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后七子掀起的复古文学思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明清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褒贬不一。因为它不只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更深层次地看，关系到中国文化的路向。在二十世纪语境里，“复古”一词带有否定含义，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是不谈明代复古文学的。直到近二三十年来，廖可斌、陈书录等先生做出开创性研究，随之明代文学复古派成为一大学术热点，成果不断涌现，研究也越发深入。复旦大学古籍所一直以研究明代文学享有盛名，其中郑利华先生二十余年来先后撰著了《王世贞年谱》《王世贞研究》，扎根于明代复古文学研究，今年推出了75 万字的《前后七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7 月出版），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学思潮这一看似陈旧的问题作深一层的发掘和阐释，从老问题中探求出新知识，扎扎实实地推进了明代复古文学研究。通读全书，有几点印象，值得提出来与大家分享。

　　一、动态纵向梳理和静态定点解剖相结合。作为一部专题性的研究著作，此书研究的是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复古运动，但作者将它放在整个明代的政治文化史大背景、文学生态环境、文学氛围中来加以梳理、阐释和定位，一条纵向的明代社会文化史线索贯穿其中。如《成、弘之际学术与文学风尚及其变异》一章，作者探究了明代前期学术风气和文学习尚的流延和变异、经学与文学之间的相互消长、朝廷的政治文化政策、意识形态的整肃、科举考试的专经、翰林院的教习措施，乃至台阁文风的流延和分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文学生态中，去捕捉上层文人圈与中下层文人中间互相影响的痕迹，探析七子的文学危机意识和拯救意识，从而对为什么会出现前七子复古思潮，其矛头何指、意义何在等问题，给予充分而深入的解析。同样《正、嘉之际文坛格局的延续与衍变》一章，也是分析当时文坛的新动向和新问题，解答后七子再擎复古大纛的必然性、必要性。即使是前后七子这两大文学集团本身，其重心也存在从李梦阳到何景明、从李攀龙到王世贞的转移，在空间上京师与中原、济南与吴中也存在活动中心的位移，郑先生在书中对此都给予细致的梳理和阐述。至于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四位核心人物，作者没有将他们凝固化，而是联系政治倾轧、仕宦遭际、人生变故等探究他们人生心态、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微妙变化。

　　而对于具体的一个个学术问题，作者能停下脚步，反复探究，深度挖掘，作定点解剖。如对前七子的艺术表现理论，书中抓住了比兴、意向、声律、格调、文质等关键问题一一解析；论前七子作为拟古之重要方面的拟古乐府，分为“循沿原旨而变化其辞”、“对原旨加以适当演绎或局部改造”、“对古作辞旨加以大幅度的变改”、“以旧题叙写今事”等四个方面，都旁征博引，结合具体例证，进行细腻剖析。这样点、线、面的结合，深化了对前后七子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研究。

　　二、 在同与不同处审思明辨。古人说：“同而不同处有辨。”这是治学的一大法宝，研究问题就是要在同中看出异，在异中找到同。七子作为文学集团，其个性、趣味、主张既有一些共同性、共通性的特点，又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差异。如前七子“傲放豪直”，后七子“狷介峻雅”，呈现出相近又相异的性格特征。七子内部，李梦阳与何景明争辩复古和法度问题，李攀龙与王世贞、谢榛之间也存在观念的差异，对此书中都作了明密的揭示。同样是主张文学复古，前七子和后七子这两大集团之间也存在同中之异。作者指出，前、后七子之间的复古思想并非是重复，后七子对于前七子复古实践进行自觉检省、补充和修正，诗文创作主张如修辞论、文心论、性情说、声律论、结构论，更加精细、严密和系统。后七子关于诗歌声律方面的法度要求，在总体上呈现出强化与细化的特点。从审美向度来看，前七子带有一种黜雅入俗的意味，后七子则明显流露出崇雅抑俗的态度，强调“和平”之音。关于性情说，在主情、推崇诗歌表现“性情之真”方面，前后七子是同调一致的，而后七子提出的“才”“才情”“神才”等概念，则将才性融入情感的表现，更重视创作主体的才质资性。人们习惯于将前后七子统称为复古派或格调派，其实他们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别，这种鉴别异同的细致工作尤为重要。

