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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书评
《元史》点校的经历和体会
发布时间：2004-9-16 0:00:00 作者：周清澍
《元史》的点校与其它各史不同，是以老专家与中青年合作，集体协作完成的。1971年夏，翁独健和邵循正教授在中华书局的组织之下开始工作，分别负责标点《纪》、《志》和《表》、《传》。1972年春，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参加复审和校勘，全体在呼和浩特投入工作。当时研究室原领导尚未复职，革委会指定卫庆怀负责，众推笔者与中华书局联系和组织业务。参加的人员有林沉、余大钧、金启NC34B 、黄时鉴、卫庆怀、智天成、叶新民、金峰、包文汉和周清澍等，后来又陆续有胡锺达、郝维民等人参加。1973 年春初步工作结束后，4月，林沉、周清澍和新从农村调来的周良宵一起到中华书局为全书校勘记定稿，当时正在小汤山疗养院的邵循正教授也出院来中华书局一同工作，不幸在一周后哮喘病复发住院，数日后病逝。同年冬，周良宵和周清澍被借调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参加编写《中国通史》，林沉一人独自留在中华书局，一直坚持到1976年，同翁独健教授、责任编辑姚景安一起，完成了全书校勘记的撰写和审定以及全书清样稿的多次校改。
一、校点本元史采取的特有作法
我们参加工作时，正值备受文革折磨和闲散六年之后，大家都有找回失去的时间的想法，工作热情无比高涨。当时限定工作必须两年完成，两位老先生既要负责标点，又要兼顾校勘，很欢迎他们这些过去的学生参加。我们每天都能碰到标点和校勘中大量的疑难问题，发挥集体人手多的优越性，分头充分查考，完成了一两个人一二十年的工作量。
我们考虑到，集体参与这一专业要求很高的工作，必然存在水平参次不齐，人多容易疏漏等问题，为此在组织上和工作步骤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防止集体协作容易产生的弊端。
我们将全体分成两个小组，由林沉、周清澍分任组长，分工依次校勘《纪》、《志》、《表》、《传》。每组各人再分担若干卷，首先对校指定必校的《元史》各种版本和后修诸史，发现这些书似有有意改动“百衲本”之处，就用卡片抄出存疑。
卡片上记下的问题，交小组传阅筛选，再由各人广泛参校有关史料和研究成果进行考证，如认为“百衲本”确实有误或本人无法判断，就可提交小组讨论或帮助查考，再确定是否入校。
准备出校各条，每人分卷编写校勘记资料长编，供最后撰写校勘记参考。内容包括：1.有关原文；2.哪些书对原文有改动或考证；3.哪些史料可证明“百衲本”原文有误，说明理由；4.提出校勘意见，建议改动文字或出校记。
当时上方限定完成“二十四史”点校的时间甚短，原则是以标点为主，校勘只要求处理标点时发现的问题。我们是集团作战，具有人手多、掌握语种多(特别是有精通蒙古语文的蒙古族)的优势，决定除版本校外，大量进行本校、他校和理校，利用充足的人力和时间查考群籍，校出了较多的问题。我们的作法得到赵守俨先生的理解和支持，让我们打破了点校“二十四史”的统一规格，同意我们延长时间进行精校、细校。由于校勘范围放宽，经与总筹“二十四史”点校的白寿彝和赵守俨先生商定，本书采用了不同于其它各史的出校形式。改动底本，采取《资治通鉴》的标点规则，用方(表示校补的字)、圆(小一号字，表示删改)括号的办法，使原本与新改的面目都能反映。力图既要充分发掘书中问题，有便读者参考；也要在因扩大校勘范围产生个别误校时，读者仍可看到“百衲本”原貌。
举例说，我们凭借人多的优势，完成了校勘中几项繁复的工作。作法虽较机械，但要比一般泛泛校勘仔细得多。
(一)对照朔闰表检查书中干支
特别是《本纪》和某些干支密集的《志》、《传》，我们普遍作了对照检查。有因字形近致误：如“乙”误为“己”或“丁”，“己”误为“乙”等。有音近致误：如寅、辰、申互误，酉、丑互误。也有干脆记错干支、干支重出、干支颠倒。还有朔日误、脱朔、系月误、脱月、闰月误、脱闰、系年误、脱年等。
(二)检查地名
凡路府州县地名，皆尽量与《地理志》核对，特别是地名集中之处，如《五行志》记某些地区有水旱等灾，连篇都是地名。我们将《地理志》所列各行省和路府州县名全用大字抄出贴在墙上，逐一核对，凡并列地名中加顿号，有辖属关系的地名各加专名号而不相连。如发现不见于《志》或不属同一地区的地名，则查阅有关资料考证，故能将此卷交给从未接触过元史的人作，也能发现大量地名错误而不致漏校。
从地理位置的错误发现，如咸宁在京兆，威宁属抚州，常见咸宁误作威宁，威宁误为咸宁；河南无均州，均州在湖北，而河南有钧州，多处将钧州误为均州。从辖属关系的错误发现，如“重庆州晋源县”：重庆设路，不是州，且下无晋源县；成都路下辖崇庆州，州辖晋原县，故“重庆”乃“崇庆”之误。此外，如字形相近：平滦误为平湾，高陵误为高陆，绵上误为绵山，楚丘误为楚兵等；地名颠倒：如路名顺天，颠倒为天顺；宁武军颠倒为武宁军有的将二字误合刻为一字。如淮安云山白水塘，将“白水”合为一字，误作“泉塘”。各朝建置不同，名称也不同。如南宋有京湖制置或宣抚，《元史》多处将“京湖”误作“荆湖”；元初攻宋时，曾在襄阳设行荆湖等路枢密院，又将“荆湖”误作“京湖”。
(三)检查数字
如《历法志》列有各种表格和数据，这些数据皆可利用表中其他数字推算。梅文鼎的《历学骈枝》还介绍了授时历的推算方法。如卷五四“黄赤道率”之“积差”等于此度前积差与差率之和；“差率”等于下行积差减本行积差。以下卷五五之“黄道积度”，卷五六“二十四气日积度盈缩”、“二十四气陟降及日出分”，卷五七《五星段目表》“伏”、“顺”各项数据我们都作了验算，并据与授时历有关的历法书中的正确数据加以改正。
《食货志》中数字甚多，凡记载总计和分计各项数字，互相加减可以验算的，我们也作了验算，从中也发现了必须校勘的问题。如卷九四〔18〕“总计钞186锭37两5钱”，内般阳路、宁海州两地细数相加，正好与总数相等，发现总计数漏计恩州数额；卷九五〔9〕“二万七(十)〔千〕户，计钞一千八十锭”。按当时制度，每户应输2贯，即2两，20070户仅得钞802锭40两，不及1080锭。1080锭计有54000两，除以2，应为27000户之输额，故“十”乃“千”形近致误。
二、校勘底本和参校本的选定
底本
校点的工作本是以百衲本为底本，共作出校勘记约2700条。后来用北京图书馆藏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北京大学向达旧藏一四四卷约弘治间重印残洪武本核对，发现百衲本并非据残洪武本影印，而是据南监本描修。我们还核对了张元济批校原本，描修错误达80余处，一律径改不再出校。所以点校实际上是选用了两部残洪武本加百衲本作底本。
参校本
北监本：明末刻北监本时，或是尚能看到洪武初印本，或是也作了考订，对校正本书颇有价值。如改正一些明显的错字。如地名祈阳改为祁阳、沭川改沐川、准安改淮安、镇东改镇巢等；官署名储正院改为储政院；文字不通，“书号多士”改为“虽号多士”。原墨钉或空阙，北监本补字符合文意，有史料可证实。
版本：清武英殿实际上是一个编辑兼刻印书籍的完善出版机构。在刻印前，有专人先作校勘，不仅错字较少，往往还校正了原刻的错误。二十四史先有乾隆四年刻本，《四库全书》修成后乾隆又令修改辽金元书籍中的译名，又重排了新的聚珍版殿本。我们用两种殿本对校，改正甚多，尤其是当时所利用的道光间印殿本，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值得着重一提。
道光本的价值首先是曾参考过当时尚存的《永乐大典》中《经世大典》引文。如卷六九《礼乐三》原本注“阙”多处，而道光本多据《经世大典》作了增补。如〔2〕“(阙)〔四方宾贡〕，南北来同”；〔3〕“(阙)〔百〕司分置”；〔4〕“威(阙)〔武〕鹰扬，冢位(阙)〔克〕当”；〔 8〕“济济(阙)〔宣〕威”，等等。洪武本原墨钉、脱中或空阙之处，道光本作了增补，经查证，皆有原始史料根据。如卷一五八〔 1〕“不知行营〔往复〕之扰攘”，原墨钉，补“往复”二字，与姚燧《姚枢神道碑》合；〔 8〕“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出自许衡上世祖《时务五事疏》，补字与《许文正公遗书》所载原文合 ；卷二一《烈女·周经妻吴氏等》〔1〕“并□□□□忍独生”，原空阙四字，补“以夫死，不”四字后才能了解文意。
道光本除径改外，还利用了一些罕见或失传的史籍，对《元史》作了考证并对读者说明了校改的理由。如卷六九〔15〕“黍稷惟馨”，道光本《考证》：“原本非误惟，今据《阙里文献考》改。”卷七二〔15〕“酏食鱼醢〔兔醢〕”，据《经世大典·元郊坛陈设图》补；卷八〔8〕“宫人凡二十〔二〕人”，据《经世大典·元中宫导从图》补；卷七〔1〕“引班〔赞〕”，〔2 〕“与仪仗倒卷而〔北〕”，皆据《续太常集礼》补。道光本据罕见或今佚书作的校补，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此外，道光本改正人名、地名、书名和年月日错误甚多，经过查对，证明编校者确实曾作过考证，改动都有根有据。
元史研究成果的广泛吸收
《二十二史考异》是钱大昕对纪传体正史进行全面考订的一部巨著，其中《元史》考异占15卷，用力尤勤。汪辉祖继起著《元史本证》，专用《元史》中纪、志、表、传互校，从中检出《元史》的错误。这两书除纯属考订史实异同处以外，凡涉及文字讹、舛、衍、脱之处，是我们校勘时所利用的重大研究成果。有几处《考异》在查对《元史》原始史料后，发现编纂者对史料作了错误的理解，改写得面目全非，不知所云。这种精彩的发现，我们也将它保留在校勘记中，对读者作出说明。
如卷一九二《良吏·段直传》〔 1〕、〔2〕，“至元十一年，河北、河东、山东盗贼充斥，直聚其乡党族属，结垒自保。世祖命大将略地晋城，直以众归之”，《考异》云：“今泽州凤台县有刘因所撰直《墓碑》”，“《传》所书年代，与《碑》大相刺谬。《碑》云：甲戌之秋，南北分裂，河北、河东、山东郡县尽废。甲戌者，元太祖之九年，金贞二年(1214)也”。“而《传》乃云：‘至元十一年，河北、河东、山东盗贼充斥'，以其岁亦在甲戌也。曾不思至元之初，境内宁谧，河北诸路安有寇盗充斥之患乎？”“盖由史臣不学，误认甲戌为至元之甲戌(1274)，相差一甲子而不悟也。”“碑又云：‘天子命太师以王爵领诸将来略地，公遂以众归之。'谓太师，国王木华黎承制时也。而《传》乃云‘世祖命大将略地晋城'。曾不思世祖时晋城久入版图，安得有命将略地之事乎？《碑》作于世祖朝，其文云：‘今上在潜邸，命提举本州学校，未拜而卒。'然则直卒于宪宗朝，未尝事世祖矣。”
