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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2013年推出了第一部修订本《史记》，2015年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在上海书展首发，2016年修订本《辽史》出版，今年3月，修订本《魏书》又将与读者见面。值此机会，《上海书评》组织了北魏专题，由六位学者带领我们从不同角度审视北魏时代的历史。本文为专题的第一篇。
 

夹在汉唐两大“盛世”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向来不是国史研究中的显学。而北魏在其中更是位居边缘。在魏晋南朝和周齐隋唐两大历史脉络的错位夹击之下，北魏的历史像更接近于衔接或者对比其他宏大叙事的配角。然而，自1980年代以降的三四十年来，伴随着政治语境和社会思潮的起伏，北魏史研究反而保持了持久活力，今天甚至已经可以视为中国中古史诸领域中的学术高地之一。本文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及美国史学界1980年代以来的研究动向做一粗浅介绍。需要强调的是，因笔者学力识见有限，对学界成果的叙述不免挂一漏万，甚至理解多误。不妥之处，尚乞大方海涵。
 

中国大陆
 

与中国古代其他断代史领域类似，1949年后大陆学界关于北魏史的研究，也在唯物史观的整体覆盖之下，围绕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农民起义、民族融合等热点展开。其中有几个倾向值得注意：一、在以平城为都的前期北魏国家和以洛阳为都的后期北魏国家之间，轻前重后。二、以“汉化”为基调研究北魏历史，尤其是孝文帝改革。三、以“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为基调研究北魏末的“六镇起义”。类似研究在1980年代以降的北魏史研究中当然仍有很多，但已难言“基调”，北魏史乃至北朝史研究呈现极为多元的面貌。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近三四十年北魏史研究的活跃，与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关系密切。其中尤以墓志为大宗。赵超《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为集大成者。也有如《邙洛碑志三百种》《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晋阳古刻选》《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目录·墓志》《墨香阁藏北朝墓志》等，各自汇集洛阳、太原、大同、安阳等北朝重镇所出墓志，方便利用。张金龙的十册巨著《北魏政治史》几乎每一部分皆有利用墓志之处，正是这一状况的反映。
 

以平城为都的前期北魏国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一方面，学者围绕平城政权引入的华夏政治资源，考察北魏国家的成长过程。田余庆《拓跋史探》所收诸文重点讨论了拓跋部和道武帝如何通过处理姻戚部落力量来建立稳定的君主权力。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等系列文章以汉化与反汉化的视角为主，深入解读从北魏开国到东西魏分立的重大政治事件。李凭对北魏平城时代政治与制度的研究也具有类似倾向。近年楼劲更倾力发掘了北魏“开国史”时代对传统王朝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发展。
 

田余庆《拓跋史探》
 

另一方面，前期北魏国家中的“非华夏”因素也被揭示出来。严耀中较早从事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的探讨。其后新出史料的增加促使更多研究出现。围绕文成帝《南巡碑》所见的独特职官，张庆捷、罗新、张金龙、黄桢续有考释。殷宪在平城出土墓志的整理与研究方面贡献尤大，多收入《平城史稿》。孙靖国则揭示了平城所在的桑干河流域农牧交错的环境特点。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与《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所收诸文围绕名号制度及即位礼仪，系统揭示了北魏国家与内亚文化的密切关联。荣新江研究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阚氏高昌送使文书，王素研究新出清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也对我们理解北魏所处的国际环境提供了新见。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
 

关于迁都洛阳的后期北魏国家，取代以往的均田制、农民起义等主题，制度史研究蔚为大观。如祝总斌研究宰相制度、阎步克研究官阶、梁满仓研究礼制、楼劲研究法律、张金龙研究禁卫武官、高敏研究兵制、牟发松研究行台、张鹤泉研究都督制和爵制、戴卫红研究考课、毋有江研究政区地理等，皆有系统成果。不同于过去主流的“汉化说”，近年颇有学者肯定后期北魏国家的主体性。罗新指出孝文帝的庙制改革和爵制改革皆有自我标榜“华夏”正统的意图。阎步克则揭著北朝位阶体制之于南朝的先进性，论证北朝因重振帝国体制活力而成为通往隋唐时代的“历史出口”。这一北朝认识迥异于唐长孺、牟发松主张的“唐后期南朝化说”。
 