　　过去对前后七子的研究，关注诗文理论的多，关注文学创作的少。郑先生的这部著作，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平分秋色，可以说是第一次从整体上对前后七子文学创作各自呈现出来的基本而重要特征给予概括和阐述。他既注意分辨诸子各自创作的差别性，更注重抉发他们作品所呈现的精神实质和审美倾向的共通性，如揭示前七子“雄浑与深秀相间的诗调”“朴略与古奥并尚的文风”，后七子诗歌风格雄浑而有变异，杂出婉缛，文章注重剪裁之法，文风奥峭而缜密。阐述前七子诗文创作表现出视角下移与日常化倾向，如李梦阳尤多摹画任侠者和商贾形象，关注日常情态的叙写；后七子的诗文创作呈现出博杂化、趣致化的倾向。这都是在宏通的比较视野下，立足于具体文本剖析，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基本而重要特征和趋势所作的究察。

　　三、小结果、大判断相得益彰。做研究要有大判断，也要有小结果。入乎其内，把一个个具体问题探究清楚了，才有小结果；出乎其外，站在一定的理论据点上，才有大判断。《前后七子研究》做到了二者兼顾。比如“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复古派的口号，其实它的意思很笼统，到底复古派对前代的诗歌史是什么态度呢？郑先生具体剖析了前七子对《诗经》以降的诗史的不同态度，从而厘清他们诗歌复古的理路指向。同样，“文必秦汉”背后也有深层的义旨，即未乖违“事实”，不失为“有物之言”。这就对复古派的理论口号作了深一层的探析。到了后七子，已经不是向谁学习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学”与“悟”、“法”与“意”的矛盾，书中列了《复古的径路与境界》专节，对此作探讨。复古派提出的这些问题，或隐或显地贯穿整个文学理论批评史，但在后七子那里其矛盾性显得格外突出，将它们一一剖析明白，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研究复古派首先碰到的一个范畴就是“格调”。如果要抽象地从理论到理论，格调是永远说不清楚的。所以治文学批评史的前辈强调把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结合起来，研究理论要结合具体作家作品。郑先生解释“格调”，可谓四两拨千斤，举了谢榛《诗家直说》中记载他如何改写戴叔伦诗的例子，读者如果把原诗与改诗对读一过，则所谓盛唐、晚唐格调之异，不待多言而自明。做理论研究，最怕的是凭空虚谈，玄而又玄。此书则将理论与材料相结合，以文献说话，列举了大量例子对抽象的观念作出细致的辨析。如论文学创作部分，从大时代背景、政治生活、个人性格，分析到诗文意象和用词习惯，把一个个问题做得实，做得透，在小结果上决不放松。

　　书中的大判断，则不乏高致。如李梦阳提出的“真诗乃在民间”这一命题。三十年前章培恒先生曾撰文提出它与晚明文学思潮的联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年来，一些论者提出不同的看法。郑利华先生则指出李梦阳对“风”的重视，认为“真诗”是“风”传统精神的一种延续，“相对地淡化了传统意义上的雅俗之别，多少含有一种有悖于世俗的反逆性和挑战性”，这是审慎而有据的判断。又如作者提出：“李、何诸子倡导的文学复古，更主要是其归向文学本位，在崇尚古典中实现了由重诗文经世实用性引向对它们本体艺术关怀一种文学价值观念上的转迁。”这是全书的立论基点，也是全书最终得出的一个结论。统观全书，探究的中心就是在李何诸子对诗文的本体艺术的关怀，对文学本位的归向，文学思想是如此，文学创作也体现出这一特征。这个结论的提出，将会激发学界对明代复古文学思潮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正如作者所言，对前后七子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其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全方位考察这两大文学流派崛起、发展的过程及其所倡导的诗文复古活动的特征与内涵，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系统地认知整个明代文学史和明代文学批评史，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纵深开展。这就是《前后七子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古人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读了《前后七子研究》，我越发觉得，明代文学复古派这个学术新热点，虽然成果已很丰富，但更进一步地加以深邃绵密的探讨商量，就能产生出新的知识、新的收获。

　　（《前后七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 月出版，定价：16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