将后人续修元史作为研究成果进行参校
明初至民国初年，有学者认为《元史》成书匆促，史实遗漏、错误和自相矛盾处甚多，立志重修。先后有《元史续编》、《元史类编》、《元史新编》、《元书》、《新元史》和《蒙兀儿史记》等几种。他们除补充史实外，主要是对原书重新编排改写。在改写中自然会对原书中的错误作了修改，自相矛盾处经过考订后作了统一。我们将这几种书作为研究成果分别按纪、志、表、传与底本对校，如发现有意修改而非行文语气变动之处，就抄成卡片查考。这些人多年沉浸于元史研究，对《元史》及有关史料非常熟悉，很容易发现书中错误。如《元史类编》，当时作者还能看到今已失传的史籍；《新元史》是纪、志、表、传全部完成的集大成巨著，改动旧史之处甚多，虽有主观臆断的缺点，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校勘的线索。《蒙兀儿史记》的重点在于补充汉人修史容易弄错的蒙古史部分，改动旧史多处有考证说明，更便于借鉴采用。
吸取上列前人成果，不仅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史文，正确标点，也使我们校正了更多容易忽略的讹舛衍脱处。参考这些著作的实例无法一一列举，仅以卷一一二《宰相年表》为例。正如顾炎武所说，《元史》某些表、志乃史臣据案牍之文编成，《宰相年表》大多有姓无名，以上各家大多为此作了考证，将他们的成果集中起来，大体上已恢复了相臣的名字。
后人续修的《元史》以外，我们将参校的书又扩及编年体的《宋元通鉴》和《续资治通鉴》，政书体《续文献通考》 (王圻和乾隆钦定本)、《五礼通考》等 。以王圻《续文献通考》为例，除可校《志》外，个别篇章还可校《传》，如卷七二《节义考》与卷一九八《孝友传》相当，校正后者若干处。
三、史源的追溯与有关史料的参校
本纪
元朝《实录》已失传，无原始史料可供校勘，但我们仍从本纪某些年代或片断，找到相关史料进行对校，从中发现了若干涉及史实的重大问题。下面举几个例子：王恽著《中堂事记》，按年月日记中统二年至三年八月“中堂”大事，可校本纪。如卷四〔 12〕“(中统二年七月)己丑，命炼师王道(归)〔妇〕于真定筑道观”。此处文意以“王道”为人名，命他回归真定筑道观。据《中堂事记》同日颁发的圣旨原文，受旨人乃真定玉华宫“炼师王道妇”，又称“老王姑”。“妇”误为“归”，人名、语意全错。《元典章》、《通制条格》和《经世大典》残卷，各类皆按年月日编排，同日记述如被《本纪》引用，也可提供校勘。
如卷一六〔 6〕“(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丁卯朔，禁蒙古人往回回地为商贾者”。《通制条格》卷二七“蒙古男女过海”条载“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初一”同日发布的据蒙文硬译的原文：“钦奉圣旨：泉州那里每海船里，蒙古男子妇女人每做买卖的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将去的有么道听得来。如今行文书禁约者，休教过去者，将去人有罪过者么道圣旨了也。”《元典章》卷五七“禁下番人口等物”条亦载此圣旨文言译文：“体知得一等不畏公法之人，往往将蒙古人口贩入番邦博易，若有违犯者严罪。”《本纪》概括此条时，完全曲解了原意，作了相反的表述。五、六十年代，甚至有论文根据这条史料，论证元朝已有蒙古人出海经商。因弄清这条史料原意意义重大，故出校记说明。
《元文类》、文别集和《元典章》等书保留有部分诏旨。我们列目将《本纪》所引用的诏旨逐件作了校勘。
顺帝一朝，有相应编年记事的《庚申外史》可供校勘。
志
《元史》的《志》据《经世大典》修成，因此我们收集了《经世大典》通行本残卷，又从《永乐大典》辑出《经世大典》不见流通部分，以及有关元代典章制度的专著《通制条格》、《元典章》等，表列书名、出处著于各志之下，由全体分工参考对校。某些《志》有关史料自成体系，则另列必校书目。
如《历志》，沿袭前朝历法者，校以宋《纪元历》、金《大明历》；《授时历》则校以《高丽史·历志·授时历经》；后人著作则参校明朱载《律历融通》、《圣寿万年历》、邢云路《古今律历考》、清黄宗羲《授时历故》、梅文鼎《历学骈枝》等。
《地理志》中追述前朝沿革，则校以历朝正史、地志——《汉书》、《后汉书》、《隋书》、《元和郡县志》、《通典》、《蛮书》、《旧唐书》、《新唐书》、《太平环宇记》、《舆地广记》、《舆地纪胜》、《宋会要》、《宋史》、《辽史》、《金史》等。本朝则校以辑本《元一统志》、《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事林广记·郡邑类》、《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朱思本《黄河图》、《河源志》，地方志《齐乘》、《太原志》(永乐大典卷五二)、《安南志略》、《经世大典图》、《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等。后修书则校以《环宇通志》、《明一统志》、王圻《续文献通考》、《读史方舆纪要》、《明史》等。
某些志中片断引文仍见于原作者文集的，我们也找来核校。如卷六八《河渠志·蜀堰》，此节史源据揭斯《大元敕赐修堰碑》 (《揭文安公集》卷一二)写成，注〔6〕至〔11〕皆据此碑出校。如“深淘滩，高作堰”，“高”字《碑》与《元史新编》皆作“低”，存疑未改。据今都江堰实况及二王庙刻石，可改为“低”。
《礼乐志三》有《元文类》卷二所载《太庙乐章》等乐章原文，除可供校勘外，也补充了原书空白或阙文。
《祭祀志》：《永乐大典》尚存元《太常集礼》，《经世大典》有关部分和《祭祀志》皆出自此书，可供校勘。
《舆服志》：承金制者，用《大金集礼》、《金史·舆服志》校；承宋制者，用《太常因革礼》、《宋史·舆服志》校；远至因袭唐制者，则校以《新唐书·车服志》。
列传
据《元人文集分类编目索引》卡片，补充了该书拘于体例遗漏的，以及石刻、方志中有关列传人物的史料，作成《元史·列传》有关传记对照表，凡参加校勘人员必须按此表核校自己分担的列传。下面举几个例子，可见我们的参校范围是比较宽的。
如卷一二一《按竺迩传》核校了《永乐大典》卷一八八九保存的元明善《按竺迩神道碑》。卷一二一《博罗欢传》，既校以《元文类》姚燧《博罗神道碑》，又校以《山左金石志》卷二三所载姚燧《博罗? NFDC4?神道碑》(这碑就立在泰安博罗欢封地)。卷一二五《铁哥传》〔7〕，“二年领度支院”，据当时尚未发表的北京文物管理处藏《铁可公墓志铭》拓本，补为至大二年。
某些传文文字通顺，实际有误，全靠核校原始史料才能发现。
如卷一二八《土土哈传》〔17〕“追乃颜馀党于哈剌(温)”，“哈剌温”校以《元名臣事略》卷三引阎复《土土哈纪绩碑》和《元文类》卷二六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作“海剌”或“哈剌”，指今海剌尔(Qailar)河流域。哈剌温(Qara 'un)是山名，即今大兴安岭。土土哈征乃颜余党，军次哈剌，然后返至哈剌温山。此处“温”字涉下文“哈剌温”而衍，应删。
卷一四七《张柔传》，传中地名东流寨应作东流埚、青州应作清州、永宁军应作永定军、祈阳应作祁阳；人名甄仝应作甄全；“逐其守卢应妻子”应作“逐其守卢应，妻子皆为所虏”；“柔锐卒”应作“柔率锐卒”；皆分别据王磐《张柔神道碑》、元好问《张柔勋德第二碑》和王鹗《张柔墓志铭》校出。卷一六二〔7〕、〔8〕，本传乃据《元文类》卷六五元明善《高兴神道碑》压缩，不仅数字有误，而且有失原意。卷二三 《孙威传》〔6〕“子拱”，据刘因为孙威之子公亮所写《先茔碑》，王恽所写《孙公亮神道碑》，皆载孙拱是孙威之孙，孙公亮之子。校以二碑，得知是《元史》据《碑》文立《传》时，略去公亮事迹，径抄《先茔碑》文“子拱”，遂误孙拱为孙威子。
天文、历法专门术语和数字，修史时容易抄错。卷一六四〔1〕“附会(元历)〔历元〕更(日历)〔立日〕法”；〔7〕“(九)〔丸〕表”；〔8〕“始用定(制)〔朔〕”；〔9〕“又〔二〕百三十六年”；〔12〕“与(日)〔月〕食相符”。其中〔1〕据《元名臣事略》卷一三引 《杨恭懿墓志》改，〔7〕、〔8〕、〔9〕、〔12〕，据齐履谦《郭守敬行状》改。
列传中引用传主文章，如传主文集尚存此篇，校勘时也颇有价值。如卷一五七〔 5〕、6〕、〔7〕，此三处文句不通，皆出自郝经《东师议》，据 《陵川集》卷三二所收原文补改。卷一五八〔7〕、〔8〕、〔9〕，《许衡传》中上世祖 《时务五事疏》，就是据《许文正公遗书》所载原文校补。卷二三《李杲传》〔2〕“与(肾)〔翳〕色各异”，〔3〕“脉(之)〔至〕而从”，传记据元好问《伤寒会要引》而作，此文收入《遗山集》卷三七，据改。
传主的行事，见于他人记述，也可通过校勘发现传文错误。如卷一八二《苏天爵传》〔4〕，据《黄金华集》卷一五《苏御史治狱记》，江陵应作沅陵。
四、元史点校采用的多种考证方法和若干成果举例
(一)某些标点在校勘过程中得到正确解决
如页35卷二“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拔都，平阳府”，原标点认为是分予术赤子斡鲁朵、拔都兄弟二人平阳府，故“斡鲁朵”前加冒号，后加顿号。今据《食货志·岁赐》，“斡鲁朵”实指太祖、世祖“四斡耳朵”及元朝诸后位，故改为这种标点。
页45卷三“叶孙脱按只畅吉爪难合答曲怜阿里出及刚疙疸阿散忽都鲁等”。这26字全是人名，很难凭直观点断，经查考英译本《世界征服者史》所见有关人物，确切了解各人身份后加以点开。
页47卷三“西域？哈里发？八哈塔”，“西域”是指中原以西广大地区。“哈里发”乃阿剌伯语Khalifa 的音译，意为先知的继承和代理人，是伊斯兰教政教领袖的尊号。“八哈塔”即今巴格达，当时是哈里发的驻地。前二词都是“八哈塔”的定语，不是三个并列的专名，故中间皆不加顿号。
专名号标误：页 182卷九“六月己巳，以孔子五十三世孙曲阜县尹孔治兼权主祀事”。后查《圣门志》卷三上：“五十三代孔浣，……从弟治，至元十三年，授……曲阜尹，……仍权祀事。”孔治兼应作孔治。失校。
