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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十三世达赖入京朝觐侧记 发布时间：2010-9-28 0:00:00 作者：张荣明

    1956年入选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许宝蘅（1875-1961），虽然不是一位动静语默以系天下观瞻的煊赫人物，但他那八十六年的人生历程在近现代史上却是一个难得的奇迹。

    顺治皇帝当年勅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意味深长的是，慈禧删去“所领天下释教”等十多个关键字，刻意增添“诚顺赞化”四字，似乎时时提醒十三世达赖要拱卫中央政府，虔诚归顺，赞化朝政。



    1956年入选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许宝蘅（1875-1961），虽然不是一位动静语默以系天下观瞻的煊赫人物，但他那八十六年的人生历程在近现代史上却是一个难得的奇迹。

    1902年，许宝蘅在杭州参加乡试，初战告捷，中试第六十七名。后考经济特科未遂，捐官为内阁中书。1907年，在军机处考章京一职，应试者百余人，许宝蘅夺得大魁名列第一。曾任两江总督的军机大臣张之洞阅卷之后，对许氏才华极为赞赏：“写作俱佳，数小时中能作箴铭体尤难。”后又对军机同僚赞叹许氏：“所作极得体要，小军机向以浙人为著，岂其有秘授耶？”（《许宝蘅日记》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以下简称《日记》）章京一职为四品官衔，通常协助军机大臣起草中枢文牍要件，责任重大，亦可称之为“小军机”，必须识大体，富捷才。河北人张之洞有点搞不懂：头角崭露的小军机怎么都出自浙江一地，莫非浙人的文才像百年老店张小泉刀具皆是代代相传有所“秘授”乎？

    辛亥革命后，1912年袁世凯被推为临时大总统，设国务院，许宝蘅出任为国务院秘书，其间总理人选频相更换，先后有唐绍仪、陆徵祥、赵秉钧诸人，许氏亦分别调任铨叙局长、稽勋局长、考绩司司长。1916年，袁世凯称帝未成，恨恨而死。副总统黎元洪顺势而任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1917年，张勋率辫子兵入京，拥戴宣统复辟，此时蛰居天津的前国务总理段祺瑞召集两军入京击败张勋，并从南京迎来副总统冯国璋，推其荣任代理大总统。许宝蘅经友人推荐，入大总统府为秘书。1918年，经议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许氏仍任总统府秘书，且兼任铨叙局长、内务次长。1922年，直隶督军曹锟拥兵入京，贿选为总统，仍命许氏为铨叙局长。1924年，直奉大战爆发，冯玉祥反戈一击，幽禁曹锟，迎请段祺瑞，拥戴为执政，许宝蘅调任国务院参政。1926年，段祺瑞执政退位，顾维钧为国务总理摄政，许宝蘅为国务院秘书，并于次年晋升为国务院秘书长。1927年，奉系督军张作霖挥师入京，自封为大元帅，潘复为国务总理，许宝蘅续任法制局长兼大元帅府秘书厅帮办及国务院秘书厅帮办。

    这真是一份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的履历。从中可以看到清末民初的时代特色：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二三年。此时此际，滔滔天下者皆乱世也。身处乱世的许宝蘅仿佛在长江浪涛中撑船行舟，出三峡，涉险滩，历经九曲十八弯，能安然渡过一个接一个的宦海风波、政权更迭而岿然不倒，笔者认为全仗许氏本人掌握四支“竹篙”：书法娟秀敏于文思，谙熟政务娴擅辞章；恪守职责不逾本分，恬淡处世酬酢周到。前两者是机要秘书的看家本领，后两者是安度乱世的护身宝符。北洋一系首脑，自袁世凯开始，除了徐世昌，至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诸人，皆是一批不通或半通文墨的赳赳武夫；草头武夫当政，自然需要一位谙熟政务娴擅辞章的文牍高手来装点门面。

    五册共一百四十万字的《许宝蘅日记》年初已经出版，笔者粗粗浏览一遍后，深感这部日记提供了许多清末民初极为真实的历史细节。由于许氏本人一直身处中枢要地，目睹帝后驾崩、辛亥革命、宣统退位、袁氏窃国、洪宪称帝、护国战争、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直皖之战、曹锟贿选、直奉大战等一系列事件及闹剧，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尤为难得的是许氏勤于笔耕，对于历史人物及场景的记载，皆是亲历亲为，非街谈巷议以讹传讹如齐东野语者所能比拟。现结合日记与有关史料，相互印证，作札记数篇以与读者共享。