洛阳城研究因考古工作的进展而颇受关注。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其后孟凡人、段鹏琦、钱国祥、张金龙等围绕北魏洛阳城的外郭、里坊、佛寺等方面续有研究。《洛阳伽蓝记》和新出墓志中对洛阳里坊的记载为学者所注目。相对来说，北邙陵墓区在宿白的经典研究之后，虽然考古工作方面有不少新进展（如孝文帝长陵、宣武帝景陵、元怿墓等），更有巨量墓志提供的空间信息，但尚未出现系统研究。李晓杰主编的《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则为《水经注》研究奠定了新典范。
 

得益于新出墓志多以家族为单位呈现，士族研究成果繁多。继承唐长孺关于孝文帝“定姓族”的研究思路，刘驰和陈爽的研究都强调了政治权力对士族地位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何德章与仇鹿鸣则揭示了在胡族高门与汉人大族两方皆存在身份的伪冒与制作。韩树峰致力于南北对立下淮汉迤北边境豪族的研究，鲁西奇探讨了西魏北周时代“山南”豪族与新生国家权力的互动过程，范兆飞则结合士族个案与区域史对中古太原士族群体进行了考察。
 

在更为基层的社会史方面，新史料和新视角更为引人注目。侯旭东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所见碑阴题名出发，探讨北魏境内的胡族政策，与马长寿的经典研究遥相呼应。而他利用造像记题名考察北朝基层社会的信仰与生活的系列研究则更具开拓性和理论色彩。尚永琪、邵正坤在这一主题上续有进展。
 

对以《魏书》为代表的北朝“正史”，1970年代唐长孺主持点校时已利用墓志等做了大量订史、补史工作。近年学者对《魏书》中所包含的政治意图与历史书写续有讨论。姚大力在田余庆的基础上，对《魏书·序纪》进行细致解读，指出其中包含了道武帝时代对拓跋先世史的重构。陈勇认为南朝史书所载拓跋“匈奴说”来自于北魏内部的政治成长过程。罗新则否定了嘎仙洞石刻祝文作为拓跋部起源地的记录性质，将其解读为太武帝向东北亚扩张影响力的政治措置。胡鸿在揭示北魏初期爵位制度特性的同时，主张《魏书·官氏志》所记天赐官品制度为北魏后期史臣进行“华夏化”书写的结果。聂溦萌探讨了《魏书》的列传结构与北魏后期纪传体国史的关系。
 

面对以墓志为代表的石刻史料在中古史研究中的大规模应用，近年也出现了若干颇具方法论色彩的新作。陆扬在为《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所作书评中，明确提出要“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对墓志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进行更为全面的解读。笔者围绕“异刻”现象考察了北魏后期墓志的“生产过程”，强调墓志文本生产的公共性，并据此展开个案研究。陈爽则从格式分析入手，辨析出墓志中包含的士族谱牒内容，进一步证成了墓志文本的多元性。仇鹿鸣关于唐代藩镇德政碑的系列研究揭示了石碑在当地的“政治景观”效应，对于北魏史研究来说也富有启发。
 

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学界在1949年后未如中国大陆和日本一般受到唯物史观的统治性影响，而是在延续大陆迁台学者学术脉络的同时，因应时代思潮变动，呈现出独特面貌。1980年代之前，台湾的北魏史研究除却严耕望在地方行政制度和交通地理方面的经典研究之外，有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和孙同勋《拓跋氏的汉化》两部专著。此外毛汉光与何启民关于六朝士族的研究也有涉及北魏的部分。近三四十年来，台湾中国中古史研究群体渐趋壮大，北魏史研究也涌现了不少成果。以下略依时间顺序，分四个主题简单叙述。
 

受日本学界“征服王朝论”影响，郑钦仁的北魏制度史研究注重截取北魏国家中的北亚因素，在当时颇具前瞻性。他与李明仁编译有《征服王朝论文集》，译介日本学者相关理论。蔡幸娟关于北魏内官与女主的研究，吕春盛关于北齐、北周统治集团的研究，都能看到郑氏的影响。而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提出“代人集团”概念，强调拓跋集团的内部认同。王安泰近以《南巡碑》为材料考察了北魏前期爵制。
 