氏族部落之间有辖属关系的中间不加顿号。如卷二? NFCA1?，“大德四年五月辛丑……八怜、脱列思……”《元朝秘史》207 节，“成吉思将豁儿赤本族巴阿邻种三种人交付他，并将额儿的失河流域之林木内百姓等凑成一万户，命豁儿赤做万户镇守额儿的失河地面，管理当地脱斡劣思、帖良古惕等部人”。八怜即巴阿邻 (Bā-rīn)，脱列思即脱斡劣思(Tls)，后者是前者属部，应点为“八怜？脱列思”。人名带姓氏者专名号应联标。如卷二二，“乞儿乞带亦难”，还原为 Kirgisudai-Inan，意为乞儿乞思部人亦难，故联标。
卷二三，“至大二年二月辛未调国王部及忽里合赤、兀鲁带、朵来等军……赴和林。”“国王部”即扎剌亦儿部，“兀鲁带”意为兀鲁兀部人。卷一二《赤台传》：兀鲁兀部人，子怯台一次子哈答—子脱欢—次子朵来，“皆封郡王”。“朵来”即此“兀鲁带朵来”，意为兀鲁兀部人朵来。卷三? NFCA1?，“泰定四年三月庚申，……郡王朵来、兀鲁兀等部畜牧灾”。据前引《?NFDC5 赤台传》，兀鲁兀部属郡王朵来管辖，此处意为郡王朵来的兀鲁兀等部。两处朵来和兀鲁兀之间顿号都应删。卷一二《赤台传》：李叛，帝遣哈必赤及兀里羊哈台阔阔出往讨之。此事见于卷一三一《囊加歹传》：父麻察，……从诸王哈必赤及阔阔歹平李?。兀里羊哈台阔阔出作阔阔歹。《世祖纪》中统三年八月癸酉，都元帅阔阔带卒于军，以其兄阿术代之。阿术乃速别台之孙，兀良哈台之子。拉施特《史集》则说：速别台-把阿秃儿也出自兀良哈惕部。他有个儿子……名叫阔阔出。虽说法稍异，但“兀里羊哈台”并非另有其人，《元朝秘史》作“兀良合歹Urianqadai”，旁译“部落名”。应作姓氏与人名联标。
某地之某部。如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斡罗思、阿速、稳儿别里钦察”，斡罗思、阿速、钦察皆族名，稳儿别里(ürberi)是地名，乃钦察(Qipcaq)国主所驻之地，稳儿别里和钦察之间不加顿号。
(二)运用传统考据方法所得校勘成果举例
卷五八〔 6〕，“太宗七年改山〔西〕东路总管府”。《廿二史考异》卷八八，“顺宁府，金为宣德州，……改山东路总管府〓按：太宗二年，立十路征收课税使，宣德其一路也，山东路之名，不见于《纪》、《传》，疑未可信”。据本书卷八一《选举志》及《至正集》卷四四《上都孔子庙碑》、《秋涧集》卷五八《浑源刘氏世德碑》和《寓庵集》卷六《元故三白渠副使郭公墓碣铭》，皆称宣德路为“山西东路”，据补“西”字。权威学者钱大昕注意到“山东路”“疑未可信”，然而他并没解决疑问。我们经过考证，只少举出四种以不同记载，校正了史文，还认定一个不见于《地理志》的行政建置。
卷七六〔 1〕，“坛高五丈方广如之”。此处《祭祀志》乃根据《太常集礼》，现存《永乐大典》卷二四二四，原作：“坛之制，高五尺，方广十之。”可见“丈”乃“尺”之讹，“如”乃“十”之讹。道光本己改为“坛高五尺，方广十之。此社稷坛(俗称五色土)尚存于北京中山公园，有实物为证。
卷一五〔 2〕，“诸奴婢〔诬〕告其主者处死”。此处下文“奴告主私事，……奴杖七十七，并不处死”，也是当时律令执法的惯例。据《元典章》卷五三《奴诬告主断例》补。
分辨元代俗字、罕见字：卷一三一《囊加歹传》〔 4〕，“开县万户府达鲁花赤”，《忙兀台传》，“谕开、黄……”，《拜降传》“父忽都……分守开县”。“开”今为“开”字简体，然有关文字所载地理位置无开县。据《事林广记》所列元代俗字，“开”乃“蕲”的俗体，地理位置相符，据改。
卷一四三〔二〕《传》，按又见于本书卷三四《文宗纪》至顺元年正月及其他多处。《类编》云：“《正字通》云音挠，俗作者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石田集》条：“集中有《寄子山诗》，即《元史》之，本康里氏，子山其字也。与‘猱'同乃高切，‘猱'、音亦相似。监本误作，乃传写之讹。证以《石田集》，益信。”杨维桢有《平章书》 (《铁崖集》卷一)、《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所载至顺四年NFDA7?NFDA7?手书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题款皆作，故据改。
(三)借助近代天文学更正天象记载的错误
《天文志》所载天文现象，皆与本纪所载互校，遇有岐异，请天文史专家按现代科学推算，确定正误后出校。
星名字误：卷三九〔 5〕，“太(白)〔阴〕犯斗宿”。卷四九《天文志》作“太阴犯斗宿魁第二星”，据近代天文学推算，是日斗宿魁第二星黄经266°半，第五星275°半，太阴(月)黄经277°半，合；太白(金星)黄经190°半，不合。
事实不合，加注。卷三九〔 3〕，“太阴犯垒壁阵”。卷四九《天文志》作“太阴犯鬼宿积尸气”。这天月(太阴)黄经118°半，积尸气黄经118°，合。垒壁阵黄经310°半至337°半，不合，《本纪》作“犯垒壁阵”误，应从《天文志》。
此外，确定日期干支正误、彗星见、日食等，皆据现代天文实测校正。
(四)参校非汉文史籍
《元史》的特点是史料不只限于汉籍，仅就我们能利用的有：原由波斯文写成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史集》，藏文的《红史》、《萨迦世系史》等，也利用了蒙文汉字音译的《元秘史》和明初的文书，对本书的点校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卷八八〔18〕，“朵因温都儿乃良哈千户所”，《华夷译语》载汉字记蒙古语《脱儿豁察儿书》，意为“吾兀良罕林木百姓，自……以降，至今未离多延温都儿……之地”。“多延温都儿”即“朵因温都儿”(Doyin-ündür),“乃良哈”即“兀良罕”( Uriangqai)，指居住在肇州附近朵延山的兀良罕人，“乃”是“兀”之误。
卷一二〔 3〕，“怯列亦哈剌哈真沙陀等帅众来侵兵战不利”，此事也载于《太祖纪》癸亥岁条、《圣武亲征录》，又见于波斯文拉施特《史集》和蒙文汉字音译《元秘史》等书。“怯列亦”《元秘史》蒙文作“客列亦惕”(Kereit)，旁译“种名”，“哈剌哈真沙陀”作“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Qalaqaljit-elet)，旁译“沙碛名”或“沙碛”。这段文句不通，前后舛倒，应将“哈剌哈真沙陀”移置“兵战”之后。
卷一九〔 20〕、〔21〕，“□□□公主适塔出驸马”，“□□公主适塔出子术真伯驸马”，□处原墨钉。拉施特《史集》载：“塔出驸马尚成吉思汗幼女，名阿勒塔伦。”按《元史》译音用字例，阙文当作“按塔伦”。又载：“塔出驸马有子名术真伯，尚蒙哥汗之女名失邻。”阙文当作“失邻”。
(五)借助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卷一二“(至元十九年冬十月)乙巳，遣阿耽招降法里郎、阿鲁乾伯等国”。据伯希和《马可波罗书注释》107条Cambaet：“阿鲁”即Aru，“乾伯”即Canbay，应点为“遣阿耽招降法里郎、阿鲁、乾伯等国”。
卷一八〔 6〕，“继没剌矛。”下文大德三年正月癸未条作“没剌由”，本书尚有“木剌由”、“马来忽”、“麻里预儿”等异译。皆Malayu之异译。“继”字衍，“矛”乃“予”形近之误。又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12〕，“招谕木由来诸小国”，“木由来”即此“木来由Malayu”，“由来”舛倒。
卷九四《食货志·市舶》，“〔元贞〕二年，禁海商……于马八儿、NFDA9 喃、梵答剌亦纳三蕃国交易”。此三国即印度半岛之 Ma‘abar、Kulam-Quilam、Fandaraīna，据《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作“咀喃”，卷二一《马八儿等国》作“俱蓝国”，音 bai，译音不合，应从《岛夷志略》、《星槎胜览》改为“? NFDA9?”(伯希和：《马可波罗书注》I，页400)。
卷一七《宗室世系表》和卷一八《诸王表》，这两卷表中多为人名，错字、舛倒、脱落、衍字等甚多。法国学者Louis Hambis(韩百诗)有《Le Chapitre CV ii Du Yuan Che——元史107卷》和《Le Chapitre CViii Du Yuan Che——元史108卷》两部专著。作者除引用了我们能看到的波斯《史集》等书外，还引用了当时无法看到的极有价值的 Mu′izz'l-Ansāb《贵显世系》等书，他对这两卷的研究成果被我们直接采用。
五、借助译语复原的大量校勘成果
元朝是我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有许多民族、国家的人物，各有自己的文化、制度和语言，活跃在这个地域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因此，在《元史》中出现了大量非汉族的人、地、官称等译名。译音用字并无一定之规，史料来源不一，自然会出现译名五花八门的现象。修史者多是在野南儒，对元朝各个民族了解不多，编写时最容易出错。如果我们能辨别每个专名源于那种语言，将它复原，两相对照，就很容易判断译音是否正确。以下按不同语言举例如下：
蒙古语中，有因译音字形相近致误。
人名：卷五〔2〕，“广宁王瓜都”。上文和《别里古台传》作爪都。Rashid-ad-din书中作
jāūtū，俄译本作Джауту，“瓜”乃“爪”(意为百)之误。卷二八〔3〕，“喜速不(爪)〔瓜〕”，《高丽史·高宗世家》“爪”作“花”，“不瓜”、“不花”蒙语buqa的音译，意为“牡牛”。“瓜”误为“爪”。卷一五《张荣传》〔15〕，“按亦台那衍”，此人即成吉思汗之侄、《元秘史》中的“阿勒赤台 Alcidai”，卷一一八《特薛禅传》、一一九《塔思传》与卷一二一《按竺迩传》皆作“按赤台”。“亦”乃“赤”之误。卷一一五《睿宗传》，“渡汉水，遣夔曲涅……驰白太宗。……夔曲涅至”。此人《元朝秘史》卷二四七作古亦古捏克把阿秃儿
Güyigünek-ba' atur；卷一四九《郭德海传》作魁欲那拔都；卷一四四《月鲁不花传》作贵裕；《金史·白撒传》作回古乃；《圣武亲征录》作贵由乃或贵由拔都。“曲”与以上译名不协，乃“由”形近之讹，失校。
卷一一八《特薛禅传》〔2〕“按察儿秃”、〔4〕“按答儿”。下文与程钜夫《应昌府报恩寺碑》皆作“按答儿秃Aldartu”，义为“有声名”。前者“答”讹为“察”，后者脱“秃”字。卷二八〔20〕，“卜〔颜〕铁木儿”，卷一?NFCA1?八《诸王表》作“卜颜铁木儿”，蒙古语Buyan-tmür意为“福铁”，译音不全，据补。
