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皇冠上那颗灿烂夺目的宝石的话，那么对旧大陆考古学（欧亚传统）来说，那颗宝石就是族属的考古研究，对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来说，更是如此。
　　在诸多的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胜在绵延不绝。从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浩如烟海的文献，见证了岁月变迁、文明兴衰。
　　但文献记载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这已经为近代的疑古学派所证实，只是他们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还好，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考古学拯救了一代人的信仰危机，这也就有了从疑古向考古的嬗变。与西方考古学不同，尤其是与新大陆的美国考古学不同，中国的考古从一开始就有浓重的历史影子。虽然，无论是选择安特生的仰韶，还是李济的西阴村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使得中国考古学名著一时的还是殷墟的考古发掘。套用马克思的经典名言，殷墟天然不是中国考古的胜地，中国考古的胜地天然是殷墟。这是中国考古学逃不开的历史基因。
　　在探讨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中，有个问题很热门，也无法回避，那便是考古学中的考古学文化与历史记载中的族属对应研究。因为从很大程度上讲，考古学是一门封闭的学问，考古学的术语其他学科看不懂，考古发掘报告其他学科的学者很难利用，但历史记载摆在那里，千年一系。很少有外行的学者懂得商式鬲和周式鬲的分别，他们更了解或者更感兴趣商亡周兴的历史故事，甚或是为纣王翻案；至于，大禹是个人，是个部落，还是一条虫，繁琐而又无谓的文献考证看不到尽头，却又让人乐此不疲，而考古界抛出龙山文化、煤山类型等让人如堕云雾的概念时，历史就变得索然无味。而只有将考古资料与历史记载对应起来时，才更能激发其他学科学者，乃至大众的兴趣，如曹操墓、海昏侯墓等引起的巨大反响一样。而就学科研究而言，考古学文化与历史记载的族属对应研究，最使人着迷，也是那颗最耀眼夺目的宝石。不过，稍严谨的学者都知道这个研究很不容易，而又很容易沦入牵强附会的深渊，甚而有些学者放弃了此类研究。明知其难，勉为其难，可能是一种更有勇气的行为。
　　理论与方法论的探索——《族属的考古》
　　文化历史考古学发端于旧大陆，并在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手中发扬光大。但在20 世纪后期，随着新考古学的兴起，文化历史考古学日渐式微，族属的考古研究也少有人提起。不过这一论题还是吸引了一些优秀的考古学家涉足其中，这便有了希安 · 琼斯的《族属的考古》。
　　族属的考古学研究之所以被考古学家垂青，现实需要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也是考古学虽然号称“科学的人文学科”却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但对族属的考古过度解读为纳粹德国的种族优越论寻找根基，这是值得警惕的。作者用了很大篇幅追寻族属的考古的研究史，意义就在既认识到学术研究的现实性，同时又要尽可能以客观的态度推进学术研究。
　　族属考古研究的第二个难点在于概念的界定。对概念的定义见仁见智，这也就导致族属的考古经常出现纷争，而又大家莫衷一是，因为讨论的平台就不一致。本书利用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对基础概念的限定，引申出分辨考古学和族属的标准，再将之系统化，从而为考古学的族属研究构建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方法论。当然，这一理论和方法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还有待具体研究的检验，但无疑这种研究思路要比简单的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进行比附要进步得多，这也是值得国内考古学者特别需要借鉴的地方。
　　考古材料建构的历史真相——《宗子维城》
　　严格讲，《宗子维城》中只有很少的篇幅探讨了族属与考古学研究的对应关系，但书中编辑：夷则 2018 年 4 月 28 日的两个贯穿始终的思考却与此有关。
　　一个是文献记载的局限性，这里的文献记载既包括传世文献，也包括新发现的文献，例如甲骨文、器物铭文等。古人作为文献记载的作用者，出于目的、限制、兴趣，甚而理想，构建起文献体系，而其中只有一部分甚至很小一部分流传到今天，因而在利用这些文献时，要十分注意作文献者的主观性。
　　另一个是考古学的局限性，前一个局限性考古人多半儿会在意，甚至是本学科独立性或是特性的生发点，而对于自身的局限性则有点“灯下黑”。是书好就好在对考古学局限性的认知上，考古学可以做的很多，但毕竟是有限的。
　　在充分意识到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的局限性时，作者对族属的考古学的思考研究更加审慎。在本书中，作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一切从考古材料出发，从而得出更为可信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还要更多考古材料，尤其是新发现材料的检验。
　　周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春秋战国更是号称中国古代文化的“轴心时代”，在列国纷争的背后，在秦始皇一统华夏的背后，中原（中国）的认同与分别是如何建立的。再例如，打着复兴周礼旗号的孔子和儒家（文献足征），他们宣称的周公礼乐有几分真实，几分理想，如果是真实，又真的是周公那个时代么。这些问题，文献其实并不足征，甚至抛出了“烟雾弹”，虚构了一种所谓的政治理想，而在本书中作者依靠考古材料，做了深入解读。
　　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的范式研究——《光宅中原》
　　前两本是欧美学者所写，很大篇幅在探讨族属的考古的理论或方法论问题。接下来一本则是中国的考古学者所写，直接进入族属的考古研究的纵深领域，这便是倪润安的《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
　　在中国考古学的族属的考古研究中，有三大领域，一是传说时代的族属研究，如尧舜禹时期；二是三代（夏商周）时期的族属研究；三是边疆民族的族属研究，比如匈奴、鲜卑、契丹等。本书涉及的就是第三个领域的族属研究。北魏拓跋氏是第一个统一中国北方并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政权，其发源甚早，之后又深刻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近年相关的文化遗迹，尤其是墓葬大量发现，为族属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虽然在煌煌二十四史中专有《魏书》一种，《北史》也有《魏纪》专言北魏一朝的功过得失，但仍留有太多的疑难问题需要解决。如拓跋的族源问题、北魏拓跋氏汉化的问题等等，文献间的分歧与抵牾使传统的历史研究很容易陷入繁琐考证而莫衷一是。好在考古发掘的材料日渐增多，其中的墓葬材料的属性又很利于相关问题的解读。《光宅中原》便依托墓葬材料，通过对墓葬形制（平面形状与建构模式）、随葬品组合、分布地域等的分析，回答了族源、汉化等问题，当然这些回答也有待于新材料的进一步检验。
　　是书还不仅限于此，而是透过考古材料提出了更为宏观的问题，即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的范式问题，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草原民族在入主中原时，有些只能占领北方，而有的可以一统天下，有的后来退出中原，而有的则融入中原。其中鲜卑是最早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支，对它的研究能够为边疆民族的族属研究提供一个范例。
　　可以说，以上三本书从理论、方法论，再到具体实践，都对族属的考古研究进行了探索，对于当前学界展开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
　　（《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4月出版，定价：68.00元；《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6 月出版，定价：128.00 元；《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3 月出版，定价：8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