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近三百年诗歌史上，流派群体踵兴，才人辈出，各有其面貌，各有其精神，焕发着独特的风采。近年来，明诗的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就，但从整体上看，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仍相对薄弱。李圣华教授继《晚明诗歌研究》一书，历时四年撰成《初明诗歌研究》，以越中派、吴中派、江右派、闽中派、岭南派、元遗民诗、杭州诗群、松江诗群、台阁体派及明初宗藩诗、僧诗等为研究对象，对明初诗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索，内容丰富，辨析细密，评骘精审，显示了明诗研究的新进展。此书在诸多方面颇具特色，兹举数端如下：

　　关于明诗的分期，论者或采用三分法，或采用五分法，观点各异。针对明诗分期问题，该书据明诗史的历史演变、诗歌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诗学潮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等因素，提出了“四明”说，即初明、盛明、中明、晚明。初明始于洪武初，终于宣德末，共约七十余年；盛明始于正统初，终于正德末，中历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约九十余年；中明始于嘉靖初，终于隆庆末，约六十余年；晚明始于万历初，终于崇祯末，约七十余年。“四明”说既合于明诗演变的历史规律，又有利于明诗批评研究。对此，赵伯陶、郭英德、蒋寅等学者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郭英德教授认为这是“带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初明诗歌研究序》，第2页）。蒋寅研究员认为“洵有高屋建瓴之识，足以成一家之言”（《初明诗歌研究序》，第6页）。

　　明代传世文献丰富，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因其卷帙浩繁而难以下手。如何去芜存菁，辨误析疑，考验着研究者的眼光与广泛阅读的毅力。该书四十余万字，在详实的资料考证基础上，系统梳理明初诗歌流派群体的构成与发展演变，论述了近百位诗人的生平事迹、人格心态、诗歌创作，结论多可据依。如对于“北郭十友”、“江右十才子”人物的辨析，孙蕡任平原簿，坐事逮系的原因等，令人信服。作者脚踏实地，坚持以丰富翔实的原始材料考证为基础，发掘前人批评所造成的误解、悬置的问题，得出了不少新的思考、新的认识。

　　宏阔的文学史叙述与扎实的个案研究的融贯，往往是决定断代诗史撰著成功的一大标志。该书在准确把握初明诗歌演变之上，进行了细致的个案研究。如论述台阁体派的发展状况，针对历史上“批评他们是政治的‘帮闲’与文学的‘闲汉’”的误解（《初明诗歌研究》，第357页），作者指出台阁派对于永宣政治的巨大功绩，从而肯定其“儒者用实心态”以及“台阁体”的诗史价值。而对台阁诗人的个案研究，则充分显示了台阁体派研究的深度与精细。该书有关诗人个性心理的发微、文化心态的抉隐和艺术承传的审析，角度每能独特，观点亦新颖可信。如论刘基的用世精神、宋濂的文宗诗心、方孝孺的文章气节、高启的胆识风华、杨基的遗世独立、张羽的闲默静远、徐贲的幽情孤怀、刘崧的清和之音、林鸿的沧浪遗风、高棅的高士志趣、王恭的“白云樵唱”、孙蕡的轻脱野吟、丁鹤年的孤傲避世、袁凯的佯狂隐逸、解缙的“率易狂愚”、贝琼的“乾坤清气”等，擘肌析理，展示了明初诗坛的勃勃生机，生动描绘出了一代诗史的历史风貌。与此同时，作者注重探讨区域文化与明初诗歌的关系，认为江浙是元末明初诗坛的中心，各区域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学术风气等所构成的地域文化，对诗派群体、诗歌风尚、诗人文化心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金华为中心形成越中派，以苏州为中心形成吴中派，二者双峰对峙，居为主流，杭州诗群、松江诗群、绍兴诗人为其支流，共同构成江浙诗坛盛况。作者不仅强调诗派群体的区域个性特色，同时关注不同区域之间诗派群体的交流互动，避开了诗歌流派相割裂的研究误区。

　　此外，该书采用诗话式的评论，也富有新意。近三十年来，学界呼吁重写文学史。一些文学史借用西方的文学理念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阐释解读，虽富有创新之意，但对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批评体系观照不够。文学史撰写显然应从实际出发，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模式。诗话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体式，相较西方的批评范式，则有言简意赅、自由灵活之长。将诗话体式运用到诗史撰著中，无疑有其独特的价值。该书大量借鉴诗话的体式，谈说流派群体、风格特色、渊源演变等，常常是一语破的，文字简练，意味隽永。采用诗话体式，有话长说，无话短说，这样也避免了做八股文章、搭空架子、强拉硬凑，收到很好的效果。

　　（《初明诗歌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8月出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