地名：卷八六〔 8〕，“延?ＮB073?五年，以速怯那儿万户府……合为右卫率府”。同一记载又见于卷九八〔3〕，皆作“速怯那儿”。《仁宗纪》延?五年二月有“者连怯耶儿万户府”。七年七月也作“者连怯耶儿”。《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六月作“怯连耶儿”、卷一《兵志》作“折连怯呆儿”。蒙文地名Jeren- ke'er，汉译“黄羊川”。此处脱“者”字，“连”误为“速”，“耶”误为“那”。
地名译音不全：卷一〔1〕，“统急里忽鲁”，下文作“帖尼火鲁罕”，钱大昕已指出：“《秘史》作统格黎克豁罗罕( Tünggelik-qoroqan)。豁罗罕者，小河也。”(《考异》卷八六)火鲁罕、豁罗罕、忽鲁皆蒙语qoroqan汉字音译，“忽鲁”译音不全，脱音节“罕- qan”。卷二八〔19〕，“赐剌秃屯田贫民钞”。本书下卷两见“海剌秃屯田总管府”，即此“剌秃屯田”，蒙古语“海剌秃”，意为“有榆树”。剌秃前疑脱“海”字。卷三五〔9 〕，“失〔八〕儿秃”，蒙语“失八儿秃 Sibartu”，意为“泥地”，周伯琦《扈从北行前记》曾记此地名，据补。卷一四七《郭德海传》〔10〕“乞则里八海”，“乞则里八”刘郁《西使记》作“乞则里八寺”，《圣武亲征录》作黑辛八石，《元秘史》作“乞湿泐八失Kisil-ba ? -na'ur”，《史集》作Qīzīl-bā ? 。译音不全，脱“寺”或“失”。卷一八《耶律希亮传》，“生希亮于和林南之凉楼，曰秃 (忽思) 〔思忽〕”，即《世祖纪七》所见之“尚书秃速忽”。“凉楼”是窝阔台所建之避暑小城，《世界征服者史》作Tuzghu- baligh，云在哈剌和林以东两帕列散(约11公里)。本书《太祖纪》作“图苏湖城”，《亲征录》作“秃思儿忽城”。此处“思忽”二字颠倒，失校。部名：卷一九，“瓮吉八忽公主，适赤窟孙怀都驸马”，此二人名见于朝城县兴国寺《令旨碑》，称“公主百户、驸马会都”。《世祖纪》中统四年三见“公主拜忽”。八忽、百户、拜忽(Baiqu)都是公主名之异译。“怀都驸马”即“驸马会都”，瓮吉剌部人 Onggirad。故“瓮吉八忽公主”意指瓮吉剌氏之八忽公主，“瓮吉”后脱“剌”字。卷一四〔7〕“斡脱吉思部民”，蒙古语t güs，意为“老的们”，应译斡脱古思，“吉”乃“古”之误，失校。
称号：卷一〔16〕，“乙职里”，即《金史》卷一四《宣宗纪》屡见之“乙里只”，蒙古语el?c?ˇi，意为“使臣”。《元秘史》作“额勒赤”或“额勒臣”。此处“职里”舛倒。卷一二三〔12〕“忽都那”，本书或作“忽都那演”、“忽都忽那颜”、“忽都忽”。卷九九《食货志》作“忽都那颜”。蒙语“那颜 noyan”，元译“官人，此称号译音不全，据《食货志》补。卷一八〔1〕，“速古儿〔赤〕”，本书卷九九《兵志》，“掌内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古儿赤
sügürcˇi”。《危太朴续集》卷二《耶律希亮神道碑》正作“速古儿赤”，据改。
误将一字分刻为二：卷一? NFCA1?九〔18〕、〔19〕，“阔阔干公主适脱亦禾赤驸马”，拉施特《史集》云：“成吉思汗曾把自己的女儿Jījākān嫁给Tūrāljī驸马。”《元朝秘史》卷二三九分别作扯扯亦坚?c?ˇe?c?ˇeyigen、脱劣勒赤T ? r ? lci，波斯和蒙文史籍原音与此表两名汉字译音不符，“阔”当为元籍常见译音用字形近之误，干”蒙语，义为花。“亦禾”乃“栾”的简体“栾”误分为二字，应作“脱栾赤”。卷一二〔20〕月亦心揭赤“亦心”乃“恋”字简体“恋”误分为二，即中亚地名玉龙杰赤Urgenccˇ。
误改或误译：卷一〔3 〕，“萨里河”。下文和《圣武亲征录》作萨里川，即《秘史》之“萨阿里客额儿Sa'ari-ke'er”。“客额儿ke'er”或旁译作“旷野”、“野甸”，此处《元史》将“川”误理解为河。卷三一〔3 〕，“阔朵杰阿剌伦”。卷二《太宗纪》译“曲雕阿兰”、“库铁乌阿剌里”，卷三《宪宗纪》译“阔帖兀阿阑”。蒙古语K ? de'e-aral，意为“荒洲”，此处原文应为K ? de'e-aral-un，意为K de'e-aral的，这里将属格“的”也裹入译名中。卷一〔4〕，“秃台察儿”。此段相应史实也见于《秘史》卷一二八，作“札木合(人名)因(的)迭兀(弟)绐察儿(人名)Jamuqa-yin de'ü Tai?c?ˇar”。“迭兀”蒙古语，意为“弟”，此处音译为“秃”，与人名绐察儿混在一起。
突厥语：卷六〔 1〕“百里八”，元代文献无此城名，疑为“百八里”(突厥语Bir-Baliq，汉译“独城”，《新唐书》卷四NFCA1?《伊州》之“独山守捉”，《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之“别失八里东独山”城，海屯从和林西还途经之Berbaligh)倒误，即《经世大典序录·玉工》所见之“白八里”。
藏语：译音不全：卷一四〔 8〕，“亦摄思怜〔真〕”，《释老传》亦摄思连真Ye-shes-rinchen，意为“智宝”。译音字形近致误：卷一五〔11〕，“软奴(玉) 〔王〕术”。即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之乌思藏宣慰使软奴汪术gZhon-nu dbang-phyug，意为“自在童子”。Dbang与“汪”、“王”译音合，“玉”乃“王”之误。卷二一〔11〕，“朵耳思等站户”。上文大德元年十月有 “朵甘思十九站”。“朵甘思”藏语地名Mdo-Khams，包括今康和青海(朵)部分地区，朵甘思驿站是元朝吐番三路驿道之一。“耳”乃“甘”之误。或脱或误：卷四二〔2 〕，“岐王阿剌乞”。文作“岐王阿剌乞巴”，“阿剌乞巴Aragibag”是藏语Ra-kyi-ph'ag的蒙古语读法，脱“巴”字。卷四六〔11〕，“岐王阿剌乞儿”，“儿”为“巴”之误。卷二?NFCA1?二〔4〕，“(都) 〔相〕家班”，〔5〕“相儿家思〔巴〕”。其中〔4〕，《成宗纪》大德九年三月作“帝师相加班”。“相加班”藏语，义为“觉吉祥”。〔5 〕，《仁宗纪》皇庆二年九月有“以相儿加思巴为帝师”。“相加班”和“相儿加思巴”都是的同名异译。舛倒：卷二一〔18〕“吃剌八思斡节儿”。据上文“合剌思八斡节儿”及《释老传》所见“乞剌斯八斡节儿”。藏语Grags-pa' od-zer，意为“称光”。“八思”舛倒。
梵文：译音不全：卷二八〔 2〕，“答里麻失”。《蒙兀儿史记》：“答里麻失里，仁宗次后，见后妃旧《表》。旧《纪》只称皇后答里麻失，音不备。”答里麻失里Darma- ? ri，意为“法吉祥”，据《后妃表》补。卷三NFCA1，“泰定四年二月丙子，亦怜真乞剌思”，卷三三〔10〕“辇真吃剌思”，卷二NFCA1二《释老传》作“辇真吃剌失思”，此名梵语Rinchenbkra- is，意为“宝祥”，两处皆脱“失字”。人名误：卷二?NFCA1?二《释老传》〔3〕，“答儿麻八剌(乞列)〔剌吉塔〕”，《世祖纪》至元十九年岁末有“帝师答耳麻八剌剌吉塔”，《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作“达哩麻八罗阿罗吃答”，与藏文史书《萨斯迦世系》所载合，Dharpāla rakshita，梵语名，义为“法护”。地名字误：卷二一《马八儿等国》〔10〕，“僧伽耶山”，本书《亦黑迷失传》与《岛夷志略·北溜》条作“僧伽剌”，《岛夷志略·北溜》或作“僧加剌”，乃梵语Simhala之音译，即今“锡兰山”。《大唐西域记》译“僧伽罗”，《求法高僧传》译“僧诃罗”。“耶”译音不符，乃“那”形近致误。
波斯-阿剌伯语的穆斯林人名：卷二二〔5〕，“法鲁忽丁”，即上文七月及《宰相年表》所见之法忽鲁丁，乃穆斯林人名Fakhral-Dīn之汉译。卷三〔20〕、卷三三〔4〕“马忽思)〔思忽〕”，此人即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之第五子云南平章政事马思忽，穆斯林名Masqud之译音，以上二人名皆舛倒。
俄语：卷一二二〔19〕，“也里替”，卷六三《地理志》作“也列赞”，此处述拔都征俄罗斯事，“也列赞”当即今莫斯科东南之梁赞Pязань的蒙古语读法，“替”乃“赞”形近之误。
基督教名：卷八九“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应点断为“掌领马儿 (mar，景教主教的尊称)、哈昔(hasia，僧侣)、列班(rabban，教师)、也里可温(erkehün，基督教徒和教士的统称)、十字寺(教堂)祭享等事”。卷一一八《阔里吉思传》〔15〕“木忽难”，刘敏中《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作“术忽难”，也里可温教名(Juhanan-Yohanan, Jean)。卷一三四〔1 〕“月乃合”，《月合乃传》篇名和通篇传文凡七处皆误作“月乃合”，此名乃也里可温教名Yohanan 之汉译，《世祖纪》中统二年七月、四年五月和卷二五《阿合马传》皆作“马月合乃”，卷一四三其曾孙《马祖常传》和许有壬《马祖常神道碑》亦作“月合乃”，马祖常为他曾祖所作《神道碑》和黄所作《马氏世谱》或作“月忽乃”和“月忽难”，“乃合”译音颠倒。
南方民族人名：卷二九〔17〕，“(塞)〔寒〕赛”，下文有“寒赛”，《元文类》《经世大典序录·招捕》有“罕赛”，“寒”、“罕”乃同音异译，“塞”乃“寒”形近之误。地名：卷一三三《脱力世官传》，“渡不思鲁河”，伯希和《马可波罗书注释》Brius条云：《元一统志》金沙江名不鲁失。卷一三一《速哥传》作“不鲁思河”。“思鲁”颠倒，失校。
《元史》的点校，在当时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反映还是较好的。20多年来，它便利了国内外《元史》的学习和研究，甚至有人根据校勘记引用的书目扩大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毕竟我们水平不高，处于边学习边工作的状况，几年后第二次印刷时，书局通知我们提供近年发现的标点错误和失校、误校处，仅我一人就提供约百条。近二十年来，元史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问题研究更细，因此人们发现点校本的问题就越多，各种刊物常有专文发表。我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批评指正，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部真正点校完善的《元史通过点校《元史》，内蒙古大学形成了一支较成熟的元史研究队伍。虽然有人已散往外地，也是增添了当地元史研究的力量。参加者中，周良宵、林沉和周清澍仍继续对元史的研究。原来从事翻译工作的余大钧，转向研究后，发表了系列论文，成绩突飞猛进。原来专业近代史的黄时鉴，通过点校熟悉了元史。离开内大后，转向专门研究元史和中外关系史，在几个领域内都有卓越的成就。叶新民从此选定元史为专业方向，成为内大元史研究的骨干。内蒙古大学这批人得以成长，首先应感谢中华书局多年来对内大的一贯支持，也应感谢我们的师长翁独健和邵循正教授对我们的培育。留在中华书局坚持工作到出版的林沉教授过早去世，在追述点校元史往事时，不能不对这位功臣表示深深的怀念。
