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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清代学术导夫先路的人物(下) 发布时间:2012-7-12 9:16:04   作者:黄 珅  

  《日知录》卷十四《嘉靖更定从祀》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在这条杂记中,亭林肯定贞观间崇尚“传注之功”,批评嘉靖间褒奖“论性谈天之学”,其间轩轾,不言而喻。又,韩菼序王梦白、陈曾所撰《诗经广大全》二十卷,曰:“往顾先生亭林尝语余:‘自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大全者,当时奉诏趣成之书,殊多阙略。’”“自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即以理学思想研究经籍,必将导致经学的没落。显然,亭林认为理学并不能包办对经籍的研究,对经义都作出合理的解释。更何况理学和心学一样,都受佛学的影响,带有禅学的气味,并不纯粹。

  《与友人论学书》是体现亭林思想的代表作,文中揭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对理学家最关注的“天道”、“性”、“命”,毫不措意。《亭林文集》卷三:

  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全祖望言亭林“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经过全祖望的概括,“经学即理学”成了集中代表亭林思想、广为后人引用的名言。

  自荀子起,中国一直有原道、征圣、宗经三者一体的说法。而放在清代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亭林这句话,则含有以经学取代理学之意。陈澧说“国朝人尊郑君自亭林始”,也就是说,亭林将清代学术引入重视汉学的道路。

  但若据此说他是一个汉学家,也未得亭林之心。他曾坦言治学宗旨: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李祖陶《国朝文录》录此文,谓“此作可作《亭林文集》序”。

  当务之急,就是治国平天下。亭林继承了《大学》的精神,从格物致知入手,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经术和经世,在亭林原为一体的两面,不可或缺,治经是为了经世,而经世又必须从明经入手,因此也就无畸重畸轻之弊。事实上,在清代确实也有一些客观的评价:

  张杓曰:

  要之先生之才,体用兼备,固不屑屑以考订见长,而亦不徒以经生自命也。即以经学论,书中所录,及世所传五经同异类,皆折中众说,不名一家者,是先生学期心得,不尚苟同,而亦非立异,正不必于马、郑、程、朱之间,为先生强分主奴也。

  俞樾说:

  国史儒林传以顾亭林先生为首,读其书,笃信紫阳,不为陆、王异说所夺,则自宋以来儒者相承之嫡派也;于经史古义、注疏旧说,爬罗剔抉,不遗一字,则又本朝治汉学者之先河也;至于朝章国典、吏治民风、山川形胜、闾阎疾苦,博考而详询之,原原本本,如示之掌,则永嘉诸儒犹有未逮,而百余年来老师宿儒,未有讲求如先生者。呜呼,是宜为一代儒林之冠矣!

  潘耒称亭林为通儒,即综贯百家,上下千载,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原原本本,无不洞悉,而非仅能笺注虫鱼、缀辑故实而已。也就是说,其人既要有诗书满腹的博学,又要有匡时济世的卓识,既探经术之奥,又备经世之用。但世人却偏要根据自己的好恶趋尚,加以轩轾。由此又引起亭林学术成就究竟在经术、还是经世的争论。重经术的考据家最推崇的是音韵之学,对此赞不绝口。顾炎武在清代学界的声望,主要基于以《音学五书》为代表的学术成就。而重经世的实学家则重视《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有清一代,关于《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论述,无不集中在经世致用上面展开。

  出于对明亡的沉痛反思,清初学者,特别是亭林的友人,无不推崇其学的经世之用。但至乾嘉年间,社会环境、学术氛围,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偏重汉学的四库馆臣便不同意。

  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这固然出于自身的学术追求和爱好,但就纯学术价值而言,也不无道理。阮元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明末诸儒多留心经世之务,顾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然天下政治随时措宜,史志县志可变通而不可拘泥。观《日知录》所论,已或有矫枉过中之处,若其见于设施,果百利无一弊欤?《四库书提要》论亭林之学,经史为长,此至论,未可为腐儒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之书,其志愿所规画者甚大,而《方舆纪要》实已括之。亭林生长离乱,奔走戎马,阅书数万卷,手不辍录,观此帙密行细书,无一笔率略,始叹古人精力过人,志趣远大,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

  世易时移,经世之术必然也随之而异。亭林当年的政治主张,不可能再行之后世,倒是纯学术的、特别是考据类的论述,能传之久远,始终为人所引用。

  但知人必须论世,对亭林的评价,不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更何况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其后续是扬弃,是如何继承。而该继承的除了具体的知识,还有意识和精神。四库馆臣感兴趣的未免琐细,缺乏更高层面的追求。姚椿已看到这一点:

  或谓亭林经济不如经史,其说发自纪河间。经济诚不可空言议,然天下容有能言而行之未尽善者,未有不能言而所行乃与古合。且谓经济不出于经史,则正昔人所谓岐而二之者也。

  这个问题,很快就在新的历史时期被提出。晚清又开始新的剧变,对世事的忧虑,使时人的心和明末清初的学者贴近,对亭林的关注,也回到经世致用这一面。

  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自文王、周公直至当代,共三十二人,其中就有亭林:

  我朝学者以顾亭林氏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指哉!

  左宗棠十八岁时,“购顾氏炎武《郡国利病书》、顾氏祖禹《方舆纪要》诸书,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记,见者笑以为无用,公为之益勤”。而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引亭林著作尤多,称之为“经学家”、“史学家”、“经学史家兼理学家”、“金石学家”、“经济家”。光绪三十二年,在经过长达二十二年的辩论后,光绪帝下旨应允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从祀文庙。而促使他下决心的,实与“炎武所著《宅京记》、《肇域志》、《郡国利病书》,所言皆天下大计,卓然名论”,“夫之著书行世较晚,而咸丰、同治以来,中兴名臣大半奋迹衡湘,则亦未始非其乡先生教泽之所留贻”有关。

  鉴于国运日颓,内外交困,曾国藩特别强调源自亭林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其幕僚周腾虎赴上海催饷,临行前,曾国藩赠以“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清末国益危,忧益深,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高扬“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之说,以激励士气,鼓舞民心。

  (《顾炎武全集》(全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定价1980.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2年0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