国文学史中，尺牍有其一席之地，并有《中国尺牍文学史》专著问世，结合其他尺牍专题文学研究论著，中国尺牍文学的概貌已初步显现于文学史。

　　尺牍在书法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对象分为两部分，一是历代刻帖，二是尺牍书法。众所周知，古代刻帖的主要目的在于鉴赏名人书法手迹，刻帖在保存和传播优秀书法作品方面厥功至伟，帖中所选书法作品保留了许多名家的尺牍。因此，帖不独具有公认的书法价值，还有被忽视的文献价值。帖学研究是我国一大显学，历代著述，高论不绝，但对其中的尺牍研究还需深入，特别是明清刻帖中的尺牍文献状况。尺牍原件历来被人视为墨宝而收藏。作为书法资料，其研究与影印出版也是佳作不断，成果斐然。因此，结合尺牍的书法史研究，从中可发掘出一批可作文献辑佚的尺牍文本资料，而不是单纯地视之为书法作品。如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藏《绍兴米帖》残卷中所收十三篇尺牍均为米芾佚文，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英光堂帖》残本也有近四十篇尺牍为米芾佚文，均为《全宋文》失收。帖中尺牍文献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在尺牍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历代尺牍文献的整理成果可谓连篇累牍。但由于尺牍写作动机并不以刊布为目的，致使具有隐匿性和易失性特点，实际传世的尺牍只是原来创作中的小部分，显得尤为珍贵。因此，整理搜集尺牍自宋以来，古刻鸿音，锦书荟印，代代刊布不绝。因尺牍书体各异，工草不一，趍录整理之中时有衍脱误认和无法辨识的情况，若未见原件或影印手迹，其差错难以校勘。如《颜氏家藏尺牍》有潘仕成《海山仙馆丛书》整理本，“然其书释文未精，鱼豕多讹”，经上海图书馆重新“订其文字，正其讹误”，推出了新式标点本。整理书信若传抄或编辑不当，也会出现错误。如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中有两封鲁迅致许寿裳的信被颠倒误植。所以，尺牍的整理不仅是文字处理的困难，其年代的考订也是公认的难题，古今许多尺牍没有明确的时间标注，需整理与引用者从内容与作者生平方面斟酌判定。总之，尺牍文献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不断深入认识尺牍的文体发展规律与特征，通过辨伪、考订、校勘等方法，从多学科揭示和整理尺牍文本，发挥尺牍文献的价值。

　　五

　　尺牍文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史料性、艺术性和社会性三端。

　　尺牍的史料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较客观地反映了当事人的有关信息，即所谓“读其文可以参稽其事迹，想见其性情，非仅文辞丽藻供学者摹仿已也。”所以，尺牍是人物研究最直接的史料，因为“私信……属于自传的范畴”。是了解传主在特定阶段真实经历和隐秘心理的最佳佐证，在传记、年谱的写作中，书信的运用深受关注。尺牍为考察历史大事件也提供了重要细节。二○一三年张佩纶曾孙张恭庆等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其曾祖往来尺牍、日记手稿等珍贵文献，从中可看到晚清政治秘辛，特别是一系列重大运作的内幕，对认识清末海军建设有重要史料价值。档案是保存书信最多的文献体系，档案中的书信因其归属的特征而决定了它的特殊价值，使之与独立的书信相比，更具有文献的相关性，有其互补性的史料价值。在上海图书馆已公布的近十六万件盛宣怀档案中，信函数量达九万零三百四十五件，其中李鸿章致盛宣怀五十五件，郑观应致盛宣怀九百件，张之洞致盛宣怀十件。其中涉及众多历史隐密，保留了一些难得的告密信，如盛宣怀从陶湘的题为“齐东野语”的密信中，获得了紫禁城内外的机密信息，“因为事关内幕，实在见不得人，已被盛宣怀烧毁。但是毕竟留下了一部分，它仍然是难得的历史见证”。因此，随着密藏书信的陆续公开，以此作为史料已成为常态，在史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

　　尺牍的艺术价值来自尺牍的书法艺术性和笺纸的雕版刻印技艺。据《汉书·陈遵传》谓陈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可见尺牍的收藏源于它的书法之美，自汉以来它的艺术价值已为人所重，以致模刻入帖，供赏案头，或藏之箧函，展玩品味。历代书论均有详述，其书法的艺术价值自不待言。尺牍笺纸，正如明末淸初的李渔《闲情偶寄》中说“笺简之制，由古及今，不知几千万变”，这种娱情的艺术“自人物器玩，以迨花鸟昆虫，无一不肖其形，无日不新其式”，具有极富艺趣的工艺之美，上海图书馆的梁颖先生对此在《说笺》中作了全面考察，兹不再述。总之，在中国文献史上，尺牍是最具有艺术形式与内涵的文献类别之一。

