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田时雄教授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得以先睹是著校样并获益匪浅为幸。高田君乃索序于我，惶然肃然，勉力命笔，以此简略之读后感言充作代序，谨望方家不吝指正。
　　是著约有半数文章所论，集中关涉日本学者赴中国与欧洲探求敦煌写本及敦煌写本流入日本等史实。众所周知，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古写本文书为主之古物发现及其流散，导致“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兴起，这成为近代中国乃至世界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敦煌学滥觞，日本学者踊跃“预流”，著其先鞭，贡献杰出，亦是不争之事实。然而，相较于英、法等国，敦煌写本如何流入日本以及众多学者访求、抄录、收藏、流散、辨伪的情形，却最为扑朔迷离。记得二十余年前，导师启功先生将他从东京旧书肆购得的中村不折所著《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送给我，曰：此书所涉我国文物甚多，均极为重要，惟其中敦煌卷子的流布，尚多需考索之处，应译成中文本让更多我国学者研读。遵师命，我请国家图书馆敦煌数据中心的李德范女史翻译全书，启功先生欣然为之题籖，由中华书局汉学室编为“世界汉学论丛”之一种出版。然而，敦煌学百年，前述令学界迷茫的一些问题，迄未得到准确、清晰的答案。高田教授作为新世纪国际敦煌学界的领军人物，在日本公、私所藏敦煌写本于近年陆续集中刊布之背景下，广搜资料，苦心孤诣，自觉承担起相关史实追本溯源、求索考辨之重任，撰成详细辨析此中一些关键人物和事件的系列文章，以求厘清面目。从此书编集的这些文章看，不仅李盛铎旧藏之敦煌写本流入日本的背景及途径已基本明朗，许多日藏敦煌写本来源、辗转及真伪问题的疑团得以化解，而且日本学者赴北京、欧洲访卷的细节亦更加清晰明了；尤其是《俄国中亚考察团所获藏品与日本学者》一文，首次述及日本学者矢吹庆辉最早在1916 年底就浏览了俄国奥登堡探险队带到彼得格勒的敦煌写本，并且于次年发表了相关报告，也第一次提及二战前石滨纯太郎即关注了俄藏敦煌文献等。这些真实数据的发掘，既有助于进一步廓清藏经洞劫余写本流散之概貌与一些细节，也必将大大有助于推进包括中国、日本及欧洲在内的国际敦煌学史的研究，真是功莫大焉！
　　是著其他十几篇文章，则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近代大量中国古籍流入日本、欧洲。明治维新后，中、日古书的回流态势，以及日本机构及学者个人对所藏汉籍的编目等方面，对于中、日两国关注此事的学者来说，这既是中日两国近代学术史中饶有兴趣亦不乏辛酸和十分重要的议题，也与欧洲汉学研究之兴起与步入新阶段联系紧密。其中对许多史料的引述及情状的阐释分析，可以说相当翔实，即便是一些推测、联想，也颇合逻辑思辨，且因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而显得特别宝贵。诚如我近几年来多次强调的，特定环境下文物的保护、流散、研究的核心是人，文化交流、传承的关键也是人，而在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便是“书”献与严谨的推理，采取考证与叙事相辅相成的手法，廓清了明代以来给刘伯温笼罩的光环，令人信服地指出：“刘基对明朝开国的贡献并不那么大，他的智慧也不那么超人”。至于神化的根子首先“出在朱元璋”，朱皇帝之所以“嘉许刘基预知天命，是为了烘托自己”；刘基死后二十余年，由其孙辈操刀而托名黄伯生的《故诚意伯刘公行状》出笼，一方面编造了刘基的许多荒诞故事，一方面掩饰了他的某些真实事迹。其后，他的后代与乡人意犹未足，几经哄抬，终于把刘基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还不包括《烧饼歌》之类的民间附会）。“杨讷史学著作四种”论述的人与事都进入了民间传说或历史小说的领域，但或真伪混淆，或聚讼纷纭，让人有莫衷一是之慨。倘若你不满足于小说或传说的层面，还想进一步了解其历史真相的话，那么，这套小丛书无疑是值得信赖的上乘之选。（《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杨讷史学著作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定价：35.00元；《元代白莲教研究》（杨讷史学著作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定价：38.00元；《刘基事迹考》（杨讷史学著作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定价：38.00元；《丘处机“一言止杀”考》（杨讷史学著作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定价：35.00元）（以写本、印本为主的各类图籍）。据我粗略统计，高田教授此书涉及与近代中国、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学术关联的人物（包括藏书家及其遗族、商贾或中介人），不下百位，而所涉图书数以万计，对这些人相关活动踪迹的考索，对这些书籍流散、收藏的追寻，涉及众多国家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关涉多种文字的论文、专著、日记及公私档案材料等，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多年来，作者目标坚定，视野开阔，充分发挥其作为语言通才的优势，在庞杂的资料中孜孜不倦地认真爬梳，拨开迷雾，理清脉络，终于取得了令人信服的可喜成果。
　　读罢是著，我还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即日本知识界向来有重视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传导的良好氛围，而经过明治维新的启迪，许多站立于革新潮头的学界优秀人物，不仅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努力借鉴西方文明，而且通过其获得政府支持的各种途径，加紧获取乃至掠夺中国的文化资源，以推进其学术研究。这与清末民初因列强欺凌、朝政腐败而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保守、颓唐、无奈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进行，文物图籍的外流，同时也激发了中国许多仁人志士的爱国热情，促进了中国人学习域外先进，增强引入与借鉴西方与东瀛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紧迫感。这也正是我曾多次指出的文物流失的正、负面作用。我又想起民国初期王国维、罗振玉在日本京都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共研敦煌写本，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先哲前贤，远赴欧洲访求敦煌写本的故事。这些都是最生动的例证。姜亮夫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的“自序”中指出：“民族与民族的了解，人类的真正情感交流，乃至真正的和平共处，是在互相了解，了解的一个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法则，是交通……有了这些交流，才能互以幸福相交换。”我以为高田教授此书的一个重要价值，也在于通过这些学术史上文化交流真实细节的考索与阐释，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实现“互以幸福相交换”。
　　（《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中华书局2018 年4 月出版，定价：86.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