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南华经注疏》三十五卷，上海图书馆原著录为“清慎思堂抄本，清彭元瑞批校，叶德辉跋”。卷前有黑格附叶，上有彭元瑞朱笔手书题记“知圣道斋评本”、“乾隆丙申春南旋舟中评点”、“嘉庆丁巳秋删益，芸楣记”三行；蓝格抄本首叶钤有“南昌彭氏”白文方印；蓝格纸版心上镌“南华经注疏”五字，下镌“慎思堂”三字。叶德辉谓此书“盖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旧藏，芸楣公字也。书中有朱笔校改及评论，皆公亲笔，前辈读书，一字不轻放过，洵可师也”。则上图原来的著录，显然受到叶氏题跋的影响。兹经细审，黑格附叶之三行题识确为彭元瑞手迹，但系从别本移易而来，或彭氏另有评本，或是彭氏评他书之题识，与蓝格抄本之朱笔校改及评论字体迥不相类；彭氏卒于嘉庆八年（1803），蓝格抄本则纸墨颇新（与本书所收道光二十九年（1849）姚椿跋本《四礼榷疑》版心镌有“通艺阁校录”之纸纸色相仿），其抄写年代当在彭氏身后，故书中批校断非彭氏所为。又，此本颇疑出于书铺抄写，或因此书传本无多，雕以版格，成批抄写，以应流传之需；至于“南昌彭氏”之印，乃书估为呼应黑格附叶而伪作，叶氏亦未能明辨。

　　明弘治十一年宋鉴、马金刻本《石屏诗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题“佚名录清黄丕烈跋”，令人大惑不解。因此本荛翁手迹乃开门见山，所钤“士礼居藏”白文方、“丕烈之印”白文方、“承之”朱文方诸印皆好，毋庸置疑。或因国家图书馆藏有同样一部刻本，也有黄丕烈跋，故《善目》于上图本如此著录耶。殊不知两本黄跋非一，国图本黄跋虽未经寓目，但该本旧藏常熟瞿氏，其《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明言“前后均有黄荛圃跋”，而上图此本仅卷末有黄跋，显与国图本不同。此本黄跋云：“《戴石屏集》，余于七年前始得之，然目录缺八卷以下，目录前无《东皋子诗》，其所附录皆失。是时虽借有香严书屋藏钞本，行款不同，无从补录；即卷三中缺叶，钞本亦失之，故抱残守缺而已。顷书坊收郡中蒋辛斋氏书，适有此集，向所缺失都有，惟中多剜去字样，盖避明刻痕迹；卷末序亦间有扯去者，书贾欺人，致多伤损，甚为可恨。幸有香严藏抄本在，得一一补之。后序‘黄岩老’云云以后，皆就周香严本钞补，而行款依刻本为之。卷二第三十一叶及卷末后序第二叶，则从前所得刻本影写入也。噫，仅一明刻宋人诗集耳，已难得完璧如是，何论宋元旧本耶。士礼居重装并记。丁卯十月廿二日，复翁黄丕烈识。越岁丁丑，复从此本补完前所得刻本，已十年矣。此本余已归执经堂张氏。又记。”按此本钤有“重光”白文方、“子宣”朱文方二印，即黄跋所云蒋辛斋，名重光(1708—1768)，字子宣，辛斋其号，是康雍间苏州藏书家蒋杲从弟，也喜蓄书。检书中补抄之叶，亦与黄跋所言相符，且皆系黄氏手抄。复检《荛圃藏书题识》，此跋失收，又可补所未备，十分珍贵。

　　（二）存疑举例

　　赵烈文跋本《资治通鉴纲目》，残存四卷，旧藏赵氏旧山楼、傅氏双鉴楼，傅氏钤“双鉴楼收藏宋本”朱文长方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作宋刻本，实与另著录之“元至元二十四年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同版，因当时不及比对，本应改正，但我们仍按原来著录，因有疑问。前人定其为宋板者，另有国图藏本与上图别藏残本。国图藏本仅目录后镌有“武夷詹光祖重刊于月崖书堂”一行，原作宋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上图别藏残本在编《善目》时发现第五十九卷末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一行，于是《善目》将国图藏本与上图别藏残本皆改为“元至元二十四年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此外，上世纪七十年代山东鲁荒王墓出土一部《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今藏山东博物馆），在卷三十之末也镌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一行刊记，似为《善目》之改宋雕为元椠，提供了更可靠的依据。虽然，前人将此本视为宋刻自有原因：一是避宋讳较严，玄、让、朗、恒、征、贞、完、慎、敦、廓等字皆缺笔；二是字体风格接近南宋后期；其它如有耳题、版心间或上记字数下有刻工（多单字），亦宋刻本特点。如果没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之刊记，一般不会怀疑其本刻于元代，只是刻于南宋晚期而已。姑且不去怀疑詹光祖月崖书堂在元至元二十四年至少刊刻了两部大书，但有一个版刻现象不能忽略，即该本目录后“武夷詹光祖重刊于月崖书堂”、卷五十九末“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两条刊记，其字体与正文不类，尤其是后一条刊记，镌刻于“建安宋慈惠父校正”与“资治通鉴纲目卷第五十九”两行之间，显得局促不伦，詹氏似乎要强调其刊刻版权，而给人的印象却非其所刻，两条刊记疑为詹氏获得旧时书版予以重印时补刻而上者。然则，此刻是宋或元，未必确定。

