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出版社出版的由阎琦、李福标、姚敏杰整理点校的《长安志·长安志图》一书，参校多种版本，对《长安志》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校勘，正本清源，补阙纠谬，受到读者好评。北宋熙宁年间宋敏求编撰的《长安志》是现存最早的古都志，为后世研究唐及唐以前长安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依据。元明清之际后人多仿其体例，借其资料撰述有关古长安城的著作，如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十卷、元李好文《长安志图》三卷、清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等。当代学者如李健超、辛德勇等对长安历史地理文化的研究，也多是建立在对《长安志》的研究基础之上的。然而此书流传至今，各本在文字上多有歧异、讹脱之处，读者在阅读和研究中未免有疑惑，甚至感到无所适从。此次《长安志》的整理出版，不仅是西安一地之福，也必将突破区域效应，进一步深化对古长安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

　　以前各种《长安志》版本，公认较好的是毕沅本。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曾组织力量，对《长安志》作过一次较好的整理。而新整理本在多个方面都明显优于毕沅本。

• 　　补阙纠谬　正本清源

　　毕氏校正刻本《长安志》最大的优长在于以史志文献材料，结合实地考察以考证地理，于其间纠正蹖驳，疏释蒙滞，附于逐条之下，以补正原书的阙漏错讹。据统计，其引碑传石刻、地方志、史书政典、地理著作、经史注疏、野史笔记、小学典籍、类书、诸子之作共约120种，校理过程中大部分为毕沅亲自所考，考证共944条，可见其在考证上用力之深。然而，毕校本对《长安志》的整理，冠名为“校正”，实则重在“正”，而忽视了对版本的搜罗，在“校”字上下的工夫偏弱。换言之，毕刻本在“理校”上居功甚伟，而在“对校”上成绩不多。其所用的对校本和他校本没有明确交代，校记也有混乱之处。如《长安志》卷五“登华厩”条有宋敏求按语云：“登，一作‘承’。”下有“沅按”云：“明康海及聚珍板本‘承’皆作‘成’。”所谓明康海本，乃指康海作序的嘉靖李经刻本《长安志》；而所谓的“聚珍板本”，则不知所云，应当是指聚珍版的《汉旧仪》，然极容易让读者误以为《长安志》还有一个聚珍版在，其实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是没有摆印或刻印《长安志》的。《长安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出现很多讹、脱、衍、倒的现象，毕刻本在整理过程中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以解决之，更不用说它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甚至还出现一些新的错误，出现了一些错误。如《长安志图》卷下有“沅案”云：“《元始·河渠至》云：太宗二十二年梁泰奏请。”这是指窝阔台时期，梁泰奏请修三白渠之事。《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三白渠”条载为“太宗之十二年”，并非太宗二十二年。其他新的文字错误，如“颇多”误作“额多”、“元史”误作“宋史”、“元始”，“河渠志”误作“河渠至”，“官人每奏将来”的“奏”误作“秦”，“泾渠”误作“经渠”等等。吴翌凤在抄校《长安志》时直言毕刻本“讹错尚多，非善本”，良有以也。

　　毕校本在考证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错误，此次校理进行了纠正。如《长安志》卷一“总叙”叙及唐开元二十一年置“五十道采访使”，成化本、嘉靖本、惠抄本、四库本、吴抄本作“十五道”。而毕校本此句下有按语云：“此二十一年，旧本作二十二、三年。五十道，旧本作十五道。并改正。”此次校理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对毕校作了纠正，校记末有“今按”云：“此处毕氏按语未审，所据乃旧本《旧唐书·地理志》，其实误。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八‘开元分五十道’条据《旧唐书·地理志》本文下列十五道及《通典》略辨之。”

　　二、 精选版本　择善而从

　　本次整理对版本的摸查较为全面，参校了明成化本、嘉靖本、清惠栋抄本、四库本、吴翌凤抄本、民国长安县志局铅印本等。这几个校本各有其特点：明成化本、嘉靖本为现流传诸本中为最早；清惠栋抄本出现在毕刻本之前，四库本几乎与毕刻本同时，而吴翌凤抄本出现在毕刻本之后，都是用力较深的抄本；民国县志局本是民国年间官方的一次校印，虽贡献无多，但也补正了少量毕刻本的错漏。这些传本在流传的各个时期颇有代表意义，也最具校勘的价值。除此，此次校点也并未忽视其他一些校勘价值不大的传本，如北大图书馆藏无名氏抄本。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本次整理的底本选择较为科学，符合学术要求。现存成化本、嘉靖本年代最古，而校勘者却选定年代较近的毕刻本为底本，这似乎违反了通例。然而，成化、嘉靖二本虽云善本，只是就形式而言，而内容其实并不能称善。毕刻本虽后出，却最为通行，为大多数学者容易见到，且后世大多数学术成果都建立其上。故以毕刻本作为底本，吸取借鉴毕刻本的优劣得失，保存其在理校方面的优长，并选用现存的数种本子对校和参校，补足其在对校上的短处，既是对毕校本的补充，又是对毕校本的超越，为读者提供了《长安志》迄今最好的整理本。