(来源：摘自《“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7月版)
我们参加工作时，正值备受文革折磨和闲散六年之后，大家都有找回失去的时间的想法，工作热情无比高涨。当时限定工作必须两年完成，两位老先生既要负责标点，又要兼顾校勘，很欢迎他们这些过去的学生参加。我们每天都能碰到标点和校勘中大量的疑难问题，发挥集体人手多的优越性，分头充分查考，完成了一两个人一二十年的工作量。
我们考虑到，集体参与这一专业要求很高的工作，必然存在水平参次不齐，人多容易疏漏等问题，为此在组织上和工作步骤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防止集体协作容易产生的弊端。
我们将全体分成两个小组，由林沉、周清澍分任组长，分工依次校勘《纪》、《志》、《表》、《传》。每组各人再分担若干卷，首先对校指定必校的《元史》各种版本和后修诸史，发现这些书似有有意改动“百衲本”之处，就用卡片抄出存疑。
卡片上记下的问题，交小组传阅筛选，再由各人广泛参校有关史料和研究成果进行考证，如认为“百衲本”确实有误或本人无法判断，就可提交小组讨论或帮助查考，再确定是否入校。
准备出校各条，每人分卷编写校勘记资料长编，供最后撰写校勘记参考。内容包括：1.有关原文；2.哪些书对原文有改动或考证；3.哪些史料可证明“百衲本”原文有误，说明理由；4.提出校勘意见，建议改动文字或出校记。
当时上方限定完成“二十四史”点校的时间甚短，原则是以标点为主，校勘只要求处理标点时发现的问题。我们是集团作战，具有人手多、掌握语种多(特别是有精通蒙古语文的蒙古族)的优势，决定除版本校外，大量进行本校、他校和理校，利用充足的人力和时间查考群籍，校出了较多的问题。我们的作法得到赵守俨先生的理解和支持，让我们打破了点校“二十四史”的统一规格，同意我们延长时间进行精校、细校。由于校勘范围放宽，经与总筹“二十四史”点校的白寿彝和赵守俨先生商定，本书采用了不同于其它各史的出校形式。改动底本，采取《资治通鉴》的标点规则，用方(表示校补的字)、圆(小一号字，表示删改)括号的办法，使原本与新改的面目都能反映。力图既要充分发掘书中问题，有便读者参考；也要在因扩大校勘范围产生个别误校时，读者仍可看到“百衲本”原貌。
举例说，我们凭借人多的优势，完成了校勘中几项繁复的工作。作法虽较机械，但要比一般泛泛校勘仔细得多。
(一)对照朔闰表检查书中干支
特别是《本纪》和某些干支密集的《志》、《传》，我们普遍作了对照检查。有因字形近致误：如“乙”误为“己”或“丁”，“己”误为“乙”等。有音近致误：如寅、辰、申互误，酉、丑互误。也有干脆记错干支、干支重出、干支颠倒。还有朔日误、脱朔、系月误、脱月、闰月误、脱闰、系年误、脱年等。
(二)检查地名
凡路府州县地名，皆尽量与《地理志》核对，特别是地名集中之处，如《五行志》记某些地区有水旱等灾，连篇都是地名。我们将《地理志》所列各行省和路府州县名全用大字抄出贴在墙上，逐一核对，凡并列地名中加顿号，有辖属关系的地名各加专名号而不相连。如发现不见于《志》或不属同一地区的地名，则查阅有关资料考证，故能将此卷交给从未接触过元史的人作，也能发现大量地名错误而不致漏校。
从地理位置的错误发现，如咸宁在京兆，威宁属抚州，常见咸宁误作威宁，威宁误为咸宁；河南无均州，均州在湖北，而河南有钧州，多处将钧州误为均州。从辖属关系的错误发现，如“重庆州晋源县”：重庆设路，不是州，且下无晋源县；成都路下辖崇庆州，州辖晋原县，故“重庆”乃“崇庆”之误。此外，如字形相近：平滦误为平湾，高陵误为高陆，绵上误为绵山，楚丘误为楚兵等；地名颠倒：如路名顺天，颠倒为天顺；宁武军颠倒为武宁军有的将二字误合刻为一字。如淮安云山白水塘，将“白水”合为一字，误作“泉塘”。各朝建置不同，名称也不同。如南宋有京湖制置或宣抚，《元史》多处将“京湖”误作“荆湖”；元初攻宋时，曾在襄阳设行荆湖等路枢密院，又将“荆湖”误作“京湖”。
(三)检查数字
如《历法志》列有各种表格和数据，这些数据皆可利用表中其他数字推算。梅文鼎的《历学骈枝》还介绍了授时历的推算方法。如卷五四“黄赤道率”之“积差”等于此度前积差与差率之和；“差率”等于下行积差减本行积差。以下卷五五之“黄道积度”，卷五六“二十四气日积度盈缩”、“二十四气陟降及日出分”，卷五七《五星段目表》“伏”、“顺”各项数据我们都作了验算，并据与授时历有关的历法书中的正确数据加以改正。
《食货志》中数字甚多，凡记载总计和分计各项数字，互相加减可以验算的，我们也作了验算，从中也发现了必须校勘的问题。如卷九四〔18〕“总计钞186锭37两5钱”，内般阳路、宁海州两地细数相加，正好与总数相等，发现总计数漏计恩州数额；卷九五〔9〕“二万七(十)〔千〕户，计钞一千八十锭”。按当时制度，每户应输2贯，即2两，20070户仅得钞802锭40两，不及1080锭。1080锭计有54000两，除以2，应为27000户之输额，故“十”乃“千”形近致误。
底本
校点的工作本是以百衲本为底本，共作出校勘记约2700条。后来用北京图书馆藏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北京大学向达旧藏一四四卷约弘治间重印残洪武本核对，发现百衲本并非据残洪武本影印，而是据南监本描修。我们还核对了张元济批校原本，描修错误达80余处，一律径改不再出校。所以点校实际上是选用了两部残洪武本加百衲本作底本。
参校本
北监本：明末刻北监本时，或是尚能看到洪武初印本，或是也作了考订，对校正本书颇有价值。如改正一些明显的错字。如地名祈阳改为祁阳、沭川改沐川、准安改淮安、镇东改镇巢等；官署名储正院改为储政院；文字不通，“书号多士”改为“虽号多士”。原墨钉或空阙，北监本补字符合文意，有史料可证实。
版本：清武英殿实际上是一个编辑兼刻印书籍的完善出版机构。在刻印前，有专人先作校勘，不仅错字较少，往往还校正了原刻的错误。二十四史先有乾隆四年刻本，《四库全书》修成后乾隆又令修改辽金元书籍中的译名，又重排了新的聚珍版殿本。我们用两种殿本对校，改正甚多，尤其是当时所利用的道光间印殿本，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值得着重一提。
道光本的价值首先是曾参考过当时尚存的《永乐大典》中《经世大典》引文。如卷六九《礼乐三》原本注“阙”多处，而道光本多据《经世大典》作了增补。如〔2〕“(阙)〔四方宾贡〕，南北来同”；〔3〕“(阙)〔百〕司分置”；〔4〕“威(阙)〔武〕鹰扬，冢位(阙)〔克〕当”；〔 8〕“济济(阙)〔宣〕威”，等等。洪武本原墨钉、脱中或空阙之处，道光本作了增补，经查证，皆有原始史料根据。如卷一五八〔 1〕“不知行营〔往复〕之扰攘”，原墨钉，补“往复”二字，与姚燧《姚枢神道碑》合；〔 8〕“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出自许衡上世祖《时务五事疏》，补字与《许文正公遗书》所载原文合 ；卷二一《烈女·周经妻吴氏等》〔1〕“并□□□□忍独生”，原空阙四字，补“以夫死，不”四字后才能了解文意。
道光本除径改外，还利用了一些罕见或失传的史籍，对《元史》作了考证并对读者说明了校改的理由。如卷六九〔15〕“黍稷惟馨”，道光本《考证》：“原本非误惟，今据《阙里文献考》改。”卷七二〔15〕“酏食鱼醢〔兔醢〕”，据《经世大典·元郊坛陈设图》补；卷八〔8〕“宫人凡二十〔二〕人”，据《经世大典·元中宫导从图》补；卷七〔1〕“引班〔赞〕”，〔2 〕“与仪仗倒卷而〔北〕”，皆据《续太常集礼》补。道光本据罕见或今佚书作的校补，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此外，道光本改正人名、地名、书名和年月日错误甚多，经过查对，证明编校者确实曾作过考证，改动都有根有据。
元史研究成果的广泛吸收
《二十二史考异》是钱大昕对纪传体正史进行全面考订的一部巨著，其中《元史》考异占15卷，用力尤勤。汪辉祖继起著《元史本证》，专用《元史》中纪、志、表、传互校，从中检出《元史》的错误。这两书除纯属考订史实异同处以外，凡涉及文字讹、舛、衍、脱之处，是我们校勘时所利用的重大研究成果。有几处《考异》在查对《元史》原始史料后，发现编纂者对史料作了错误的理解，改写得面目全非，不知所云。这种精彩的发现，我们也将它保留在校勘记中，对读者作出说明。
如卷一九二《良吏·段直传》〔 1〕、〔2〕，“至元十一年，河北、河东、山东盗贼充斥，直聚其乡党族属，结垒自保。世祖命大将略地晋城，直以众归之”，《考异》云：“今泽州凤台县有刘因所撰直《墓碑》”，“《传》所书年代，与《碑》大相刺谬。《碑》云：甲戌之秋，南北分裂，河北、河东、山东郡县尽废。甲戌者，元太祖之九年，金贞二年(1214)也”。“而《传》乃云：‘至元十一年，河北、河东、山东盗贼充斥'，以其岁亦在甲戌也。曾不思至元之初，境内宁谧，河北诸路安有寇盗充斥之患乎？”“盖由史臣不学，误认甲戌为至元之甲戌(1274)，相差一甲子而不悟也。”“碑又云：‘天子命太师以王爵领诸将来略地，公遂以众归之。'谓太师，国王木华黎承制时也。而《传》乃云‘世祖命大将略地晋城'。曾不思世祖时晋城久入版图，安得有命将略地之事乎？《碑》作于世祖朝，其文云：‘今上在潜邸，命提举本州学校，未拜而卒。'然则直卒于宪宗朝，未尝事世祖矣。”
将后人续修元史作为研究成果进行参校
明初至民国初年，有学者认为《元史》成书匆促，史实遗漏、错误和自相矛盾处甚多，立志重修。先后有《元史续编》、《元史类编》、《元史新编》、《元书》、《新元史》和《蒙兀儿史记》等几种。他们除补充史实外，主要是对原书重新编排改写。在改写中自然会对原书中的错误作了修改，自相矛盾处经过考订后作了统一。我们将这几种书作为研究成果分别按纪、志、表、传与底本对校，如发现有意修改而非行文语气变动之处，就抄成卡片查考。这些人多年沉浸于元史研究，对《元史》及有关史料非常熟悉，很容易发现书中错误。如《元史类编》，当时作者还能看到今已失传的史籍；《新元史》是纪、志、表、传全部完成的集大成巨著，改动旧史之处甚多，虽有主观臆断的缺点，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校勘的线索。《蒙兀儿史记》的重点在于补充汉人修史容易弄错的蒙古史部分，改动旧史多处有考证说明，更便于借鉴采用。
