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卷十四《嘉靖更定从祀》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在这条杂记中，亭林肯定贞观间崇尚“传注之功”，批评嘉靖间褒奖“论性谈天之学”，其间轩轾，不言而喻。又，韩菼序王梦白、陈曾所撰《诗经广大全》二十卷，曰：“往顾先生亭林尝语余：‘自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大全者，当时奉诏趣成之书，殊多阙略。’”“自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即以理学思想研究经籍，必将导致经学的没落。显然，亭林认为理学并不能包办对经籍的研究，对经义都作出合理的解释。更何况理学和心学一样，都受佛学的影响，带有禅学的气味，并不纯粹。

　　《与友人论学书》是体现亭林思想的代表作，文中揭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对理学家最关注的“天道”、“性”、“命”，毫不措意。《亭林文集》卷三：

　　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全祖望言亭林“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经过全祖望的概括，“经学即理学”成了集中代表亭林思想、广为后人引用的名言。

　　自荀子起，中国一直有原道、征圣、宗经三者一体的说法。而放在清代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亭林这句话，则含有以经学取代理学之意。陈澧说“国朝人尊郑君自亭林始”，也就是说，亭林将清代学术引入重视汉学的道路。

　　但若据此说他是一个汉学家，也未得亭林之心。他曾坦言治学宗旨：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李祖陶《国朝文录》录此文，谓“此作可作《亭林文集》序”。

　　当务之急，就是治国平天下。亭林继承了《大学》的精神，从格物致知入手，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经术和经世，在亭林原为一体的两面，不可或缺，治经是为了经世，而经世又必须从明经入手，因此也就无畸重畸轻之弊。事实上，在清代确实也有一些客观的评价：

　　张杓曰：

　　要之先生之才，体用兼备，固不屑屑以考订见长，而亦不徒以经生自命也。即以经学论，书中所录，及世所传五经同异类，皆折中众说，不名一家者，是先生学期心得，不尚苟同，而亦非立异，正不必于马、郑、程、朱之间，为先生强分主奴也。

　　俞樾说：

　　国史儒林传以顾亭林先生为首，读其书，笃信紫阳，不为陆、王异说所夺，则自宋以来儒者相承之嫡派也；于经史古义、注疏旧说，爬罗剔抉，不遗一字，则又本朝治汉学者之先河也；至于朝章国典、吏治民风、山川形胜、闾阎疾苦，博考而详询之，原原本本，如示之掌，则永嘉诸儒犹有未逮，而百余年来老师宿儒，未有讲求如先生者。呜呼，是宜为一代儒林之冠矣！

　　潘耒称亭林为通儒，即综贯百家，上下千载，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原原本本，无不洞悉，而非仅能笺注虫鱼、缀辑故实而已。也就是说，其人既要有诗书满腹的博学，又要有匡时济世的卓识，既探经术之奥，又备经世之用。但世人却偏要根据自己的好恶趋尚，加以轩轾。由此又引起亭林学术成就究竟在经术、还是经世的争论。重经术的考据家最推崇的是音韵之学，对此赞不绝口。顾炎武在清代学界的声望，主要基于以《音学五书》为代表的学术成就。而重经世的实学家则重视《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有清一代，关于《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论述，无不集中在经世致用上面展开。

　　出于对明亡的沉痛反思，清初学者，特别是亭林的友人，无不推崇其学的经世之用。但至乾嘉年间，社会环境、学术氛围，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偏重汉学的四库馆臣便不同意。

　　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这固然出于自身的学术追求和爱好，但就纯学术价值而言，也不无道理。阮元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明末诸儒多留心经世之务，顾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然天下政治随时措宜，史志县志可变通而不可拘泥。观《日知录》所论，已或有矫枉过中之处，若其见于设施，果百利无一弊欤？《四库书提要》论亭林之学，经史为长，此至论，未可为腐儒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之书，其志愿所规画者甚大，而《方舆纪要》实已括之。亭林生长离乱，奔走戎马，阅书数万卷，手不辍录，观此帙密行细书，无一笔率略，始叹古人精力过人，志趣远大，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

　　世易时移，经世之术必然也随之而异。亭林当年的政治主张，不可能再行之后世，倒是纯学术的、特别是考据类的论述，能传之久远，始终为人所引用。

　　但知人必须论世，对亭林的评价，不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更何况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其后续是扬弃，是如何继承。而该继承的除了具体的知识，还有意识和精神。四库馆臣感兴趣的未免琐细，缺乏更高层面的追求。姚椿已看到这一点：

　　或谓亭林经济不如经史，其说发自纪河间。经济诚不可空言议，然天下容有能言而行之未尽善者，未有不能言而所行乃与古合。且谓经济不出于经史，则正昔人所谓岐而二之者也。

　　这个问题，很快就在新的历史时期被提出。晚清又开始新的剧变，对世事的忧虑，使时人的心和明末清初的学者贴近，对亭林的关注，也回到经世致用这一面。

　　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自文王、周公直至当代，共三十二人，其中就有亭林：

　　我朝学者以顾亭林氏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指哉！

　　左宗棠十八岁时，“购顾氏炎武《郡国利病书》、顾氏祖禹《方舆纪要》诸书，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记，见者笑以为无用，公为之益勤”。而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引亭林著作尤多，称之为“经学家”、“史学家”、“经学史家兼理学家”、“金石学家”、“经济家”。光绪三十二年，在经过长达二十二年的辩论后，光绪帝下旨应允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从祀文庙。而促使他下决心的，实与“炎武所著《宅京记》、《肇域志》、《郡国利病书》，所言皆天下大计，卓然名论”，“夫之著书行世较晚，而咸丰、同治以来，中兴名臣大半奋迹衡湘，则亦未始非其乡先生教泽之所留贻”有关。

　　鉴于国运日颓，内外交困，曾国藩特别强调源自亭林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其幕僚周腾虎赴上海催饷，临行前，曾国藩赠以“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清末国益危，忧益深，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高扬“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之说，以激励士气，鼓舞民心。

　　（《顾炎武全集》（全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定价19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