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管氏家族系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世家望族。其先祖本居安徽濠州，南宋初年南渡临安，后迁居武进华渡，世代家焉。管氏诗书传家，代出英才，如管绍宁为崇祯初年探花，南明弘光朝仪多出其手；管棆列名于康熙年间诗坛的著名集群“江左十五子”，诗宗陆游、杜甫，颇得山水之助。

　　管世铭生于乾隆三年（1738），少通经史，然数踬秋闱，年三十七始中举人，又四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为大学士阿桂倚重，后官至监察御史，嘉庆三年（1798）卒，一生可谓“遭时太平，致身通显”。其所处之世，前有惠栋标汉学大帜于吴，后有戴震集大成于皖，考经研史的实证学风盛极一时。管世铭在治学上不免受到影响。他说：“自宋南渡以后，有所谓性命之学，事功之学，然遁于虚者易，责以实者难。”其治学不欲为空疏无益之言，“说经则淹博而中理，序事述情则疏通而有物”，“足资后人之考镜”。《管世铭集》收录《韫山堂文集》八卷，包括说、序、记、策、札记各体，涉及经学、史学、制度等方面，可备参考。毋庸讳言，管世铭并非当时最顶尖的学者，但是作为文人群体中较有成就的一名精英，其在时代的学术思潮之中，对于学术是如何思考的，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读其文集，我们可以有更全面的认识，从而加深对其所处时代的体认与理解。

　　管世铭在诗歌上颇有造诣，其所编《读雪山房唐诗选》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唐诗选本，其中的“凡例”部分，着重分析唐诗各体的源流正变，颇有创见。《管世铭集》没有收录这一编著乾嘉时代一“小家”—《管世铭集》编辑后记张永堃的作品，而是收录了他的诗作合集《韫山堂诗集》，含诗千余首。其诗取法多家，不拘一格，格律细，内容实。其中颇有涉及历史史实的内容，有裨于修史者，如组诗《平定小金川铙歌十八曲》，描述了小金川战役的全过程，是对《平定两金川方略》等文献的补充；也有不少清新可玩之作，如《晡食诗和韵》十首，写表妹钱孟甸为客亲做小吃，皆以食物为题，富有生活气息。

　　就治学与作诗而言，管世铭可谓一代之中较为杰出的人物，理其文集，传诸后世，应是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分内之事。而实际上，除了上述两个方面以外，管世铭还在另一领域，即八股文的创作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声誉卓著于世。与一般的士人仅将八股文视为仕途的敲门砖不同，管世铭将时文创作视为一生的志业，他“工制艺文，通籍后，犹时时为之”。由于题材与文体的限制，我们今天对八股文的评价固然不高，但作为一种选拔工具，其创作自有高下优劣之分。管世铭曾在京师开馆授业，也曾在地方主讲书院，从游的学子常常不下数百人，因得其学而中科举者相继不绝，“其《韫山堂稿》百年以来几于家弦户诵，士束发受书无不知有管韫山者”。《管世铭集》录其《管稿初集》《二集》《三集》，以期全面展现管世铭的时文成就。

　　实际上，八股文并不一定都是空洞无物的文字。对于八股的弊端，清人自己就有一定的认识，有言“善八股而不读书，科举所以误人”；八股文的写作，也受到实证与考据的时代精神之影响。

　　早在康熙时，雷以山辑《乡党文菹》，初开八股考据之风，到了乾隆年间，这一风气蔚为大观；管世铭的时文创作正是一脉相承。他指出，“专工帖括者，轨步绳趋，既尽得其曲折，而未尝沉浸古籍以恢张而变化之，率皆老生常谈，卑无高论，令人厌而思去”，时文“虽小道，然果精其术，亦自足以刻画天地之情状，囊括古今之变态”。故在写作时，力求言之有物，不落窠臼。通过这样的努力，管世铭的八股文创作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诚如张维屏所论：“时文至管韫山，盖合义理、法度、书卷、声情融而为一矣。”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清代以来，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均已远逝。从一定意义上说，清代不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时代。朴实说理、言无枝叶、一归于雅正，往往是清儒著述所追求的目标。管世铭并非乾嘉时代的大家学者，他沉浸于诗歌、时文这两个“非主流”的文学领域，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这值得被历史记住。

　　（《管世铭集》，凤凰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定价：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