    清朝开国之初，顺治皇帝鉴于五世达赖在西藏、蒙古的宗教影响力，曾遣人赴藏邀请这位黄教领袖来京会晤。1652年，五世达赖率藏官侍众三千人入京，顺治赏达赖乘坐金顶黄轿，并在太和殿设宴为之洗尘，气氛极为融洽。次年，五世达赖回藏，顺治帝除赠送大量金银珠宝之外，还颁赏书写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金册与金印。金册上说：“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隆兴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据专家考证：“从今以后，‘达赖喇嘛’这个封号和达赖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才正式确定下来。”（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经过两个半世纪后，十三世达赖于1908年之秋再次入京朝觐国家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八时二刻达赖喇嘛入觐，达赖年三十余岁，貌颇丰腴端正，载僧帽，服紫衣，罩以黄衣，右袒，随堪布四人，均紫衣右袒，貌黑，驻京喇嘛穿黄褂伴之为通译，由理藩部尚书带领先登仁寿殿北间，谒太后，跪献哈达，太后温谕三语，退出殿门，又由南阶上殿，谒皇上，赐坐，温谕毕，赐奶茶，礼成而退，出宫门乘黄舆至提督衙门公所休憩。”（《日记》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达赖是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但觐见大清国母慈禧太后，只能“跪献哈达”。据《英国侵略西藏史》记载：“清帝接见藩臣，例须行三跪九叩首礼，达赖只愿屈膝，不甘叩首，此自吾人视之，似不过繁琐无谓之礼仪，惟清廷对此极端重视，因此项问题争持不决，致朝见愆期至八日之久。卒之决定达赖须备四十七种贡品，下跪而不叩头，清皇赐宴时，并须跪迎跪送。”（转引自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第214页）由此可见国家元首与地区宗教领袖会晤时的礼节，当时也曾发生一番曲折周旋。

    过了五日之后，慈禧再次接见达赖等人：“传旨达赖祝嘏在王大臣行礼后，在景福门外另班行礼，又传旨达赖于入宴坐次跪迎跪送。”（《日记》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廿五日）当年五世达赖入京时，西藏地区政权，向中央朝廷表示虔诚归化，故顺治皇帝以打猎为名亲自赴北京郊外迎接，显示了非同寻常的政治怀柔姿态。但今非昔比，一则二十世纪初西藏地区并不宁静，二则十三世达赖曾流亡外蒙古，与俄国沙皇时有联络，寻求庇护。这些状况当然不是清朝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因此，把达赖祝福安排在亲王大臣行礼后面，以及重申必须于宴会时对于太后、皇帝“跪迎跪送”的礼节，这无疑是清政府的一种刻意安排，显示了中央政权对于地方藩臣政治上的强硬态度。

    同年十月初二日：“皇太后赏达赖匾联，南书房拟进二匾二联，联云‘布金宏阐西来法，杖赐长承北阙恩’，其余不能记忆，皆不惬圣意，命南皮相拟进，意以化导蒙藏拱卫本朝为主，南皮相拟进二联，一云：‘大千世界宣真谛，亿万斯年拱上京。’一云：‘金身远绍耆阇崛，丹悃常符妙吉祥。’匾云：‘觉迷绥远。’”（《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二日）慈禧认为南书房所拟匾联皆未能精确传达朝廷的旨意，所以摒弃不用，而另命文采风流老成持重的军机大臣张之洞另拟匾联，核心思想是“化导蒙藏拱卫本朝为主”。张之洞奉上二联，其中一联：“大千世界宣真谛，亿万斯年拱上京”，可谓切题。匾是四字：“觉迷绥远。”“觉迷”，意即使迷途之人觉悟，雍正当年针对所谓的图谋不轨者写过《大义觉迷录》；“绥远”，是安抚远方，言外之意为朝廷的恩威必将施及远方边疆。总之，这是明确告诫十三世达赖要迷途知返，不可怀有二心。

    京城之内，双方正在沟通联谊，遗憾的是西南边疆似乎不太安宁。慈禧赏匾额的次日：“赵季师电奏藏番侵犯察台一带，请廷旨诘问达赖喇嘛，奉旨先行开导，继以兵威，不可孟浪从事。”（《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三日）驻藏办事大臣赵尔丰（字季和）向朝廷禀报藏军四出扰民，请下圣旨当面责问达赖。赵尔丰此人早年得到山西巡抚锡良赏识，后随官升四川总督的锡良入川，针对当时外国势力日益觊觎西藏的形势，曾上治理西藏的“平康三策”，受到朝廷认可。不过，赵尔丰处事手段强硬，藏族官吏亦时常向中央政府提出控告。因此，朝廷这次接到禀报后指示赵尔丰应先礼后兵，不能草率兴师动众。

