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芷章（1903—1982），字伯生，号二渠，河北平山县人，我国著名的戏曲史家。他是考察西皮二黄的先驱者，著有《清升平署志略》、《腔调考源》、《清代伶官传》、《中国京剧编年史》等。如果以“王芷章”为词条进行检索的话，我们能找到的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并不丰富。事实上，对于戏曲研究界尤其是皮黄界人士来说，这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的撰著，无一不成经典，为学人所推崇。

　　余生晚也，无缘一见王芷章先生，只零星从老辈先生的闲谈中得闻他的一点轶事，比如他总是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北乡音和人探讨学问，比如他最后一次因病入院时，还在病床上念叨他的《中国京剧编年史》。我所读到的王芷章先生著述，都是名社出版的整理排印本，诸如《清昇平署志略》这样的名著，一印再印，从学生时期便是我的案头常备书，使用起来很方便。也因此，我从来没想过会去再为先生的专著作什么编辑。

　　人生总是有很多的不可预料。2016年9月，由我编辑的影印图书《王芷章手稿》出版了。这本书，实缘起于我们在进行中的另一项目，其中原拟使用先生一版一印的《腔调考原》，为获得家属授权，我们多方打听，才找到了先生的后人—女儿王维丽、女婿李庆元。王、李二位老师一位从事林业，一位从事有色金属工业，都是工程师，其所学所做与文学研究相差万里，仅因父辈的缘故，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其父专著的出版工作，只要与王芷章先生学术成果的传播推广相关，他们都愿鼎力相助。他们平易近人，乐于倾谈，交流中，我了解了他们曾经做的及计划做的一些出版项目，也有幸看到了他们收藏的先生手稿。

　　此次出版的《王芷章手稿》包括《中国京剧编年史》、《中国戏剧发展史》《故宫博物院藏昇平署档案摘抄》和《梆子剧目一览表、二黄剧目一览表》四部手稿。其中，所占分量最大的是《中国京剧编年史》。这部手稿共装订为十九册，为先生穷极二十余年心血之作，记述自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高朗亭于京成立三庆徽起，至1919年京剧改良风潮止，逐年记述京剧百多年间的发展与演变。1981年，王先生亲自将此稿交予中国戏剧出版社，以期出版。1982年先生去世，家属在出版社的建议下，对原稿进行审读修订，委托先生好友在原稿上进行删改加工，最终于2003年付梓出版。是书出版轰动一时，立时成为研究京剧史的必备之书。

　　一部学术著作从完稿到成书，必然经过作者的修订及编辑的修改加工程序，而《中国京剧编年史》的出版，更是一波三折。因为出版社提出了要对稿件进行修改的要求，而当时著者本人已不可能再为之润色，于是家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邀请他人代为修改。将手稿与已出版的排印本稍做比较，即可看出，修改者的修改原则仍然是尽量保持原作的论点和材料，基本上只做文字上的加工，对一些比较口语的表述进行修饰，对一些被认为是冗余的内容进行删改，已是尽可能地不动原著根本。然而，这一过程终究已无法再被原著者确定认可，因此，以这一修订稿为底本的排印本必然会被带上些非原著者的印迹。手稿中大量归纳整理的史料因此被删去了，作者的一些学术思路因为删改而逻辑有所缺憾，甚至排印稿中的一些讹误也由此衍生。正因如此，才犹显此份手稿的可贵，这一是一份真实还原王芷章先生学术成果的原始材料，从中真实体现他的学术理念与多年的学养积累，这是排印本根本无法替代的。

　　以下，仅举几例来说明《中国京剧编年史》手稿与排印书的差异所在：

　　一、 整理者造成讹误。

　　排印版《中国京剧编年史》“乾隆五十五年”章节中有一段关于魏长生的记载：

　　张亨甫从传文和记载中认识到当时的情况说：“（魏长生于和珅有断袖之宠。《燕兰小谱》所咏‘阿翁瞥见也魂销’是也。）长生，金堂人，其徒陈银官，成都人。故当时蜀伶而外，秦、楚、滇、黔、晋、粤、燕、赵之色，萃于都下，他二人也。”（见《金台残泪记》）

