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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汉代文献集大成者 发布时间：2010-9-25 0:00:00 作者：王子今

　　汉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前后四百余年的历史阶段，“大一统”政体得以确立，法治建设有所完善，经济生活取得进步，文化事业也获得了丰收。以中原民族为主体，包容周边多民族的以“汉”为标识的文化共同体已经形成。汉代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有显赫的地位。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汉代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式，也对中国此后两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形成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汉代瓦当文字“涌泉混流”、“嘉气始降”、“流远纯美”、“泱漭无垠”，生动表现了汉代文化的气度和风貌。后人以“汉文化”指代我们民族的文明成就，不是偶然的。

    汉代文献遗存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史书政论、诗文辞赋、簿籍契约、信函档案，林林总总，数量极其繁浩，内容十分丰富。这些文献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汉代的历史面貌和文化风采，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构成中国古代文献总和中的极重要的内容。

    1996年，由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统一规划、组织和重点资助，汇集汉代文献遗存的《两汉全书》的编纂正式启动，并相继列入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项目。《两汉全书》与《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共同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部署的跨世纪古籍整理工程，时称“八全一海”。21世纪初，又有《魏晋全书》、《南北朝全书》、《先秦文海》等项目启动。经山东大学和山东大学出版社历时十余年精心整理制作，《两汉全书》于2010年8月正式面世。

    《两汉全书》共36册，1300多万字，包容近900名两汉人物的论著。时代跨度自西汉高帝元年（前206年）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凡400余年间的所有文献，包括专书、别集，以及经籍传注、诗文辞赋、小学字书及石刻简牍资料等，可谓两汉现存文献最为完整的大型丛编。全书繁体竖排，加注新式标点。每位作者，皆附小传。所有专著，均有解题。我们分别认识汉代每位学人的文化个性和学术风格，也可以通过相对完整的著述汇集，对当时的文化形势一览无余。按照时代次序纵览各家论著，也可以体味不同阶段文化面貌的时代特性，了解不同学派的发展脉络。而两汉学术思想的历史源流，也可以得到理解的条件。

    谶纬，是西汉成哀年间开始流行，到东汉时全面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文化现象。谶纬的内容，有的解经，有的述史，有的论说天文、历数、地理等，更多的则侧重于宣扬神灵怪异，阴阳五行思想混杂于其中。这些内容，保存了一部分思想史信息，也透露了一部分自然科学进步的轨迹，又记录了一部分古史传说。谶纬文献是汉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汉代历史文化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由于“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四库全书总目》卷六《易纬坤灵图》）的特点以及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后来遭到否定，几乎散佚殆尽。因此形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障碍。汉代的谶纬资料现在能得到的比较好的本子有两种：一是曰人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的《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的《纬书集成》。前者以乔松年的《纬攟》为底本，参校了明代杨乔岳《纬书》，清代赵在翰《七纬》等多种纬书辑佚成果，并补以中日资料中散见的谶纬佚文，搜罗相当完备，对原文还进行了断句、标点和校勘。后者除了河北人民出版社《纬书集成》所收文献外，还有殷元正编、陆明睿增订《纬书》，刘学宠《诸经纬遗》，顾观光《七纬拾遗》，陈乔枞《诗纬集证》等。书中还附有编者其他纬书辑佚收获，并附录张惠言《易纬略议》、朱彝尊《经义考·毖纬》、陈槃《谶纬书录解题》等有关纬书校雠、解题资料。而《两汉全书》对谶纬资料收罗宏富，又超越了这两种《纬书集成》，收容林春溥《纬候佚文》、廖平《七纬注》和《诗纬新解（补遗）》、毕裕曾《纬候佚文》、汤斌《论语纬附杂录》、姚东升《古微书补缺》、丁丙《七经纬》等论著，提供了迄今最为完整的两汉谶纬文献集成。

    王国维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古史新证·总论》中这样写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现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成为学界普遍认同的科学方法。因这一方法的推行而获得的学术进步，“地下之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作用甚大。为数可观的石刻资料和简帛资料，也是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两汉文献。《两汉全书》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地汇收了清代以前早已成为金石学学术基础的两汉石刻文献，同时，对20世纪以来新出土的两汉简牍帛书，根据出土次序进行了介绍。这样的设计，方便了读者，为“地下新材料”的全面应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两汉全书》的最后两册，第35册的内容是“两汉石刻文献”，第36册是“两汉简帛文献”。这些内容的问世，必然可以从文物资料方面为研究者提供极大的方便。

    《两汉全书》的编排大体科学有序。因涉及两汉人物甚多，人物按照历史年代逐次排列，以及以人物为单元排比文献资料的工作，比较复杂。编排工作难度大，可能不免出现令人心存疑义的问题。比如第4册“司马谈”占有4页左右，“司马迁”占第5册和第6册全部，共552页，篇幅确实比较悬殊。这是将《史记》的编纂完全列入司马迁名下的缘故。然而，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一《太史公释名义》说：“《史记》之事，大半谈著。”顾颉刚先生也说：“《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部分有二，一为楚、汉之际，一为武帝之世。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光照千古。若楚、汉之际，当为谈所集材。谈生文帝初叶，其时战国遗黎、汉初宿将犹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为多方面之记述。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惟谈为其首功。其笔力之健，亦复震撼一时，叱咤千古。如闻董生辈转述夏无且语而写荆轲，生龙活虎，绘声绘色，其文学造诣之高可知。其书有传文，有赞语，开创作之一体，为二千年来史家所共遵，其史学见解之深辟亦可知。故《史记》之作，迁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不过，认《史记》为司马迁作品，已经是一种共识。这里并没有否定《两汉全书》学术质量的意思，只是提示大家应当注意，编排工作的难度有多么大。

    总而言之，《两汉全书》是一部规模空前浩巨，总括两汉时期所有现存文献的大型丛编。这部汉代文献丛集工作的新成果，可以看作汉代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等级最高的成就。其学术价值以及所体现的出版业的辉煌成功，可以借用明人诗句称美，即所谓“允集大成”，“卓乎独盛”。

    （王子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