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
 

在注重量化方法的《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之后，毛汉光以“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理论发展了陈寅恪的政治史研究手法，考察北魏至五代的历史演进，结集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王德权则相继对许倬云和毛汉光的“核心区”理论进行了深入梳理与回应。相对而言，雷家骥对十六国北魏至隋唐间军制的系列考察仍围绕“胡化/汉化”主题展开。张继昊、宋德熹以家族个案形式考察了拓跋国家与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
 

在政治史视野之外，广义上的“文化史”研究是台湾史学界近二十年来的“显学”。刘淑芬从六朝城市史转入佛教社会史，以造像记材料考察北朝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林富士和李贞德分别从宗教社会史和性别史角度探讨中古医疗。后者在考察汉魏六朝的乳母问题时涉及到北魏的“保太后”，视角独特。林圣智从艺术史角度对北魏墓葬有系列研究。陈识仁以《水经注》为中心讨论了北魏的史学问题。廖宜方则揭示了孝文帝在中古先代帝王祭祀传统中的开创者地位。
 

围绕“册封体制”，高明士对汉唐间的东亚世界有系统论述。甘怀真近年倡导对中古史研究的基本概念如国家、天下、朝代、士族等进行反思，构建了独具魅力的研究体系。其中《从天下国家的观点论中国中古的朝代》以“天下国家”的新概念讨论了北魏道武帝改易国号之事。王安泰继之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种“天下秩序”。蔡宗宪对中古前期交聘制度的研究也描摹出南北朝时代国际秩序的特色。
 

日本
 

与学界整体的左翼倾向同步，二战后日本的北魏史研究围绕均田制、身份制度、农业研究等主题展开。而1970年代新出现的两大脉络值得注意。其一为内田吟風、田村実造、護雅夫等从“北亚史”立场对匈奴至突厥诸游牧帝国历史的广泛考察。其二为谷川道雄从“共同体理论”立场考察五胡至隋唐的历史进程，重构隋唐帝国形成史的研究。近三四十年的日本中国古代史研究，虽然因应日本社会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整体规模渐呈下降趋势，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一直保持着相当活力，北魏史研究即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重视史料整理是日本学界的优秀传统。西嶋定生在东京大学长期组织《魏书》研究会,后于1999年出版《魏书语汇索引》。气贺泽保规主持的东亚石刻研究中心进行了大量石刻史料信息的整理工作。梶山智史编《北朝隋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收录完备，与气贺泽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正成系列。又中村圭尔、室山留美子编有《魏晋南北朝墓志人名地名索引——〈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篇》和《魏晋南北朝墓志官职名索引——〈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篇》，室山还编有《中国墓葬文献目录（北朝编）》，颇便学者利用。
 

相对大陆学界，日本学者较早关注以平城为都的前期北魏国家，注重揭示其中的“非华夏”因素。川本芳昭、胜畑冬実、松下宪一的研究显示所谓“部族解散”并未在道武帝时期一次性完成，也不能完全以“汉化”视之。川本《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还对前期北魏国家带有“胡族”性格的内朝、监察、封爵、礼仪等进行了全面考察。文成帝南巡碑的发现更促使松下宪一、佐藤贤、冈田和一郎等学者继续对北魏内朝的讨论。川本近年对东亚范围内“内朝”制度的比较研究也值得关注。佐川英治通过对平城“鹿苑”的考察，强调了前期北魏国家介于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定位。胜畑对北魏畿内制度的研究与松下对北魏“大代”“大魏”国号的研究也显示了前期北魏国家的二重性。这一倾向也延续到了近年平田阳一郎和会田大辅关于北朝隋唐鲜卑系官制与军制的研究上。
 

关于孝文帝改革的传统“汉化”理解，川本芳昭强调后期北魏国家超越胡、汉而形成的“新中华意识”。近年更将视野扩大至整个东亚世界，描摹北魏国家在从魏晋南朝的国际秩序向北朝隋唐的国际秩序转变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川合安则指出了孝文帝官制改革对南朝官制有所影响的一面。堀内淳一从服饰史角度解读梁元帝《职贡图》题记所见“鲁国”使者为“虏国”即北魏使者。
 