　　“传文”何意？引文前两句加了括号，何解？“他二人也”何解？这段话让人疑惑丛生，越看越不明白。我曾找出《金台残泪记》来翻查，发现括号里的两句本就是原文所述。而引文的末八字引述也有误，原文为“萃于京师，化二人也”。京师、都下都指北京而言，无可疑议，引文虽不精确，但可理解。而排印本里“化”字讹作了“他”字，完全不知所云。当时，我把这情况归于引文错误或是排版错误。直到看到先生的原稿，我才恍然大悟，事实上，先生的原文清晰明确，只是当年的整理者大概并没能读懂这段引文的意思，又未曾去查核原文，凭己臆断，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先生原意：《金台残泪记》作者张亨甫虽未亲历魏长生红极一时的盛况，却从传闻和文字记载中了解到了实际情况，故《金台残泪记》记述的“正因魏与其徒入京演出的成功才带动了其他各省伶人荟于京师”这一情况可与亲眼看到盛况的《花间笑语》作者所记相印证。“化”“他”一字之讹，谬以千里。

　　二、 排印本删去了大量文献信息。

　　“嘉庆八年”章节中，根据《日下看花记》记述了不少当年京中涌现的新兴名演员，由手稿可以明确看出，自玉庆徽班后的不少内容于出版前被整理者删去，遗憾的是在现在的手稿本中，这些被删去的内容也已失去，我们只能从残留的片断中判断原稿本应还有一些对当年名演员记述的材料。

　　又如“嘉庆十一年”章节中，原稿抄录了大量《众香国》中的记载，对每一位重要演员的表演特色进行了描述，这些对原始文件的梳理整理归纳工作，在排印本中被放弃也不能不说是件很可惜的事。

　　类似的情况在稿中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三、 排印本中因删改而被忽略掉的细节。

　　此种情况与前一种情况类似，也往往是因为对原稿删除（或“删改”）文字造成的。例如“嘉庆八年”章节，原稿开篇为“政事纪要”，这一年清政府下发谕令，禁止官员们改妆潜往戏园观剧。这一谕令限制的虽是官员的行为，但也不能说对北京的戏曲没有影响。不知何故，整理者删去了这一内容。事实上，谕令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值得深究；谕令公布对于戏曲的发展，尤其对于京城的戏曲演艺亦当有不小影响，当与其时几年中的戏曲状况相对照。也就是说，被删掉的其实不仅仅是一条简单的文献资料内容，一些可能会引起人注意的历史细节也就往往因此被忽略了。

　　再如，“道光九年”章节，论述“楚调进京的年月”，先生以范大德的回忆为佐证，从范仁宝和三庆班名伶范四宝的关系、范仁宝的经历等推断汉调进京为道光九年。范仁宝其原籍湖北麻城，后迁竹山，道光九年（1829）因湖北大水，沿汉水北上，于道光十年（1830）前后领阳春班入陕西，先生认为这一时间正好与楚调诸艺人（王洪贵、范四宝等）进北京加入徽班的时间（道光十年前后）相吻合，由此可以确定楚调进京是道光九年末。排印本这段推论看起来颇有些不顺畅—范仁宝在这一时期因湖北大水而北上陕西，与范四宝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奥妙就在原稿被删去的一段话里：

　　范大德的回信中说，他祖父范仁宝一辈的正名是用仁字排行，并说明范仁宝是弟兄四个。我们知道过去戏班中都用的是小名或艺名，用正名的较少。……因此我认为范四宝是以小名用作艺名的，他可能是范仁宝的四弟，原籍湖北麻城。