    总的来说，远方几缕淡淡的烽火硝烟，大抵难以冲淡京畿喜庆的氛围。过了几天，由于临近慈禧生日，这位太后与光绪皇帝又一次接见十三世达赖，并设宴款待，且有艺人演戏以助兴，身为军机大臣的荣庆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历史场景：“乘马车至西苑门，同燮相乘舟至仁矅门西彩棚恭候。达赖面贡毕，两宫至颐年殿，随入听戏，赏糖点，叩领赏饭。巳正出，旋入，赏果盒奶茶。未初出，领果桌谈稍久，赏晚饭领毕，申初散归。”（《荣庆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九日，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

    何以军机章京许宝蘅在日记中未记此事呢？原来他“连日咳嗽，今晨起吐血十余口，色深红，皆瘀血也，吐后人仍如常”（《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九日）。或者身体欠佳，或许官阶不高，总之许宝蘅没有参与这次朝廷接见达赖的活动。

    十月初十日，《荣庆日记》继续记载：“卯同燮相策马入，至德昌门内，宝臣旋到。仍朝服，随御前大臣及内府南斋谢燕窝赏，……达赖在西首间，赐予甚厚，谢恩，博公、寿继两大臣陪。本日撤戏一出，未正散归。”昨日是达赖向慈禧贡献礼品，今日是主人赏赐客人许多金银珠宝，并且再次传唤戏班在宫内演出，以供观赏，直至下午才唱罢结束。

    同日，《许宝蘅日记》亦记载：“五时入直，以皇太后万寿圣节百官入贺，故西苑门启稍早。各部院皆推班不奏事，外省折奏亦多暂压不递上，故值班无事。八时两宫御勤政殿，仍照常召见军机、赐六大臣念珠各一串，余与捷三同入内直房听旨，军机大臣退后更换朝服，余二人遂循湖北行至宝光门，门内盛设仪仗，南为长廊，北为景福门，门内为仪鸾殿，即皇太后所居宫也，景福门外铺极大棕毯，自大学士以下皆齐集门内，院中为王公大臣，余等旁立观看。八时二刻景福门掩，闻内作乐，盖皇太后已御殿，内庭主位先进贺也，旋启门，门内外百官皆肃立，闻赞礼皆下跪，凡三跪九叩首，礼成掩门均退，余等亦趋而出。……今日懿旨封达赖喇嘛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每年由四川藩库支发廪饩银一万两，令其即行回藏。”

    顺治皇帝当年勅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意味深长的是，慈禧删去“所领天下释教”等十多个关键字，刻意增添“诚顺赞化”四字，似乎时时提醒十三世达赖要拱卫中央政府，虔诚归顺，赞化朝政。

    封建王朝等级森严，大官进内品尝奶茶、燕窝宴，小官在外就只能在外享用闭门羹了。不过，既然是太后“万寿”生日，应该是与民同乐，普天同庆，四品小官为何就不能蒙赏恩赐一点残馔余汁呢？原来是别有隐情。据身为翰林院侍讲的恽毓鼎在当日所记：“阴。皇太后万寿，升仪鸾殿。辰正，皇上率王公百官在来薰风门外行礼，臣毓鼎侍班，入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毓鼎乃随诸臣入班叩贺。”（《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这里略略透露的是似乎光绪“圣躬不豫”，但据笔者看来实质是慈禧“圣宫不豫”，太后既然贵体不安，自然没有精神应对臣民山呼万岁，草草在内廷行礼敷衍了事了。

    不到两三日，不祥消息连续传出，据《恽毓鼎澄斋日记》所记：“花农前辈恭阅《宫门抄》，两宫不御殿见枢臣。”（十月十二日）“闻两圣仍未御殿，心甚忧虑，访于朝贵，知皇太后因腹泻而心绪拂逆，故辍常朝。”（十月十三日）“晴。圣躬不豫辍朝，唯庆亲王见慈圣于榻前。既退，即兼程赴菩陀峪地宫。朝士惊惶，虑有非常之变。”（十月十四日）看来慈禧病入膏肓，自知行将不起，故召见晚年宠信的庆亲王，遣他赶紧去视察东陵地宫，安排后事了。消息传出，使得廷臣朝士一片惊慌。

