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香港单周尧先生来访北京，得再聚首，临别时承他以新辑成的《勉斋论学杂著》赐示，殷殷嘱为作序。单先生是我多年知友，我又曾为他的几种大著写过序，自以为对其治学大要略窥涯涘，便一口应承下来。未想到随后数月，反复绎读《勉斋论学杂著》各篇，深觉涉及学术方面广博重要，所作论析更是深入精审，不少问题竟非粗浅如我得以置喙，因而序文再三辍笔，难于惬意。现在论文集出版在即，只能在这里说一些感想，不知是否有负单先生的雅意。
　　记得2000 年初，为单周尧先生的《左传学论集》作序，已说明“他治学功力深湛，规模宏远，尤能于小中见大，发前人所未发”。这里说的“小中见大”，主要是讲单先生治学为文，长于在广阔的学术史视野中，抉发和考察具体的学术问题，并由此具体的学术问题，返回来探索学术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些关捩。这也就是说，对待学术上的具体问题，即使小至一字一义，也一定要放到有关学术史的宏大背景中去思考，去论析。正由于具有这样的眼光，对这一具体问题的性质和意义，所得到的认识自然会与一般不同，在见解上有其独到之处。
　　这种方法论层面的特点，在《勉斋论学杂著》中有众多的体现。例如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诗论》，自公布以来，学者群起讨论，已历有年所，文章积累甚多。单周尧先生却从简文的分析出发，对在清代《诗》学中影响甚大的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重加评价，实可称别具慧眼。他还据《诗论》简有“文王唯谷”之句，联系到阮元《揅经室集》关于《大雅 · 桑柔》“进退维谷”的解读，也是难能可贵。如此以新见材料重新评述前贤，若非于学术史源流能上下通贯，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勉斋论学杂著》中有若干篇，本身便是学术史性质的工作。单周尧先生怎样根据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去评论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前辈名家，从章太炎、王国维，到钱钟书、饶宗颐，这里表现出单先生的积学灼见，也反映了他对学术史传统的绍续和发展。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学术，绵延不绝，本来重视传统的接续继承。整个学术史的进展，各时代皆有特色，仔细考虑，也必有因有革，有一贯的脉络可寻。众多的学人学派，虽或自称无所依傍，但是究其本源，在某种程度上也必是前人学术的继续推衍。知有明辨前人的优点与其不足，去其短而取其长，才真正谈得上推陈出新。单周尧先生长期精治《左传》，著有《左传学论集》，本于前贤专一经而通群经的旨趣；深研小学，著有《文字训诂丛稿》、《勉斋小学论丛》，又正合朴学由小学而入经学、史学的途径。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发展创新，乃是单先生著述优长之处。
　　我还想提到，单周尧先生不仅深于中华文化传统，对于西方汉学更有甚深造诣。他执教于香港大学多年，主持中文系教务，而香港从来是中西两大文化体系遇合交融之地，与汉学的兴起和传播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单先生的学术研究，不拘是《左传》之学还是小学，也都对西方汉学界的有关著作做出深入的评述。读过他前述几部论集的，不会忘记他谈论英国理雅各布的《左传》译本、瑞典高本汉的修订本《汉文典》等等的精彩文字。在新编的这部《勉斋论学杂著》里，又有《高本汉的经籍研究》等几篇大文，使我们对单先生学贯中西的博识有更多的了解。
　　在《文字训诂丛稿》我所草序中，曾说到单周尧先生鉴于战国文字上承商周，下启秦汉，在文字流变间居重要环节地位，有意关注研究，现看新辑《勉斋论学杂著》，其中已经有不少篇这方面的论作了。最近这几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正在分辑出版，已获单先生的注意。这批简中有些重要内容，如《系年》一篇，同《左传》关系密切，并在文字训诂方面有其特点，十分希望单周尧先生拨冗研究，赐以指教。
　　（《勉斋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10 月出版，定价：6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