　　范仁宝和范四宝的关系推断在这一环节里是比较重要的，无此则无法从范仁宝的行迹去推测范四宝的行迹，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的民众聚居一地，因大水而迁居，虽然之后入陕、入京，各自东西，但在时间上大体有迹可循，由此相互追索也就合理了。正因从名姓上推断范四宝与范仁宝的亲属关系这一段文字在整理时被删去了，以至于我在初次读排印本读到这里时总有觉逻辑不那么清晰，糊里糊涂也就混过去，如今看到原稿才算恍然大悟。

　　综上，《中国京剧编年史》手稿，清晰完整地展示了王芷章先生著述的原貌（非常遗憾，当年出版前的修改径直在手稿上进行，虽然根据家属介绍，手稿上毛笔笔迹、红色笔迹和部分浅蓝色笔迹出自修改者，其中也有让人疑惑一些改动是否应是先生的笔迹的情况），因此格外珍贵。所以，我以为此份手稿的影印，虽晚出于排印整理本，却与排印本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彼此不能替代。它忠实再现了撰著原貌，为使用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一些在排印本中遗失的重要信息，可以由影印本中发掘出来，这正是我们影印该部手稿的初衷。

　　除了《中国京剧编年史》，《王芷章手稿》一书另外收录的《中国戏剧发展史》、《故宫博物院藏昇平署档案摘抄》和《梆子剧目一览表、二黄剧目一览表》三部手稿，都是首次公开出版，颇具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

　　《中国戏剧发展史》一书，是王芷章先生生前久已有之的撰著计划，他在世时已经开始此书的撰写工作，可惜尚未定稿，先生便不幸辞世，现在家藏的这部手稿，便是关于此书的唯一遗迹，也是王先生对于中国戏剧发展史研究成果的部分体现，极为珍贵。

　　昇平署档案摘抄本源于王芷章先生对昇平署档案的不断研究与关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时，他曾整理升平署档案，先后出版《北平图书馆藏升平署曲本目录》、《清升平署志略》，此二著一经问世就成为研究清代升平署档案的经典之作。而本书所收摘抄本抄录于1965 年，大约是他当时得到了翻阅故宫所藏升平署档案的机会，因而及时做了摘录笔记，以备戏曲史研究所用。由这份笔记，既可看到他于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细节，亦足以反映出他治学之细致、严谨。故宫所藏升平署档案迄今难得一见，这份不厚的摘录笔记对于现在学者来说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

　　《梆子剧目一览表、二黄剧目一览表》主要是对梆子、二黄两种戏曲剧目的梳理，其后附有单篇散论随笔若干，如《再谈川二黄》《上海戏班统计》《旧剧重新检讨》等，另有一些研究参考资料的摘抄，如录自《富连成三十年史》的“京剧剧目一览”等。从此份手稿中有两个并不完全一样的《梆子剧目一览表》来看，应当尚未定稿，大约也是王先生的研究笔记之类。此稿的文献信息量颇大，具有较强的学术参考价值，例如由二黄剧目表后所附各地区的剧目说明，足可见王先生研究之深度广度，学术信息非常丰富。

　　身为戏曲史家的王芷章先生于学界颇负盛名，备受推崇，但留给我们这些后辈的印象一直是个偏于一隅、默默著述的背影，想到他为《中国京剧编年史》一稿所付出的心血、书稿二十余年的出版经历，不禁唏嘘。回想初见这些手稿之时，我有喜悦、有感叹、有兴奋……种种情绪难以言表，也正因如此，身为后学晚辈，自彼时我便以一颗恭敬之心全力投入编辑，力求呈现原稿本貌，无此不足以表达我们对王芷章先生一生卓越学术成就的诚挚敬意！

　　我对该书的出版，充满了期待。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一，在民族文明复兴、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的大背景下，衷心希望这样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的手稿，能够为学界所欢迎，于学术进步，有所助益！

　　（《王芷章手稿》（全8册） 中华书局2016年8月出版，定价： 64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