吸取上列前人成果，不仅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史文，正确标点，也使我们校正了更多容易忽略的讹舛衍脱处。参考这些著作的实例无法一一列举，仅以卷一一二《宰相年表》为例。正如顾炎武所说，《元史》某些表、志乃史臣据案牍之文编成，《宰相年表》大多有姓无名，以上各家大多为此作了考证，将他们的成果集中起来，大体上已恢复了相臣的名字。
后人续修的《元史》以外，我们将参校的书又扩及编年体的《宋元通鉴》和《续资治通鉴》，政书体《续文献通考》 (王圻和乾隆钦定本)、《五礼通考》等 。以王圻《续文献通考》为例，除可校《志》外，个别篇章还可校《传》，如卷七二《节义考》与卷一九八《孝友传》相当，校正后者若干处。
本纪
元朝《实录》已失传，无原始史料可供校勘，但我们仍从本纪某些年代或片断，找到相关史料进行对校，从中发现了若干涉及史实的重大问题。下面举几个例子：王恽著《中堂事记》，按年月日记中统二年至三年八月“中堂”大事，可校本纪。如卷四〔 12〕“(中统二年七月)己丑，命炼师王道(归)〔妇〕于真定筑道观”。此处文意以“王道”为人名，命他回归真定筑道观。据《中堂事记》同日颁发的圣旨原文，受旨人乃真定玉华宫“炼师王道妇”，又称“老王姑”。“妇”误为“归”，人名、语意全错。《元典章》、《通制条格》和《经世大典》残卷，各类皆按年月日编排，同日记述如被《本纪》引用，也可提供校勘。
如卷一六〔 6〕“(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丁卯朔，禁蒙古人往回回地为商贾者”。《通制条格》卷二七“蒙古男女过海”条载“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初一”同日发布的据蒙文硬译的原文：“钦奉圣旨：泉州那里每海船里，蒙古男子妇女人每做买卖的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将去的有么道听得来。如今行文书禁约者，休教过去者，将去人有罪过者么道圣旨了也。”《元典章》卷五七“禁下番人口等物”条亦载此圣旨文言译文：“体知得一等不畏公法之人，往往将蒙古人口贩入番邦博易，若有违犯者严罪。”《本纪》概括此条时，完全曲解了原意，作了相反的表述。五、六十年代，甚至有论文根据这条史料，论证元朝已有蒙古人出海经商。因弄清这条史料原意意义重大，故出校记说明。
《元文类》、文别集和《元典章》等书保留有部分诏旨。我们列目将《本纪》所引用的诏旨逐件作了校勘。
顺帝一朝，有相应编年记事的《庚申外史》可供校勘。
志
《元史》的《志》据《经世大典》修成，因此我们收集了《经世大典》通行本残卷，又从《永乐大典》辑出《经世大典》不见流通部分，以及有关元代典章制度的专著《通制条格》、《元典章》等，表列书名、出处著于各志之下，由全体分工参考对校。某些《志》有关史料自成体系，则另列必校书目。
如《历志》，沿袭前朝历法者，校以宋《纪元历》、金《大明历》；《授时历》则校以《高丽史·历志·授时历经》；后人著作则参校明朱载《律历融通》、《圣寿万年历》、邢云路《古今律历考》、清黄宗羲《授时历故》、梅文鼎《历学骈枝》等。
《地理志》中追述前朝沿革，则校以历朝正史、地志——《汉书》、《后汉书》、《隋书》、《元和郡县志》、《通典》、《蛮书》、《旧唐书》、《新唐书》、《太平环宇记》、《舆地广记》、《舆地纪胜》、《宋会要》、《宋史》、《辽史》、《金史》等。本朝则校以辑本《元一统志》、《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事林广记·郡邑类》、《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朱思本《黄河图》、《河源志》，地方志《齐乘》、《太原志》(永乐大典卷五二)、《安南志略》、《经世大典图》、《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等。后修书则校以《环宇通志》、《明一统志》、王圻《续文献通考》、《读史方舆纪要》、《明史》等。
某些志中片断引文仍见于原作者文集的，我们也找来核校。如卷六八《河渠志·蜀堰》，此节史源据揭斯《大元敕赐修堰碑》 (《揭文安公集》卷一二)写成，注〔6〕至〔11〕皆据此碑出校。如“深淘滩，高作堰”，“高”字《碑》与《元史新编》皆作“低”，存疑未改。据今都江堰实况及二王庙刻石，可改为“低”。
《礼乐志三》有《元文类》卷二所载《太庙乐章》等乐章原文，除可供校勘外，也补充了原书空白或阙文。
《祭祀志》：《永乐大典》尚存元《太常集礼》，《经世大典》有关部分和《祭祀志》皆出自此书，可供校勘。
《舆服志》：承金制者，用《大金集礼》、《金史·舆服志》校；承宋制者，用《太常因革礼》、《宋史·舆服志》校；远至因袭唐制者，则校以《新唐书·车服志》。
列传
据《元人文集分类编目索引》卡片，补充了该书拘于体例遗漏的，以及石刻、方志中有关列传人物的史料，作成《元史·列传》有关传记对照表，凡参加校勘人员必须按此表核校自己分担的列传。下面举几个例子，可见我们的参校范围是比较宽的。
如卷一二一《按竺迩传》核校了《永乐大典》卷一八八九保存的元明善《按竺迩神道碑》。卷一二一《博罗欢传》，既校以《元文类》姚燧《博罗神道碑》，又校以《山左金石志》卷二三所载姚燧《博罗? NFDC4?神道碑》(这碑就立在泰安博罗欢封地)。卷一二五《铁哥传》〔7〕，“二年领度支院”，据当时尚未发表的北京文物管理处藏《铁可公墓志铭》拓本，补为至大二年。
某些传文文字通顺，实际有误，全靠核校原始史料才能发现。
如卷一二八《土土哈传》〔17〕“追乃颜馀党于哈剌(温)”，“哈剌温”校以《元名臣事略》卷三引阎复《土土哈纪绩碑》和《元文类》卷二六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作“海剌”或“哈剌”，指今海剌尔(Qailar)河流域。哈剌温(Qara 'un)是山名，即今大兴安岭。土土哈征乃颜余党，军次哈剌，然后返至哈剌温山。此处“温”字涉下文“哈剌温”而衍，应删。
卷一四七《张柔传》，传中地名东流寨应作东流埚、青州应作清州、永宁军应作永定军、祈阳应作祁阳；人名甄仝应作甄全；“逐其守卢应妻子”应作“逐其守卢应，妻子皆为所虏”；“柔锐卒”应作“柔率锐卒”；皆分别据王磐《张柔神道碑》、元好问《张柔勋德第二碑》和王鹗《张柔墓志铭》校出。卷一六二〔7〕、〔8〕，本传乃据《元文类》卷六五元明善《高兴神道碑》压缩，不仅数字有误，而且有失原意。卷二三 《孙威传》〔6〕“子拱”，据刘因为孙威之子公亮所写《先茔碑》，王恽所写《孙公亮神道碑》，皆载孙拱是孙威之孙，孙公亮之子。校以二碑，得知是《元史》据《碑》文立《传》时，略去公亮事迹，径抄《先茔碑》文“子拱”，遂误孙拱为孙威子。
天文、历法专门术语和数字，修史时容易抄错。卷一六四〔1〕“附会(元历)〔历元〕更(日历)〔立日〕法”；〔7〕“(九)〔丸〕表”；〔8〕“始用定(制)〔朔〕”；〔9〕“又〔二〕百三十六年”；〔12〕“与(日)〔月〕食相符”。其中〔1〕据《元名臣事略》卷一三引 《杨恭懿墓志》改，〔7〕、〔8〕、〔9〕、〔12〕，据齐履谦《郭守敬行状》改。
列传中引用传主文章，如传主文集尚存此篇，校勘时也颇有价值。如卷一五七〔 5〕、6〕、〔7〕，此三处文句不通，皆出自郝经《东师议》，据 《陵川集》卷三二所收原文补改。卷一五八〔7〕、〔8〕、〔9〕，《许衡传》中上世祖 《时务五事疏》，就是据《许文正公遗书》所载原文校补。卷二三《李杲传》〔2〕“与(肾)〔翳〕色各异”，〔3〕“脉(之)〔至〕而从”，传记据元好问《伤寒会要引》而作，此文收入《遗山集》卷三七，据改。
传主的行事，见于他人记述，也可通过校勘发现传文错误。如卷一八二《苏天爵传》〔4〕，据《黄金华集》卷一五《苏御史治狱记》，江陵应作沅陵。
(一)某些标点在校勘过程中得到正确解决
如页35卷二“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拔都，平阳府”，原标点认为是分予术赤子斡鲁朵、拔都兄弟二人平阳府，故“斡鲁朵”前加冒号，后加顿号。今据《食货志·岁赐》，“斡鲁朵”实指太祖、世祖“四斡耳朵”及元朝诸后位，故改为这种标点。
页45卷三“叶孙脱按只畅吉爪难合答曲怜阿里出及刚疙疸阿散忽都鲁等”。这26字全是人名，很难凭直观点断，经查考英译本《世界征服者史》所见有关人物，确切了解各人身份后加以点开。
页47卷三“西域？哈里发？八哈塔”，“西域”是指中原以西广大地区。“哈里发”乃阿剌伯语Khalifa 的音译，意为先知的继承和代理人，是伊斯兰教政教领袖的尊号。“八哈塔”即今巴格达，当时是哈里发的驻地。前二词都是“八哈塔”的定语，不是三个并列的专名，故中间皆不加顿号。
专名号标误：页 182卷九“六月己巳，以孔子五十三世孙曲阜县尹孔治兼权主祀事”。后查《圣门志》卷三上：“五十三代孔浣，……从弟治，至元十三年，授……曲阜尹，……仍权祀事。”孔治兼应作孔治。失校。
氏族部落之间有辖属关系的中间不加顿号。如卷二? NFCA1?，“大德四年五月辛丑……八怜、脱列思……”《元朝秘史》207 节，“成吉思将豁儿赤本族巴阿邻种三种人交付他，并将额儿的失河流域之林木内百姓等凑成一万户，命豁儿赤做万户镇守额儿的失河地面，管理当地脱斡劣思、帖良古惕等部人”。八怜即巴阿邻 (Bā-rīn)，脱列思即脱斡劣思(Tls)，后者是前者属部，应点为“八怜？脱列思”。人名带姓氏者专名号应联标。如卷二二，“乞儿乞带亦难”，还原为 Kirgisudai-Inan，意为乞儿乞思部人亦难，故联标。