　　清黄丕烈校跋本《贾谊新书》十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明弘治十八年沈颉刻本”。此本缺目录，《善目》著录版本之依据，乃同版别本目录后（即第三叶之背面）镌有沈颉的六行志语：“凡物久渐弊，弊久渐新。《新书》之行尚矣，转相摩刻，不知几家。字经三写，误谬滋多，所谓久则弊也。颉谨将洛本与他本三复参校，尚有传疑，其亦弊则渐新。若好古君子更得善本考正，则此书之弊尽革而永新矣。弘治乙丑勾吴沈颉志。”但此本为白口，仿宋字体，皆典型嘉靖刻本之特征，疑为嘉靖时翻刻之本。细读黄跋，也颇可玩味。作为一代鉴定大家，不直呼此刻为弘治本，仅以“细字白口”本相称，多少也表露出其对此版刻的怀疑。

　　类此情况或不在少数。如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明刻本《文章辨体》五十卷《外集》五卷《总论》一卷，《善目》著录为“明天顺八年刘孜等刻本”，并被收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该本亦白口，字体与此《贾谊新书》极似，不可能刻于天顺。须知明代仿宋刻本的出现，与李梦阳（1472—1530）等人倡导的复古运动相关，而天顺八年（1464），李梦阳还未出生。坦率而言，这类版刻虽一时未能深考，观风望气当能得之，此法可与相知者道。

　　徐乃昌跋本《范文正公集》二十卷，残存一至四卷，徐氏谓宋乾道中饶州路刻本，与《宝礼堂宋本书录》作宋乾道鄱阳郡斋刻本者同。宝礼堂盖据《别集》卷四之末乾道丁亥鄱阳郡守邵武俞翊刻书跋语。俞跋之后，有淳熙丙午郡从事北海綦焕跋，又有“嘉定壬申仲夏重修”及题名三行。惟俞、綦之跋及重修题名皆赵松雪字体，故宝礼堂认为是宋刻元修本。问题是，此徐氏跋本及宝礼堂本皆缺元祐四年苏轼《范文正公集叙》，而该叙叶之后，镌有“天历戊辰改元褒贤世家重刻于家塾岁寒堂”篆文刊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遂著录为“元天历元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据现存印本，该书除《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外，还有《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遗文》一卷、《年谱》一卷、《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等，因刊刻时间不一，如《政府奏议》刻于元统二年，《尺牍》刻于后至元三年，《善目》便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但这样的著录可能不确。此书固非乾道鄱阳郡斋官刻，而是范仲淹后人翻刻，然而纵观全书，字体并不相同，刻于元代者（包括修版），多赵松雪书体，而《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虽有元代修补之版，其原刻却为方整之宋体字。此外，其白口、单鱼尾之形制，亦与后来元刻细黑口、双鱼尾者不同；又有张允、章益、周成、陈子仁、佑之、方才卿等刻工名，皆宋刻本之特征。最值得关注者，宋讳警、惊、恒、贞、桓、构、遘等字缺笔；《范文正公集》卷十一第二叶下第五行“为来俊臣诬陷下狱”之“陷”字，更以“御名”两字替代，明确避宋恭宗赵名讳。恭宗在位两年，即德祐元年至二年（1275—1276），其时元世祖称帝已入至元十二、三年，但按常理，《范文正公集》与《别集》应作宋德祐刻本著录；且与天历元年相去五十多年，因而，此书之刊刻实由宋到元。然则，苏轼叙叶之后的“天历戊辰改元褒贤世家重刻于家塾岁寒堂”篆文刊记又如何解释？根据上述情况与现在的传本分析，该书既陆续刻成，《范文正公集》与《别集》曾经单行；后来每增刻之内容，或单行，或连同前刻汇印，于是出现汇印之本往往旧刻版片漫漶、或经修补而新刻版片则完好犹如初印的情况。那么有一个现象不可忽略，即传世汇印之本，《范文正公集》与《别集》之版片多为业经修补呈后印本面貌，而苏轼叙叶之后的篆文刊记却字迹清晰，丝毫无损，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该篆文刊记是元代重印时增刻，而非原刻所有。

　　三、此书的不足

　　由于本书篇帙已很庞大，故原书书影一般只采一帧，有的未能充分反映版本特征（如刻本之刊记等版本依据或有忽略），造成顾此失彼，未餍读者所需。尤其是某些批校本，对书中之批校墨迹没有另配图版，读者不能直观判断我们所作的针对性鉴定与修正，令人颇感遗憾。

　　譬如清乾隆五十三年庄逵吉刻本《淮南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上图藏本为“顾广圻校并跋，袁廷梼录卢文弨校”，其实顾氏校跋在袁氏去世之后，因而不能置袁氏之前；更重要的是，袁氏本人亦作校勘并题跋，而其所校墨迹未能通过画面得到反映。

　　又如清乾隆三年马氏丛书楼刻本《困学纪闻》，《善目》著录上图藏本有“顾广圻校并录钱大昕校，清蒋凤藻跋”。实际上该本还经黄丕烈墨笔校勘，其所依据者乃元泰定庆元路儒学刻本，蒋凤藻题跋已言及，但《善目》并未接受蒋氏意见，不作著录，或黄氏多为一二字之校，不易辨认，且未钤印章之故。今检全书，如卷九第七、八叶皆有多字之校，细审确为黄氏墨渖无疑，惜亦未能用画面向读者证明。

　　而当此书已发印，方察觉著录有不审之处。如毛氏汲古阁影抄《南宋六十家小集》，定为“宋陈起辑”并不确切；所配《雪岩吟草》、《芸居乙稿》两种，非清人抄本，实亦民国上海古书流通处所为。

　　诸如此类的缺憾，我们希望在以后编纂相关版本目录时能有弥补的机会，在此只能向读者致以歉意。

　　（全文完）

　　（《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全1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定价：250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