　　此次校点的对象，包括宋代宋敏求《长安志》和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两种。《长安志图》作者序言虽声称“图为志设”，而实际上与《长安志》并无太多的前后传承关系，其内容有后出《长安志》者太半，可视为《长安志》的重要补充。历来《长安志》传本或将《长安志图》冠于宋敏求书前，强合“图前志后”的志书通则，但如此一来的后果就是使得二书世次紊越，喧宾夺主；或将二书分别著录单行，则又割断其固有的联系；或将《长安志图》刻于书末，以为《长安志》附录。整理者则按时下古籍著录、整理办法，将《长安志图》次于《长安志》后，并列为一书。

　　三、广搜博采　校核详赡

　　粗略统计，此次整理，共出校记2953条（其中包括移录毕沅旧按250余条）。整理者在校勘时除运用对校法之外，亦多用他校，并善于吸收最新的文献整理成果。《长安志》是以唐韦述《两京新记》（今存残卷）为缘起，搜采史志与其他各书的资料作为素材加工而成的地理专志。因而一些史志及其他各书足可以与《长安志》相互参证，以辨明今传本的错讹。如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即据《长安志》改编而成，整理者将其视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并据以校勘。历代关于唐长安的专著和杂记，著名者有北宋张礼《游城南记》、南宋程大昌《雍录》、元李好文《长安志图》、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等，也被用作此次整理的他校本。此外如后世出土的相关墓志，亦据以校改底本之误字。以上文献，有最新整理本面世者，则尽可能参用整理本的校勘成果。

　　善于吸收近年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也是新整理本的一大特色。此次整理过程中，改动最大的一处错简，即《长安志》卷十二“长安县”下“祥谷水合沣谷水”条至“永安渠”条之“在县南引交水”止，今传本《长安志》均舛置于卷一三“咸阳县”下，整理者根据辛德勇《记今传本〈长安志〉一处错简》之说予以移正。辛氏云：此卷“野韭泽”至“永安渠”诸条条目内容与卷十三中基本重出，而这些条目只能归属于渭河南岸的长安县，与咸阳县毫无关系。丰水和昆明池都在渭河南岸，因而汇入丰水的祥谷水和白谷水同样也不可能隶属于渭河北岸的咸阳，特别是“圣女泉出县西二十里昆明池北平地上”这一与县城的相对方位只能是指东面的长安县城，而不是西北方位的咸阳县城。《类编长安志》记此圣女泉，即径谓“《旧图经》云在长安县西二十五里”，因此，应当与野韭泽一下诸条一道，将这几个条目改归到长安县下，与沣谷水相连。又，原“沣谷水合丰水”条“西北入城”以下内容与后面“永安渠”条下内容也完全重复，两相比较，显然应属“永安渠”条下，《长安志》卷十记唐长安城大安坊条即可作为证明（文载《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辛说可谓铁证，故据之加以移正。又如《长安志》卷十叙“光德坊”东南隅京兆府廨时，原有注云：“开元元年，孟温礼为京兆尹。”此处“元年”，《两京新记》残卷亦作“元年”。然而这是错误的。此次整理，整理者有按语云：“《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辛德勇《唐东渭桥记碑读后记》引高陵县出土唐达奚珣撰《东渭桥记》残石：‘开元中，京兆尹孟公以清风故事，可以成梁，上闻于天……是时大唐开元九年冬十有一月旬有八日。’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亦引此。则孟温礼为京兆尹在开元九年。据改。”又如，《长安志》卷十八“盩厔”有“仙游寺”，叙云：“在县东三十五里。唐咸通七年置。”整理者按云：“此误。唐宪宗元和元年白居易与友人陈鸿等游仙游寺，语及玄宗与贵妃事，白居易为作《长恨歌》，陈鸿为作《长恨歌传》。又，据李芳民《〈长安志〉等所载仙游寺置寺时间有误》一文认为此处所记置寺时间有误，仙游寺‘最迟在隋仁寿元年已存在’（文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此次校点的任务，只是厘清《长安志》、《长安志图》二书在流传过程中，各本之间存在的文字歧异。虽不涉考证，但历代学者对长安历史地理的考证研究成果繁夥，倘有对此二书的记载有所辨误或补遗者，乃在校勘中于原文下加注，将此辨误或补遗的结论写出以供读者参考。在校勘中，各本异文先一一列出，谨慎作出判断取舍；判断取舍为难，则仅存异文，以俟来者。底本无而他本有者，固当校出；底本有而他本无者，亦斟酌予以注出。凡此等，并非贪多以至满纸无谓而徒乱人眼目者，乃存之使读者知版本流传，同时亦使读者多所参照。撰写校记时，凡原文阙字，用“阙”字；底本或各参校本应有而无者，用“脱”字；底本有，而他本可有可无者，用“无”字；底本衍字，用“衍”字。他本明显的误字，一般不出校。没有明显的错误，把握不到十分，决不轻易改动底本原文，而只于校记中谨录各本异文，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如《长安志》卷一“杂制”下有“宣宗庙，去云阳县镇四十里，今移县就庙”条，下有校记云：“今移县，成化本、嘉靖本、四库本作‘令移县’。今按，‘令’字或是。”又如《长安志》卷二“京兆尹”有“韦澳”条“澳连书信两上下者”，者，《类编》卷一作“考”。整理者在此下一按语云：“或以《类编》作‘考’是。‘上下考’，唐官员考课等级分九等，上下考为第三等。”

　　总之，新整理《长安志·长安志图》在诸多方面下了实实在在的工夫，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将人们对《长安志》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真正做到了推陈出新，嘉惠学林。

　　（《长安志·长安志图》，三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定价：2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