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刊杂剧三十种》的面世，迄今已逾一个世纪。民国初年，当罗振玉辗转获此黄丕烈旧藏，与之分享的有缘读者，正是中日两国令戏曲小说研究进入现代人文学术殿堂的巨擘—王国维与狩野直喜。王国维在京都得见此本，以为“海内外秘笈”，遂因而撰成《元刊杂剧三十种叙录》，“厘定时代，考订撰人”，并重新写定其中四种孤本。同时得见的狩野直喜，则让京都帝国大学覆刻作为文科大学丛书第二集，其所撰跋文，同样敏锐揭示了该文本之于元杂剧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

　　自此以往，就整个国际中国文学研究界而言，应该说，有关元刊杂剧的研究，一直处于学术前沿的重要地位，为一流学者所瞻目。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学界戏曲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到，从胡适、吴梅到郑振铎、卢前、赵景深、郑骞、隋树森、王季思、吴晓铃、邓绍基等，皆有不同程度的关注或投入。而在日本，元曲研究成为作为研究重镇的京都大学一系的一项传统，代有传人，其中从青木正儿到田中谦二、岩城秀夫以及赤松纪彦、井上泰山、金文京、小松谦、高桥繁树诸氏，亦皆以尊崇实证与独创的治学方法，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做出日益深细的比较、整理与研究。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我国，有关元刊杂剧文本之于元杂剧研究的重要性似乎并未引起广大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不少元杂剧相关研究，还是全然以明刊元杂剧为依据；而据有学者所做该领域研究综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研究及介绍反而显得沉寂，专门的研究性论文尚不多见，论著更是凤毛麟角，整理上也未见有进一步的注释笺证工作。故而，这仿佛仅是一门高自标置的高冷的学问，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当然，无论整理或研究，其难度亦显而易见。

　　我们所从事的古代文学研究，从一个面向上来说，属于与时间相关的历史科学。那么，当我们依年代序列考论相关文学事象及其前后左右关系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是应该有相应时代的可靠材料支撑。早在现代人文学术建立之初，胡适就已告诫说：“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 导言》，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5页）因而强调对作为史料的文献的精密考证，鉴别真伪，厘定改窜。先师章培恒先生重写中国文学史，着力重建一种长时段的考察，所划分的近世文学，上限定于金末元初，据以论证的重要依凭，正是元杂剧所代表的文学语言及文学形态。也正因为如此，他在与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五编第二章讨论元杂剧体制时，费了较大篇幅，专门较析元刊杂剧因说白等与明本元杂剧的差异而呈现的特质，且特地说明：除了少数尚有元刊本传世的杂剧以外，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分辨明本元杂剧中的说白哪些是作家所写，哪些是元代演员抑或后人所加，所以，它们不能作为我们研究元代作家的剧本的依据。（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页）

　　这样的考论，在同样已有逾百年历史的文学史著作中可以说绝无仅有，当然显现对科学实证精神的坚执，其实也是提示我们，探究金元之际文学领域是否已经出现重大变异的消息，不管是市民意识对文学的侵入，虚构的叙事文学转化为文学的主干，文学语言开始变化，抑或某些异端性作品的出现，以其时人们喜闻乐见的戏剧为标本，惟获证于时间上接近当时杂剧演出的元刊文本才是有效的。道理很简单，就好比考古地层学，根据发掘土层收集出土物，建立古代遗存的编年序列，是其基本规则。否则的话，如诸明本元杂剧呈现的与岁月俱增的改窜，看上去令文本更显精致、完足，却足以淆乱、遮蔽元杂剧的本来面目。而按照欧美学者伊维德（Wilt L. Idema）、奚如谷（Stephen H. West）氏已有的研究，明刊元杂剧的改编，历经宫廷演出以及江南文人书斋，不仅关涉戏剧本身的沿革，更有明显出于意识形态权力的干预，令此种戏剧从功能到形态，发生诸多本质的变化，显得相当触目惊心。

　　炜旎撰著的《〈元刊杂剧三十种〉研究》即将正式出版，实在令人欣喜。她在该著所开展的，正是试图将元杂剧还归元代的还原工作，并为明刊元杂剧不能完全作为元人杂剧研究的依据提供切实的明证。这项工作说起来已有年头，最早实为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而该选题又酝酿自其硕士生阶段—炜旎由复旦中文系获免试推荐进入古籍所，在谈蓓芳教授的指导下，拟以元刊杂剧中的历史剧为样例，作元、明版本的比较研究。博士论文除了将研究对象拓展至《元刊杂剧三十种》全体，尚关注元杂剧在明本中的遗存情况，通过对元刊杂剧与“脉望馆”、《元曲选》等明刊本的校勘、较析，将探原与明变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清理元杂剧之原貌，重新评估其在体制、文学及艺术表现所达到的高度，一方面则究明元杂剧在明代的演化轨迹，揭示相关杂剧及其组成部分从表达重心到内在肌理所发生的微妙转变。论文完成并通过答辩是在2007年，曾获得众位评审专家的赐教与帮助，距今亦近十年，当年还被评为复旦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有机会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于次年获准立项，炜旎又花费了较长时间加以修订，以审慎的态度重新打磨勘定。另值得一提的是，她在2010年发表翻译奚如谷《文本与意识形态—明代编订者与北杂剧》之作（载《中国文学研究》第16辑），以此作为自己坚持追踪学界动态的一种训练，于其毕业若干年之后继续该领域探索还是很有助益的。

　　承作者嘱序，略撰数语以志感。期待炜旎此著的面世，能够在求正于学界同仁的同时，为我们在观念上进一步有所转变，为元杂剧研究进入新的格局，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元刊杂剧三十种》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11月出版，定价： 8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