　　尺牍文献的社会价值是由它的功能所承载的社会应用性、礼仪性所决定的。有学者研究认为：“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有两种文体几乎无人不写：一为诗，一为书信。”其实，书信的写作具有更大的广泛性，是我国最有社会性的文字写作，即使目不识丁也会请人代书。因此，致受双方的身份与事由的不同，形成了文体形式的多样性，其各种专称展现了复杂的人际网络关系，折射了社会等级的现实。作为人际交往的应用文，尺牍承载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种情景，其社会内涵是其他文献不可比拟的。如《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中所列尺牍涉及的情景有叙候、庆吊、劝慰、请托、辞谢、索借、允诺、戏谑、邀请、自述、颂赞、寄赠、庆贺、叙别、思望、介绍、欣羡、规劝等。有人从这两部尺牍畅销书中，解析了绍兴师爷网络的人文现象，其社会史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尺牍文体的礼仪性也使之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古代“书仪”之书，不仅是对尺牍书写形式的规范，也是社会等级和礼仪在文献中投影的固化。在历史上，书信往来是社会各界人士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为此而建立的古代邮驿与现代邮政，构筑了一种维护社会交流的机制。尺牍是编织人际网络与感情的“梭子”，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一纸飞鸿，承载了无数人间的情感，古代诗词中的鱼雁音尘，牵动了多少人的情怀！尺牍也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近三十年来，电子邮件与手机短信的流行，使书信雁逝鱼沉，改变了人际互动的方式。因此，尺牍的社会价值更加受到了人们的怀念和珍视。

　　六

　　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清至当代尺牍原件达十三万余通，名列国内各大图书馆前茅。其来源一为捐赠，如张元济、李宜龚、陈植、叶景葵、叶恭绰、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和茅盾之子韦滔等人的收藏；二为采购，如历年购自上海、苏州、南京、北京等地的古旧书店；三为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移交的征集品。近年来，本馆所展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积极开拓手稿文献的征集，当代文化名人的书信收藏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上海图书馆自一九五二年建立以来，不断搜集、整理和研究尺牍，以多种形式揭示馆藏尺牍。在一九六一年春节，上海图书馆曾举行了“清代学者书简展览”，此展共“陈列了一百二十个清代著名学者的书简一百八十多封，有千言长信，有短简小札，都是没有发表过的”，是一次影响很大的学术性尺牍专题展。近十余年，馆藏尺牍整理研究持之以恒，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上海图书馆所藏明人尺牍，其珍稀性为世人所宝，经系统整理考订，出版了原件影印与标点排印合璧的《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八卷，公布明代尺牍五百八十六通，涉及作者三百四十一人。清康熙时曲阜颜光敏未信堂所藏《颜氏家藏尺牍》，凡二百八十四家，七百九十通，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这部尺牍名作也出版了原件影印与标点排印合刊的整理本八巨册。在《上海图书馆历代手稿精品选刊》出版系列中，推出了翁同龢、俞樾的尺牍各二卷。其他还有汪康年师友、郁达夫、柳亚子、茅盾等人的书信均专书出版，并为《李鸿章全集》等众多名人文集的编纂出版提供了大量尺牍底本。

　　《历史文献》年刊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主编的文献性学术丛刊，自创刊以来，整理刊布了本馆三千九百余通尺牍，如王国维致刘承幹、曾国藩致张运兰、陈宝箴友朋书札、胡朴安友朋书札、李鸿章致李瀚章、李鸿章致张佩纶、沈曾植的“海日楼家书”、叶恭绰的“遐庵书札”等尺牍，持续连载刊印，公布了一大批原始资料。本馆同仁还以尺牍笺纸为对象，开拓性地推出研究专著《说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山东美术出版社）。本馆珍藏的宋拓《十七帖》（上海古籍出版社）、《郁孤台法帖》（上海书店出版社）也惊艳亮相。

　　本书是试图以文献学的视野揭示尺牍特点，从文献史综合反映尺牍价值的文献资料集，是我们尺牍文献整理研究的续作。（续完）

　　（《中国尺牍文献》（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定价：8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