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此名，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称得上“中国考古泰斗”。在身后被称为“旷世的考古历史学家”，斯人已如烟云般飘散在历史星河中，只留下诸多故事，供后来者反复品味。

　　幸得《夏鼐日记》、《夏鼐文集》及其他夏鼐相关作品的编者，社科院考古所的王世民先生，尽其所能地保留了夏先生喜怒伴哀乐、高尚又市井、识时与背时的一切，先生的故事，方可期血肉鲜活。太细致的事情，像是北平残雪里的泥泞路上，和平生活里的娇气抱怨；像是落日战壕里转瞬而逝的，危难生活里的轻松遐想；像是未名湖边涤尘的和风里，席地而坐、掏笔便算的忘我教学，似并无篇幅在此活蹦乱跳地重演一遍。但关于夏鼐何人，所做何事，品性何状，功过何论，太愿意在这里重新认真地叙说一遍。长文易写，短篇难绘，下面的故事里，先让我们一起回到1910 年初，江南未曾落雪，却近旧历鸡年除夕的2 月7 日。

　　郁 闷 如 鼐

　　这一天晚上，温州富户夏禹彝家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一开始，他被取名为国栋，中考时文化渐长，便要求改名为鼐，字作铭。而这三个名字，正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夏家十分富裕，既有子承父业的著名丝号，又有富农亲家精心打理的百亩良田，自祖上两代起便始终衣食无忧。夏禹彝又十分重视学习，无论儿女一律要接受良好的教育。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会当凌绝顶的大学神夏鼐成长了起来，患有念书上瘾、考试从不落榜眼，视名校如天外浮云等“学神综合征”。

　　古往今来，世间学神千千万，像夏鼐这般郁闷的学神并不多见，因为在他的一生中，都是想学啥就没法学啥，不想干啥就非得干啥。比如高中的时候，他身为一名文科生，却疯狂地向往工科，爱上了美妙的机器。兴致勃勃地准备去报考时，才发现自己患有沙眼症，是无法报考的。

　　夏鼐的内心是震惊的。

　　比如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本科时，他又狂热地爱上了生物，理由是“文科太轻松了好空虚”。大二转学考入清华时，他本想转生物系，万万没想到，清华的转系手续实在太复杂冗赘，怕麻烦的夏鼐最后还是屈服了，次求历史而学之。

　　夏鼐的内心是虚脱的。

　　比如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多么想学习与数学有关的经济史啊，可今年的留美研究生考试竟没有经济史这个门类？学考古就学考古吧，不见则无念，可正在殷墟作发掘实习之时，为何又告诉他第二年有了经济史门类呢？他无条件地想转去学经济史，可梅贻琦校长坚决不同意，打死都不同意。

　　夏鼐的内心是崩溃的。

　　好不容易接受了残酷的事实，要去学习对自己来说是一片未知的考古学，但刚去英国时跟随的教授却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三脚猫”。夏鼐愤而转学，终于寻得明师—是时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斯蒂芬 · 格兰维尔教授（Professor Glanville Stephen），直接攻读埃及考古学博士。

　　此刻，夏鼐的内心倒是很平静了，欲筹壮志的火焰却越来越高。

　　反正从头到尾，就没有一样是他本来想学的，既来之，则安之吧。彼时，埃及考古学为世界考古学之标杆，最是完备发达，而伦敦大学的埃及考古学则乃其中之翘楚，拥有最先进的田野发掘技术与研究方法，更有标本齐全丰富的博物馆。

　　好像找到报国的路了呢，好像找到能大有所为的那番天地了呢。夏鼐奔波于发掘工地间，沉浸在古埃及串饰中，时常如是想。

　　学成正值二战方酣之际，夏鼐在漫天炮火的追逐中回到了祖国，以考古精英人才之稀缺，被收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与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位导师，李济、梁思永和傅斯年等重逢。他亟欲大展手脚，好好做出一番学术事业来。1946 年11 月22 日，夏鼐尚沉浸在西北考古行大发现的喜悦，和归途被劫船的痛心之中时，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傅斯年竟突然要他出任史语所的代理所长。

　　夏鼐的内心简直是懵了。

　　他只是考古组一个晚辈副研究员而已，如何一下子当得了整个史语所的代理所长？他只是想好好地成为一个颇有作为的考古学家而已，所长的万般琐务该是何等的侵扰？他千般推辞，甚至请假回乡以避之，却抵不住傅斯年的万般坚持。无奈之下，他被迫出任代理所长，却干得恰如其分，更在中研院的评议会上，力挺为政治所累的学者们，认为一个学者只要是中国人，其政治立场就不应是人们对其学术贡献产生偏见的理由，而他所声援的人中，就有因反对内战而被诬为“与汉奸罪等”的郭沫若。