卷二三，“至大二年二月辛未调国王部及忽里合赤、兀鲁带、朵来等军……赴和林。”“国王部”即扎剌亦儿部，“兀鲁带”意为兀鲁兀部人。卷一二《赤台传》：兀鲁兀部人，子怯台一次子哈答—子脱欢—次子朵来，“皆封郡王”。“朵来”即此“兀鲁带朵来”，意为兀鲁兀部人朵来。卷三? NFCA1?，“泰定四年三月庚申，……郡王朵来、兀鲁兀等部畜牧灾”。据前引《?NFDC5 赤台传》，兀鲁兀部属郡王朵来管辖，此处意为郡王朵来的兀鲁兀等部。两处朵来和兀鲁兀之间顿号都应删。卷一二《赤台传》：李叛，帝遣哈必赤及兀里羊哈台阔阔出往讨之。此事见于卷一三一《囊加歹传》：父麻察，……从诸王哈必赤及阔阔歹平李?。兀里羊哈台阔阔出作阔阔歹。《世祖纪》中统三年八月癸酉，都元帅阔阔带卒于军，以其兄阿术代之。阿术乃速别台之孙，兀良哈台之子。拉施特《史集》则说：速别台-把阿秃儿也出自兀良哈惕部。他有个儿子……名叫阔阔出。虽说法稍异，但“兀里羊哈台”并非另有其人，《元朝秘史》作“兀良合歹Urianqadai”，旁译“部落名”。应作姓氏与人名联标。
某地之某部。如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斡罗思、阿速、稳儿别里钦察”，斡罗思、阿速、钦察皆族名，稳儿别里(ürberi)是地名，乃钦察(Qipcaq)国主所驻之地，稳儿别里和钦察之间不加顿号。
(二)运用传统考据方法所得校勘成果举例
卷五八〔 6〕，“太宗七年改山〔西〕东路总管府”。《廿二史考异》卷八八，“顺宁府，金为宣德州，……改山东路总管府〓按：太宗二年，立十路征收课税使，宣德其一路也，山东路之名，不见于《纪》、《传》，疑未可信”。据本书卷八一《选举志》及《至正集》卷四四《上都孔子庙碑》、《秋涧集》卷五八《浑源刘氏世德碑》和《寓庵集》卷六《元故三白渠副使郭公墓碣铭》，皆称宣德路为“山西东路”，据补“西”字。权威学者钱大昕注意到“山东路”“疑未可信”，然而他并没解决疑问。我们经过考证，只少举出四种以不同记载，校正了史文，还认定一个不见于《地理志》的行政建置。
卷七六〔 1〕，“坛高五丈方广如之”。此处《祭祀志》乃根据《太常集礼》，现存《永乐大典》卷二四二四，原作：“坛之制，高五尺，方广十之。”可见“丈”乃“尺”之讹，“如”乃“十”之讹。道光本己改为“坛高五尺，方广十之。此社稷坛(俗称五色土)尚存于北京中山公园，有实物为证。
卷一五〔 2〕，“诸奴婢〔诬〕告其主者处死”。此处下文“奴告主私事，……奴杖七十七，并不处死”，也是当时律令执法的惯例。据《元典章》卷五三《奴诬告主断例》补。
分辨元代俗字、罕见字：卷一三一《囊加歹传》〔 4〕，“开县万户府达鲁花赤”，《忙兀台传》，“谕开、黄……”，《拜降传》“父忽都……分守开县”。“开”今为“开”字简体，然有关文字所载地理位置无开县。据《事林广记》所列元代俗字，“开”乃“蕲”的俗体，地理位置相符，据改。
卷一四三〔二〕《传》，按又见于本书卷三四《文宗纪》至顺元年正月及其他多处。《类编》云：“《正字通》云音挠，俗作者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石田集》条：“集中有《寄子山诗》，即《元史》之，本康里氏，子山其字也。与‘猱'同乃高切，‘猱'、音亦相似。监本误作，乃传写之讹。证以《石田集》，益信。”杨维桢有《平章书》 (《铁崖集》卷一)、《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所载至顺四年NFDA7?NFDA7?手书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题款皆作，故据改。
(三)借助近代天文学更正天象记载的错误
《天文志》所载天文现象，皆与本纪所载互校，遇有岐异，请天文史专家按现代科学推算，确定正误后出校。
星名字误：卷三九〔 5〕，“太(白)〔阴〕犯斗宿”。卷四九《天文志》作“太阴犯斗宿魁第二星”，据近代天文学推算，是日斗宿魁第二星黄经266°半，第五星275°半，太阴(月)黄经277°半，合；太白(金星)黄经190°半，不合。
事实不合，加注。卷三九〔 3〕，“太阴犯垒壁阵”。卷四九《天文志》作“太阴犯鬼宿积尸气”。这天月(太阴)黄经118°半，积尸气黄经118°，合。垒壁阵黄经310°半至337°半，不合，《本纪》作“犯垒壁阵”误，应从《天文志》。
此外，确定日期干支正误、彗星见、日食等，皆据现代天文实测校正。
(四)参校非汉文史籍
《元史》的特点是史料不只限于汉籍，仅就我们能利用的有：原由波斯文写成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史集》，藏文的《红史》、《萨迦世系史》等，也利用了蒙文汉字音译的《元秘史》和明初的文书，对本书的点校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卷八八〔18〕，“朵因温都儿乃良哈千户所”，《华夷译语》载汉字记蒙古语《脱儿豁察儿书》，意为“吾兀良罕林木百姓，自……以降，至今未离多延温都儿……之地”。“多延温都儿”即“朵因温都儿”(Doyin-ündür),“乃良哈”即“兀良罕”( Uriangqai)，指居住在肇州附近朵延山的兀良罕人，“乃”是“兀”之误。
卷一二〔 3〕，“怯列亦哈剌哈真沙陀等帅众来侵兵战不利”，此事也载于《太祖纪》癸亥岁条、《圣武亲征录》，又见于波斯文拉施特《史集》和蒙文汉字音译《元秘史》等书。“怯列亦”《元秘史》蒙文作“客列亦惕”(Kereit)，旁译“种名”，“哈剌哈真沙陀”作“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Qalaqaljit-elet)，旁译“沙碛名”或“沙碛”。这段文句不通，前后舛倒，应将“哈剌哈真沙陀”移置“兵战”之后。
卷一九〔 20〕、〔21〕，“□□□公主适塔出驸马”，“□□公主适塔出子术真伯驸马”，□处原墨钉。拉施特《史集》载：“塔出驸马尚成吉思汗幼女，名阿勒塔伦。”按《元史》译音用字例，阙文当作“按塔伦”。又载：“塔出驸马有子名术真伯，尚蒙哥汗之女名失邻。”阙文当作“失邻”。
(五)借助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卷一二“(至元十九年冬十月)乙巳，遣阿耽招降法里郎、阿鲁乾伯等国”。据伯希和《马可波罗书注释》107条Cambaet：“阿鲁”即Aru，“乾伯”即Canbay，应点为“遣阿耽招降法里郎、阿鲁、乾伯等国”。
卷一八〔 6〕，“继没剌矛。”下文大德三年正月癸未条作“没剌由”，本书尚有“木剌由”、“马来忽”、“麻里预儿”等异译。皆Malayu之异译。“继”字衍，“矛”乃“予”形近之误。又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12〕，“招谕木由来诸小国”，“木由来”即此“木来由Malayu”，“由来”舛倒。
卷九四《食货志·市舶》，“〔元贞〕二年，禁海商……于马八儿、NFDA9 喃、梵答剌亦纳三蕃国交易”。此三国即印度半岛之 Ma‘abar、Kulam-Quilam、Fandaraīna，据《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作“咀喃”，卷二一《马八儿等国》作“俱蓝国”，音 bai，译音不合，应从《岛夷志略》、《星槎胜览》改为“? NFDA9?”(伯希和：《马可波罗书注》I，页400)。
卷一七《宗室世系表》和卷一八《诸王表》，这两卷表中多为人名，错字、舛倒、脱落、衍字等甚多。法国学者Louis Hambis(韩百诗)有《Le Chapitre CV ii Du Yuan Che——元史107卷》和《Le Chapitre CViii Du Yuan Che——元史108卷》两部专著。作者除引用了我们能看到的波斯《史集》等书外，还引用了当时无法看到的极有价值的 Mu′izz'l-Ansāb《贵显世系》等书，他对这两卷的研究成果被我们直接采用。
元朝是我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有许多民族、国家的人物，各有自己的文化、制度和语言，活跃在这个地域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因此，在《元史》中出现了大量非汉族的人、地、官称等译名。译音用字并无一定之规，史料来源不一，自然会出现译名五花八门的现象。修史者多是在野南儒，对元朝各个民族了解不多，编写时最容易出错。如果我们能辨别每个专名源于那种语言，将它复原，两相对照，就很容易判断译音是否正确。以下按不同语言举例如下：
蒙古语中，有因译音字形相近致误。
人名：卷五〔2〕，“广宁王瓜都”。上文和《别里古台传》作爪都。Rashid-ad-din书中作
jāūtū，俄译本作Джауту，“瓜”乃“爪”(意为百)之误。卷二八〔3〕，“喜速不(爪)〔瓜〕”，《高丽史·高宗世家》“爪”作“花”，“不瓜”、“不花”蒙语buqa的音译，意为“牡牛”。“瓜”误为“爪”。卷一五《张荣传》〔15〕，“按亦台那衍”，此人即成吉思汗之侄、《元秘史》中的“阿勒赤台 Alcidai”，卷一一八《特薛禅传》、一一九《塔思传》与卷一二一《按竺迩传》皆作“按赤台”。“亦”乃“赤”之误。卷一一五《睿宗传》，“渡汉水，遣夔曲涅……驰白太宗。……夔曲涅至”。此人《元朝秘史》卷二四七作古亦古捏克把阿秃儿
Güyigünek-ba' atur；卷一四九《郭德海传》作魁欲那拔都；卷一四四《月鲁不花传》作贵裕；《金史·白撒传》作回古乃；《圣武亲征录》作贵由乃或贵由拔都。“曲”与以上译名不协，乃“由”形近之讹，失校。
卷一一八《特薛禅传》〔2〕“按察儿秃”、〔4〕“按答儿”。下文与程钜夫《应昌府报恩寺碑》皆作“按答儿秃Aldartu”，义为“有声名”。前者“答”讹为“察”，后者脱“秃”字。卷二八〔20〕，“卜〔颜〕铁木儿”，卷一?NFCA1?八《诸王表》作“卜颜铁木儿”，蒙古语Buyan-tmür意为“福铁”，译音不全，据补。
地名：卷八六〔 8〕，“延?ＮB073?五年，以速怯那儿万户府……合为右卫率府”。同一记载又见于卷九八〔3〕，皆作“速怯那儿”。《仁宗纪》延?五年二月有“者连怯耶儿万户府”。七年七月也作“者连怯耶儿”。《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六月作“怯连耶儿”、卷一《兵志》作“折连怯呆儿”。蒙文地名Jeren- ke'er，汉译“黄羊川”。此处脱“者”字，“连”误为“速”，“耶”误为“那”。
