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赵晶博士的《〈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4 年8 月刊印，全书共四章、九小节，分别就唐宋令典篇目、唐宋令文变化、唐令用语考证、唐令复原等主题进行研究，并对学界现有研究路径与部分宏观结论提出个人看法。该书有如下特点：

　　一、 唐宋时期令典大多亡佚，传世史籍对于令典篇目的记载甚少，令典全貌为何、唐宋令典篇目有何变化等问题，皆是学界始终关注之处。作者回顾《唐令拾遗》出版前后的学术史，让人充分了解历来中日前辈学者的贡献及彼此间对令典篇目的争论所在。此外，通过不同版本的考订，细密分析过往研究在唐宋令典篇目、令文数目差异等讨论上的不足之处，并指出唐代令典中实无《时令》存在。

　　二、 唐宋令文的源流关系与传承变化，历来是个争论不休的议题。作者利用《天圣令》、《庆元条法事类》两残本与相关史料，讨论《仓库令》、《河渠令》、《驿令》令文在唐宋时的增删与演变轨迹，并对许多既有观念进行再论。作者指出，过去认为唐宋令的变化主要在经济领域的看法未必准确。

　　三、 唐宋律令中的词汇，对于了解当时法律、经济等制度甚为重要，应综考各种法源，努力回归当时语境，方可正确理解时人使用词汇之意。作者特别讨论唐宋律令的“财没不追”，以及天圣《狱官令》中的“僧道法”这两个词汇。如通过诸多法律史料比对后，作者认为“僧道法”并非实有其法，而是指《道僧格》（或《祠部格》）与佛道教的宗教内律。

　　四、 自《天圣令》残本公布后，唐令复原始终是研究焦点所在。第四章除讨论《赋役令》外，更利用近年新出的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书中的《仓夫令狐良嗣牒》探讨《仓库令》，以唐日制度比较、唐宋令法意理解及规范运作等方法进行考察，对此二令篇的部分条文之既有复原成果提出商榷与补充意见。

　　有关本书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研究回顾详密。在前人丰厚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开创，是本书一大特色。特别是对律令制、唐令复原进行探讨，首先需将相关研究的学术史予以周详掌握，方能不被浩如烟海的前人研究所淹没，以达事半功倍之效。且作者善用表格，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

　　第二，考订论证扎实。作者对唐宋律令的研究已积累多年，相关文献搜罗丰富，对文献版本的详细考订，结合自身法学训练的周密法理逻辑推演，是本书论证得以令人信服之处。由于现存唐宋律令史料不多且分散，能就现有材料下功夫，在穷尽史源后提出一己之见，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基本功。

　　第三，结合法学与史学，提出研究路径反思。如页203 指出，现今三种复原唐令的方法（通过《天圣令》进行条文比勘，关注令文的运作实践与相关制度规范，甚而以日本《养老令》及明法家的注释反证唐令）虽皆有其优点与功效，但就唐日法律间的不同差异，唐宋法律逻辑、法理与现今理解的必然差距，甚而是目前复原唐令采取表达与实践趋近一致的假设来看，上述三种唐令复原路径并非全无破绽、毫无漏洞。作者能如此主张，实有赖其既有的史学扎实功夫，又兼具法学的思考训练，二者相互结合，方能提出有价值的反思。

　　最后，笔者有些建议与期待，就教于作者与读者：

　　书末后记提到，该书是集结多篇论文并经重新编排与修整而成。笔者以为，倘若能详列论文出处，并以一定篇幅略述修改要点，相信更能突显该书与一般常见论文集的不同。尤其书中的各章余论部分，或为原刊论文所无，或有重为编排、修正之处，然多是重点所在，如能详加说明，除了让引用者可以更清楚原刊论文与本书的差异外，同样亦为作者思考成长的一项记录分享。

　　有关传统中国法律形式的发展历史，以往认为宋代是令典逐渐衰微、“例”的重要性提高、由律令制到律例法的转变阶段。但宋代令典卷数实多，并非学者所言的不重视，而史料中对于“用例破法”的指责与防范亦屡屡可见。故令典在元代以后的衰微，以及律例法在明清的兴起，是否实因元代自身所致？而宋代对后世法律形式的影响，是否似学者所言如此之大？这些疑问，很期待作者未来能对此有所回应。

　　本书页207 提到，法律史是法学与史学的交汇，但现今不少法学学者硬套现代概念进行研究，反让法学出身的思维优势成为一种劣势。笔者对此深有同感，亦以为无论古今中外，法学应多属当时社会的专业领域（如页113 提到的“部落语言”），故法学学者实不必“借今法壮己胆”，只要用心细读史料，当可发挥优势，较他人更贴近古人的法学思维，进而找寻到新的研究方向与切入点。当然，法律史的讨论议题，如何能进一步发挥，进而扩展影响到政治史、社会史等其它研究领域，仍需法律史学者一同携手努力。

　　（《〈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8 月出版，定价： 4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