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人军先生是著名的科技史专家，相信读过《〈考工记〉译注》的读者一定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将古朴而晦涩的原文译成白话，详加注释，将《考工记》中有关“百工之事”及官营、家庭手工业的“三十二工”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分列细述，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手工艺专著。最近，他又将其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名物的文章结集为《考工司南——中国古代科技名物论集》一书，并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引起学术界新一轮的关注。
　　学以致用，自古便是中国传统。若是一样东西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就是无用之物。无用之物，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历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也就不言而喻了。相信在绝大多数读者的理解中，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材料主要是各类古书中与科学技术有关的记载。如此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还是相当有难度的。再加之近半个世纪来考古工作又为科技史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出土实物和文字资料，故而要想真正了解并熟悉中国古代的科技名物，绝非一件易事。
　　幸好，我们读者有幸遇到了闻人军先生这位学者专家。正是因为他对传世文献中的科技史材料比较熟悉，同时还及时掌握出土文物及文字资料中与此相关的最新情况以及对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才让我们读者重新燃起对科技史和名物的热情： 让我们对《考工记》及相关名物有了愈加深刻的理解，让我们对司南、指南针和罗经盘这一领域的悬案有了属于自己的判断，让我们对古代度量衡制度、天地测量、名物、手工业技术有了更加细致而独到的了解。
　　阅毕此书后，不得不慨叹闻人军先生对《考工记》的研究，真的是达到了近半个多世纪的高峰。在本书的第一编《考工编》，特别是他关于古书中所记的“磬折”、“璧羡度尺”、“弓有六善”等内容的考析及给出的解释，真的会让读者有一种“五体投地”的崇拜之感。再加之示意图、公式、实物图片、表格等的充分辅助，相信不仅会让文科生赞叹不已，也会让理科生心生敬意，就算是业界专家想必也会颇受启发，获益匪浅。
　　众所周知，指南针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雏形称为“司南”。那么，指南针究竟是如何发明的？用于航海的旱罗盘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发明的？ 1988年，闻人军先生根据考古资料发现旱罗盘系中国发明。后来，闻人军先生综合文献记载和新出考古材料，对司南的形制以及各种变体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辨析，认为指南针的原始形态应当是“瓢针司南酌”。在第二编《司南编》中的《原始水浮指南针的发明——“瓢针司南酌”的发现》一文，作者还别出心裁地用半个花生壳代替特小葫芦瓢的模拟实验，成功复原司南。尽管这一发现还有待整个学术界的研究和认证，但是作者还是对自己的发现充满了信心。
　　第三编为《杂学编》，内容涉及古代度量衡制度、天地测量、名物、手工业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闻人军先生早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无线电系学习水声工程，后进入杭州大学攻读中国物理学史研究生，正是因为这样的求学经历，闻人军先生十分擅长运用科技知识来阐释古书中的疑难问题，比如在《谭峭〈化书〉四种反射镜考辨》一文中，他就运用物理学方面的知识，论证《化书》中的“四镜”的确是四种反射镜。读者读过此文，一定会被闻人军先生的博学所折服。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本书封面和封底的配图上也别具匠心：“封面采自清代《钦定书经图说》卷十七‘有备无患图’，内容是工匠在从事各种手工业劳动；封底是河北磁县出土的元代浮针针碗。”这恰好可以与本书书名中的“考工”、“司南”一一对应。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封建社会科学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由中国创造的。中国古代科技的光辉成就也在这一件件科技名物当中得以体现。尽管这些物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或许已经失去了它当年的功用。但正是因为像闻人军先生这样对科技史和名物的执著，才让这些历史文物重新焕发了应有的光芒。也正因如此，才使我们当今的读者对这些陌生的科技名物有了熟悉的感觉。
　　（《考工司南——中国古代科技名物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3月出版，定价：8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