    许宝蘅对此也有记载：“六时入直。前二日两宫未御勤政殿，以太后感冒伤风，十二日庆、醇两邸曾诣仪鸾殿问安。……赵尔丰电奏番兵已撤退，奉旨免予深究。”（《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既然藏军已经撤兵停止侵扰，清政府就采取息事宁人的策略，传旨不予深究了。

    接下来数日，两宫之病如江河日下，终于熬到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天，光绪、慈禧先后驾崩。“闻两宫病皆亟，军机巳刻入对于太后宫内，午刻又传入见，奉懿旨授醇亲王为摄政王，又奉懿旨，醇亲王之子溥仪留宫内教养，在上书房读书，又闻传即夕还宫。二圣同病，殊可危虑。”（《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四时半起。五时半到东华门，已启，至西苑门见吉祥轿，始知大行皇帝于昨日酉刻龙驭上宾。……至十一时，闻太皇太后危笃，又拟进懿旨命摄政王裁定军国政事，有重要事件由摄政王面请皇太后旨行。旋检查孝贞显皇后旧典。二时闻太皇太后换衣，摄政王与庆邸、各堂入宝光门敬视太皇太后升遐，即拟进太皇太后遗诰与哀诏。乌乎！十一时中两遘大丧，亘古所未有，可谓奇变，余缮写时心震手颤。莫知所主。”（《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慈禧、光绪在不到十六个小时中，先后突然死去，确实有些诡异蹊跷，如同“烛影斧声”，已经成为清史中的一件谜案，这里暂不展开讨论。然而其时在军机处亲身经历这个特殊场景及事变的人物，不免感到惊心动魄，许宝蘅自述在缮写遗诰与哀诏时，“心震手颤”，无法自控。

    十三世达赖参加慈禧生日盛会之后，并没有匆匆离京，因而他耳闻目睹了这场皇帝、太后几乎同时驾崩的国殇。军机大臣荣庆记载：“至乾清门候行大行皇帝殷奠礼。卯初礼成，至陆军部茶房，同溥尚书稍食，辰初至他坦伺候朝奠礼。巳初达赖入叩梓宫，率徒唪经二刻许毕。”（《荣庆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慈禧死后五日，达赖进宫朝拜祭祀，面对的是两具高大的棺木，周遭素幛白帏高悬，气氛悲哀肃穆。仅仅一个月前，这位大清国母颐指气使，那位大清皇帝威仪具在，如今转瞬已是一瞑不起，双双长眠棺中，阴阳两隔，十三世达赖在此感受的无非是人生无常了。

    对于十三世达赖此次北京之行，英国人别有用心地评论清政府有几个动机：“中国为何要达赖喇嘛去北京呢？无疑主要是：（1）表明他是皇帝的下属。（2）增加‘诚顺’二字来修改其称号，并在其他方面予以贬低，以强调此种从属关系。（3）竭力迫使达赖喇嘛在流亡中国首都期间，同意西藏政府中的此种改变，以增强中国在该国的影响。”（查尔斯·贝尔著、冯其友等译：《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第64－65页，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这自然是一派颠倒黑白的胡言。充分说明中国领土西藏一直是外国政治势力费尽心机想染指插手的目标。直至1943年，在中、英、美三国首脑相聚的开罗会议上，英国人还要否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神圣领土。据浙大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所记：“晤布雷。据布雷云，Cairo开罗去年十一月底之会议声明高丽独立、台湾归我，英国初不甚赞同，后经罗斯福之疏通，始能成功。香港亦以罗斯福之主张不提出，谓异日必可归还云。西藏问题最困难，以英国只承认中国之宗主权，而不承认为中国领土云。”（《竺可桢日记》1944年1月5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

    十三世达赖离京归藏后，由于受到英国人的挑唆，后又出逃流亡印度，但他晚年归国后，在留下的《政治遗嘱》中，仍然对于慈禧与光绪这两位最高统治者怀有不胜眷恋之情：“以前，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和满洲皇帝曾达成一项协议，说象僧俗人士相互帮助那样来给对方提供帮助。因此，尽管我因此而吃了苦头，但我对此毫不在意，而是穿过藏北、中国和蒙古，来到伟大的首都--金色的北京。皇太后与皇帝对我盛情款待。”（英德·马利克著、尹建新等译：《西藏的历代达赖喇嘛》第43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

(来源：中华书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