　　夏鼐当然没有那个神通来预知后事如何，他不过是基于一个读书人的单纯立场，说着一些因其人微言轻而可能根本不会被重视的清正之言。

　　可很快，中研院的一切再也没能在夏鼐的生命中展开。内战轰轰烈烈，从前的一切分离海峡两边，一批学者南渡又北归，一批学者去了则一生未回。而彼时站在分岔路口的夏鼐，仍想当一个纯粹的学者，尚不论年迈老母与娇弱妻儿不可能离开根叶所长之地，祖国大陆才是真正拥有无尽藏的神州，考古事业在这片已知其肥沃，而未知其更丰饶的土地上，何愁无光？傅斯年再三邀请了，可他沉默着婉拒，留了下来。除了身体虚弱不便行动的梁思永外，考古组的众师友大多渡海远去了。走了也罢，自己一个人终于能安静下来做学术，有什么好黯然的呢！

　　他好好地回家陪伴了母亲妻儿一阵，正当安心读书，不问前程之际，新中国的任命书来了。自有人将一切都看在眼里，于是，年轻有为而正直的夏鼐，便与他的老师梁思永一起，被提名为中科院考古所的副所长。

　　夏鼐的内心是矛盾而彷徨的。

　　他不愿再当官，琐事缠身，无益学术，不得归家。且有前车之鉴，不敢再与政治有何瓜葛。他一开始便推辞，去北京报到时仍婉辞，在之后的政治运动中亦坚辞，可新中国正是用人之际，无人应允，此事也就作罢了。

　　夏鼐的内心是无奈的。

　　他的预感果然是正确的，尽管他尽心竭力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奉献了一切，突如其来的“文革”还是将他关在牛棚中，拉至众人前，与他尊敬的前辈与珍爱的后辈一同，戴上黑帽子游行批斗。夏鼐的内心是茫然而痛苦的。

　　无数个日记离身、万箭穿心的孤单长夜里，他不断反思着。既然被打为“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应该是自己做错了吧？牛棚和干校的漫漫时光里，因缺少记录，我们无从得知夏鼐到底想了些什么，但“文革”结束前夕，因国家需要而提前恢复正常工作的他，显然想通了很多事情。

　　夏鼐的内心是隐秘而珍惜的。

　　和平的日子如斯美好，家人的团聚如此珍贵。他所有的执着都化为了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和热爱，按原本的脾性绝不会再接任的所长，也毫无怨言地又当上了，而这一当，就是二十年。在这轰轰烈烈地建设着的二十年中，中国考古学的成果在国际上渐渐有了声响，而伴随着的，是夏鼐这个名字的如日中天。

　　夏鼐的内心是平静而忙碌的。

　　就像所有故事结束后的日常生活一样，1982年，他也在考古所退居荣誉所长了，不过日子必然是清闲不了的。这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誉院长胡乔木亲自劝驾，敦请他和钱钟书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他的内心仍是拒绝的。各种理事长、委员、主编和院士还不够吗，都这么大年纪了，怕是要让人觉得老了还想拼命往上爬喽。再说本就各种工作缠身，心里那个想好好看书和学术的梦还未实现呢。但他早已不是年轻时那个固执的年轻人，钱老答应了，自己也就顺水推舟了。做与不做，其实又有何别？

　　死亡突如其来。

　　1985 年6 月17 日下午，夏鼐正在家审阅《中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卷》中的重要稿件。近五点时，妻子李秀君发现他的头歪向一边，稿件掉落于地，嘴亦已歪斜，但彼时他尚能行动，并未引起警觉。当晚有日本著名考古学家的告别晚宴，他原本预备顺道驱车去医院诊视后即出席，却被医生留下住院。虽自已走进了病房，却随即昏迷不醒。近两天后，夏鼐因抢救无效而与世长辞，再未能走出那间病房。

　　这一回，难道还是遵循其一生的规律，其尚不想辞世，命运却硬掰开他的手，让他就此离别？毕竟什么后事都还没安顿好，孙子孙女还来不及多看一眼，自订的年谱还没写多少，甚至连手里的稿件都还没审阅完毕。

　　命运真的如此残忍，连死都要让他郁闷如常吗？

　　但或许，命运自始至终，都在听从他内心潜藏的呼唤，给了他最好的安排。他太过聪明，兴趣广泛，看好书欲罢不能，便让他学习横跨文、理和工科的综合性大学科考古，世上的知识尽看一遍。他如此渴望家人陪伴身边，又欲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报效家国，便让他家人团聚，鞠躬尽瘁，青云一路，流芳千古。

　　而最后，或许是他实在太累了。为了让他免受临终病床前，仍劳心不断的折磨，便如此突然地、自然地、默然地带他离开了。

　　（未完待续）

　　（《认识夏鼐： 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震旦博雅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12月出版，定价： 5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