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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 发布时间：2010-11-19 0:00:00 作者：

　　四川大学祝尚书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科举与文学》（项目批准号为04BZW025），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2008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是一项研究宋代科举制度以及宋代科举与宋代文化、文学之关系的交叉课题，可以说是熔文史哲于一炉。该书除全面考察了宋代科举制度外，重点探讨了思想、文化和文学之间关系的三个问题。　　一是对宋代科举主要文体诗赋、策论、经义的研究。宋代省题诗、律赋，此前的研究基本上是把它们当作一般的“文学作品”，而不是从科举程式文体出发，故所论多为隔靴搔痒。该书对宋代省题诗、律赋的题目和体制作了深入考察，认为宋代科场诗赋题目“礼乐刑政”化，而程式又极为繁密，讲究起承转合、体贴贯穿，严重影响了内容的表达，故对它们的综合评价不可能高，若从其体制和思想内容论，应该是很低的，这是宋人自己的定位。　　宋代的场屋策论，此前也很少探讨它的程式化，更没有结合举子普遍使用“括套”这个“宋代特色”，故与场屋诗赋研究一样，与实际情况也很“隔”。该书认为，场屋策论虽是考试工具，又便于利用括套进行剽窃，但通过阅读和写作，以提高青年士子的识见与措置当世的能力，思路是不错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考策论的弊病也暴露无遗，不止扼杀了文体自身的活跃因素，更扼杀了无数学子的思想和青春。　　至于宋代经义，该书分期作了详细考察，特别是研究了它的程式化过程，认为实行经义考试的实际结果，与统治者的期望相去甚远。概而论之，经义的流弊主要有三：不读原著，专事穿凿；剽窃旧作，全用套类；拘于程式，流于对偶。在写作上，宋代经义与律赋合流，演变为明清八股文，流毒甚广。　　二是对宋代科举与相关思想文化、文学之关系研究。该书这部分内容达六章之多，所论问题此前很少有人探讨。作者发掘了大量文献史料，对科举与学风、科举与理学、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深入论述，大大丰富了课题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关于政治思潮、哲学思想对科场学风、文风的影响，探讨了四个时期的不同表现：仁宗时代的“太学体”；北宋中后期的“道德性命之学”；南宋前期的“乾(道)淳(熙)太学体”；南宋后期的科举理学化。宋宁宗嘉定特别是理宗以后，理学成为官学，逐渐控制了科举考试，并深度影响了元、明、清三代。　　第二，以“科名前定”为核心的社会心态，是科举制度变革即糊名、誊录普遍实施的结果，因为糊名、誊录制造了许多悬念，其中隐含了太多必然、偶然或显性、隐性的制约因素，不仅使人无法把握，也让人难以捉摸，而“前定论”正好给出了最简捷而又不容究诘的答案，故在宋代极为流行，其影响也延伸到明、清。　　三是对宋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科举对文学的发展究竟是“促进”还是“促退”?学术界的看法不一，认为促进、促退的都有。该书将科举与文学分为两个层面进行审视，即“外部效应”和“内部运作”。所谓外部效应，是指将科举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它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最终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所谓“内部运作”，主要指科举考试，即从士子备考、场屋作文，直到阅卷、放榜的整个过程。在“外部效应”这个层面上，科举对文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促进的；而在“内部运作”这个层面，对文学则是“促退”的，甚至两相悖反。这就避免了笼统地强说“促进”、“促退”的局限。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