川本芳昭《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
 

以迁都洛阳的后期北魏国家为主，窪添庆文对北魏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全面考察，近年更通过对墓志材料的庞大统计，深入探讨北魏官制运作的内部机制。冈部毅史对北魏位阶制度的系列研究则揭示了国家制度与社会身份间的复杂关系。金子修一对汉唐间皇帝祭祀的研究，渡边信一郎对汉唐间朝政构造与元会礼仪的研究，皆在长时段视野中有对北魏的精确定位。渡边信一郎近年更以《魏书·乐志》为中心考察了北魏的雅乐改革及其对隋唐的影响。山口正晃《敦煌研究院藏〈北魏敦煌镇军官籍簿〉》则是为数不多利用敦煌文书考察北魏军制的作品。
 

窪添庆文《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
 

以洛阳为中心的都城史研究近年多有成果。佐川英治提出北魏洛阳城存在连接太极殿与圆丘的中轴线，认为这一都城理念为隋唐长安城所继承。内田昌功则主张北周长安城为隋唐长安城的模板。盐泽裕仁从广域地理空间角度考察了洛阳和邺城。关于洛阳北郊的邙山陵墓区，窪添庆文在宿白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宗室墓葬的分布范围。室山留美子则探讨了汉人官员的葬地选择问题。窪添主持的《水经注译注》系列目前已经出版了《渭水篇》和《洛水·伊水篇》。佐川近年对北魏六镇展开的综合研究也值得关注。
 

佐川英治《中国古代都城的设计与思想》
 

与大陆、台湾类似，日本近年北朝区域社会史研究多利用造像记史料展开。佐藤智水在这方面有开拓性的成绩。佐川英治对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所见乡义与国家关系的研究是对这一著名史料的最新考察。北村一仁和兼平充明则通过造像记对北朝地域社会有若干个案研究。
 

近年“史料论”研究的兴盛在北魏史方面也有突出表现。关于文献史料，佐川英治梳理了从北魏国史到北齐《魏书》的演进过程，指出《魏书》编纂背后的政治意图。前岛佳孝和山下将司的研究揭示出所谓西魏“八柱国家”是唐初诞生的称号，意在抬升唐朝先祖李虎的历史地位。会田大辅关于《周书》所见人物形象的系列研究也有类似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围绕北魏迁都洛阳后墓志的起源，窪添庆文、梶山智史先后进行了讨论。室山留美子则对利用墓志研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美国
 

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不同，美国学界对魏晋南北史的研究起步较晚。1980年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中国中世纪早期的国家与社会”会议是第一次以这一时期为主题召开的学术会议，丁爱博（Albert Dien）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于1990年出版，讨论重心是中古世族的政治与社会角色。丁爱博研究西魏北周军事体制的论文也收入其中，他此前还曾研究过孝文帝的姓族分定诏令，并于近年出版了包括北朝内容在内的《六朝文明》一书。
 

《中国中世纪早期的国家与社会》
 

1996年在西华盛顿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论文集于2001年出版，题为《文化与权力：200-600年华夏世界的再建》。编者裴士凯（Scott Pearce）、司白乐（Audrey Spiro）、伊佩霞（Patricia Ebrey）在“导论”中强调了近年学界在文化史方面的转向。其中司白乐考察了北魏后期佛教雕塑中的文化融合，裴士凯考察了《周礼》在北朝后期的政治应用。而裴士凯关于孝文帝的新著将综合政治、民族与文化多方面的研究。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所著通史《帝国之间的中国：南北朝时代》也将大量篇幅置于社会与文化的转变方面。
 

《文化与权力：200-600年华夏世界的再建》
 

艾安迪（Andrew Eisenberg）《中国中古时期的王权》是为数不多研究北魏至唐代政治体制的著作。他在《唐研究》发表的新作讨论了北魏后期的政治斗争如何导致政权崩溃。葛德威（David Graff）《中古中国的战争》一书也有相当篇幅涉及到北魏的军事体制与战役分析。澳洲学者Jennifer Holmgren围绕《魏书·序纪》对拓跋先史有系统研究，也讨论过北魏的女主权力。
 

艾安迪《中国中古时期的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