地名译音不全：卷一〔1〕，“统急里忽鲁”，下文作“帖尼火鲁罕”，钱大昕已指出：“《秘史》作统格黎克豁罗罕( Tünggelik-qoroqan)。豁罗罕者，小河也。”(《考异》卷八六)火鲁罕、豁罗罕、忽鲁皆蒙语qoroqan汉字音译，“忽鲁”译音不全，脱音节“罕- qan”。卷二八〔19〕，“赐剌秃屯田贫民钞”。本书下卷两见“海剌秃屯田总管府”，即此“剌秃屯田”，蒙古语“海剌秃”，意为“有榆树”。剌秃前疑脱“海”字。卷三五〔9 〕，“失〔八〕儿秃”，蒙语“失八儿秃 Sibartu”，意为“泥地”，周伯琦《扈从北行前记》曾记此地名，据补。卷一四七《郭德海传》〔10〕“乞则里八海”，“乞则里八”刘郁《西使记》作“乞则里八寺”，《圣武亲征录》作黑辛八石，《元秘史》作“乞湿泐八失Kisil-ba ? -na'ur”，《史集》作Qīzīl-bā ? 。译音不全，脱“寺”或“失”。卷一八《耶律希亮传》，“生希亮于和林南之凉楼，曰秃 (忽思) 〔思忽〕”，即《世祖纪七》所见之“尚书秃速忽”。“凉楼”是窝阔台所建之避暑小城，《世界征服者史》作Tuzghu- baligh，云在哈剌和林以东两帕列散(约11公里)。本书《太祖纪》作“图苏湖城”，《亲征录》作“秃思儿忽城”。此处“思忽”二字颠倒，失校。部名：卷一九，“瓮吉八忽公主，适赤窟孙怀都驸马”，此二人名见于朝城县兴国寺《令旨碑》，称“公主百户、驸马会都”。《世祖纪》中统四年三见“公主拜忽”。八忽、百户、拜忽(Baiqu)都是公主名之异译。“怀都驸马”即“驸马会都”，瓮吉剌部人 Onggirad。故“瓮吉八忽公主”意指瓮吉剌氏之八忽公主，“瓮吉”后脱“剌”字。卷一四〔7〕“斡脱吉思部民”，蒙古语t güs，意为“老的们”，应译斡脱古思，“吉”乃“古”之误，失校。
称号：卷一〔16〕，“乙职里”，即《金史》卷一四《宣宗纪》屡见之“乙里只”，蒙古语el?c?ˇi，意为“使臣”。《元秘史》作“额勒赤”或“额勒臣”。此处“职里”舛倒。卷一二三〔12〕“忽都那”，本书或作“忽都那演”、“忽都忽那颜”、“忽都忽”。卷九九《食货志》作“忽都那颜”。蒙语“那颜 noyan”，元译“官人，此称号译音不全，据《食货志》补。卷一八〔1〕，“速古儿〔赤〕”，本书卷九九《兵志》，“掌内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古儿赤
sügürcˇi”。《危太朴续集》卷二《耶律希亮神道碑》正作“速古儿赤”，据改。
误将一字分刻为二：卷一? NFCA1?九〔18〕、〔19〕，“阔阔干公主适脱亦禾赤驸马”，拉施特《史集》云：“成吉思汗曾把自己的女儿Jījākān嫁给Tūrāljī驸马。”《元朝秘史》卷二三九分别作扯扯亦坚?c?ˇe?c?ˇeyigen、脱劣勒赤T ? r ? lci，波斯和蒙文史籍原音与此表两名汉字译音不符，“阔”当为元籍常见译音用字形近之误，干”蒙语，义为花。“亦禾”乃“栾”的简体“栾”误分为二字，应作“脱栾赤”。卷一二〔20〕月亦心揭赤“亦心”乃“恋”字简体“恋”误分为二，即中亚地名玉龙杰赤Urgenccˇ。
误改或误译：卷一〔3 〕，“萨里河”。下文和《圣武亲征录》作萨里川，即《秘史》之“萨阿里客额儿Sa'ari-ke'er”。“客额儿ke'er”或旁译作“旷野”、“野甸”，此处《元史》将“川”误理解为河。卷三一〔3 〕，“阔朵杰阿剌伦”。卷二《太宗纪》译“曲雕阿兰”、“库铁乌阿剌里”，卷三《宪宗纪》译“阔帖兀阿阑”。蒙古语K ? de'e-aral，意为“荒洲”，此处原文应为K ? de'e-aral-un，意为K de'e-aral的，这里将属格“的”也裹入译名中。卷一〔4〕，“秃台察儿”。此段相应史实也见于《秘史》卷一二八，作“札木合(人名)因(的)迭兀(弟)绐察儿(人名)Jamuqa-yin de'ü Tai?c?ˇar”。“迭兀”蒙古语，意为“弟”，此处音译为“秃”，与人名绐察儿混在一起。
突厥语：卷六〔 1〕“百里八”，元代文献无此城名，疑为“百八里”(突厥语Bir-Baliq，汉译“独城”，《新唐书》卷四NFCA1?《伊州》之“独山守捉”，《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之“别失八里东独山”城，海屯从和林西还途经之Berbaligh)倒误，即《经世大典序录·玉工》所见之“白八里”。
藏语：译音不全：卷一四〔 8〕，“亦摄思怜〔真〕”，《释老传》亦摄思连真Ye-shes-rinchen，意为“智宝”。译音字形近致误：卷一五〔11〕，“软奴(玉) 〔王〕术”。即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之乌思藏宣慰使软奴汪术gZhon-nu dbang-phyug，意为“自在童子”。Dbang与“汪”、“王”译音合，“玉”乃“王”之误。卷二一〔11〕，“朵耳思等站户”。上文大德元年十月有 “朵甘思十九站”。“朵甘思”藏语地名Mdo-Khams，包括今康和青海(朵)部分地区，朵甘思驿站是元朝吐番三路驿道之一。“耳”乃“甘”之误。或脱或误：卷四二〔2 〕，“岐王阿剌乞”。文作“岐王阿剌乞巴”，“阿剌乞巴Aragibag”是藏语Ra-kyi-ph'ag的蒙古语读法，脱“巴”字。卷四六〔11〕，“岐王阿剌乞儿”，“儿”为“巴”之误。卷二?NFCA1?二〔4〕，“(都) 〔相〕家班”，〔5〕“相儿家思〔巴〕”。其中〔4〕，《成宗纪》大德九年三月作“帝师相加班”。“相加班”藏语，义为“觉吉祥”。〔5 〕，《仁宗纪》皇庆二年九月有“以相儿加思巴为帝师”。“相加班”和“相儿加思巴”都是的同名异译。舛倒：卷二一〔18〕“吃剌八思斡节儿”。据上文“合剌思八斡节儿”及《释老传》所见“乞剌斯八斡节儿”。藏语Grags-pa' od-zer，意为“称光”。“八思”舛倒。
梵文：译音不全：卷二八〔 2〕，“答里麻失”。《蒙兀儿史记》：“答里麻失里，仁宗次后，见后妃旧《表》。旧《纪》只称皇后答里麻失，音不备。”答里麻失里Darma- ? ri，意为“法吉祥”，据《后妃表》补。卷三NFCA1，“泰定四年二月丙子，亦怜真乞剌思”，卷三三〔10〕“辇真吃剌思”，卷二NFCA1二《释老传》作“辇真吃剌失思”，此名梵语Rinchenbkra- is，意为“宝祥”，两处皆脱“失字”。人名误：卷二?NFCA1?二《释老传》〔3〕，“答儿麻八剌(乞列)〔剌吉塔〕”，《世祖纪》至元十九年岁末有“帝师答耳麻八剌剌吉塔”，《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作“达哩麻八罗阿罗吃答”，与藏文史书《萨斯迦世系》所载合，Dharpāla rakshita，梵语名，义为“法护”。地名字误：卷二一《马八儿等国》〔10〕，“僧伽耶山”，本书《亦黑迷失传》与《岛夷志略·北溜》条作“僧伽剌”，《岛夷志略·北溜》或作“僧加剌”，乃梵语Simhala之音译，即今“锡兰山”。《大唐西域记》译“僧伽罗”，《求法高僧传》译“僧诃罗”。“耶”译音不符，乃“那”形近致误。
波斯-阿剌伯语的穆斯林人名：卷二二〔5〕，“法鲁忽丁”，即上文七月及《宰相年表》所见之法忽鲁丁，乃穆斯林人名Fakhral-Dīn之汉译。卷三〔20〕、卷三三〔4〕“马忽思)〔思忽〕”，此人即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之第五子云南平章政事马思忽，穆斯林名Masqud之译音，以上二人名皆舛倒。
俄语：卷一二二〔19〕，“也里替”，卷六三《地理志》作“也列赞”，此处述拔都征俄罗斯事，“也列赞”当即今莫斯科东南之梁赞Pязань的蒙古语读法，“替”乃“赞”形近之误。
基督教名：卷八九“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应点断为“掌领马儿 (mar，景教主教的尊称)、哈昔(hasia，僧侣)、列班(rabban，教师)、也里可温(erkehün，基督教徒和教士的统称)、十字寺(教堂)祭享等事”。卷一一八《阔里吉思传》〔15〕“木忽难”，刘敏中《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作“术忽难”，也里可温教名(Juhanan-Yohanan, Jean)。卷一三四〔1 〕“月乃合”，《月合乃传》篇名和通篇传文凡七处皆误作“月乃合”，此名乃也里可温教名Yohanan 之汉译，《世祖纪》中统二年七月、四年五月和卷二五《阿合马传》皆作“马月合乃”，卷一四三其曾孙《马祖常传》和许有壬《马祖常神道碑》亦作“月合乃”，马祖常为他曾祖所作《神道碑》和黄所作《马氏世谱》或作“月忽乃”和“月忽难”，“乃合”译音颠倒。
南方民族人名：卷二九〔17〕，“(塞)〔寒〕赛”，下文有“寒赛”，《元文类》《经世大典序录·招捕》有“罕赛”，“寒”、“罕”乃同音异译，“塞”乃“寒”形近之误。地名：卷一三三《脱力世官传》，“渡不思鲁河”，伯希和《马可波罗书注释》Brius条云：《元一统志》金沙江名不鲁失。卷一三一《速哥传》作“不鲁思河”。“思鲁”颠倒，失校。
《元史》的点校，在当时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反映还是较好的。20多年来，它便利了国内外《元史》的学习和研究，甚至有人根据校勘记引用的书目扩大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毕竟我们水平不高，处于边学习边工作的状况，几年后第二次印刷时，书局通知我们提供近年发现的标点错误和失校、误校处，仅我一人就提供约百条。近二十年来，元史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问题研究更细，因此人们发现点校本的问题就越多，各种刊物常有专文发表。我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批评指正，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部真正点校完善的《元史通过点校《元史》，内蒙古大学形成了一支较成熟的元史研究队伍。虽然有人已散往外地，也是增添了当地元史研究的力量。参加者中，周良宵、林沉和周清澍仍继续对元史的研究。原来从事翻译工作的余大钧，转向研究后，发表了系列论文，成绩突飞猛进。原来专业近代史的黄时鉴，通过点校熟悉了元史。离开内大后，转向专门研究元史和中外关系史，在几个领域内都有卓越的成就。叶新民从此选定元史为专业方向，成为内大元史研究的骨干。内蒙古大学这批人得以成长，首先应感谢中华书局多年来对内大的一贯支持，也应感谢我们的师长翁独健和邵循正教授对我们的培育。留在中华书局坚持工作到出版的林沉教授过早去世，在追述点校元史往事时，不能不对这位功臣表示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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