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苑》作为一部总集，具有全集和选集的双重性质。所谓全集，就是“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所谓选集，就是“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全书总目》）。就第一层意义说，《古文苑》是一部辑佚学著作；就第二层意义说，则是一部文学作品选集。这部书一共收录有264篇唐以前的诗文，这些文章不见于《昭明文选》和有关史传，只有一部分见于唐人类书。所以，它是研究唐前文学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后人辑佚唐前文学作品，这部书是丰富的宝藏。明人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现代学者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都从这部书中搜取了诸多作品。但是《古文苑》的来路不清，极大地影响了它的文献价值。
　　王晓鹃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文苑研究》，就试图解决《古文苑》的来历和身世。作为王晓鹃的指导教师，这部书的初稿和修改稿我都认真读过，我觉得这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都有创新之处。
　　第一，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古文苑》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提出了新说。比如《古文苑》的编者，这是一个近千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最早把《古文苑》编成九卷的南宋人韩元吉在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写的整理记中说：“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编，莫知谁氏录也。皆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而间见于诸集及乐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从此以后，说起《古文苑》，大致都是沿袭韩元吉的说法。当然，也有学者间或提出过不同意见，如清人顾广圻《与孙渊如观察论九卷本〈古文苑〉书》就认为是宋人所编，郭沫若先生《石鼓文研究》则说是章樵所编。顾氏提出了问题，论证尚嫌不足。郭老的说法只是一种随意之说，更不足为训： 因为章樵重编此书（1232年）前半个多世纪，韩元吉已明确记载刻印此书了。《古文苑论稿》则通过详尽的考证，得出《古文苑》成书时间大致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之间，其编者可能是著名金石学家王厚之；它是在北宋孙洙《杂文章》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这一说法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成一家之说。
　　比如，关于章樵《古文苑注》的价值，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说“《古文苑》章樵注聊胜于无而已”，由于钱先生崇高的学术地位，他的说法影响很大，很多人因此就认为章注可取者不多。《古文苑论稿》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章樵注所做的工作做了系统梳理，认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章樵校注时增加诗文32篇，不仅基本补全九卷本所录的一部分单篇诗文，而且进一步保存了汉魏佚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二是章樵调整篇目次序，修改篇名，补勘文字，注音释义，注释典章制度名物地理，对我们整体理解作品无疑有积极意义。三是章樵在作者下设置小传，于篇目下设置题解的校注法也值得肯定。当然，其校注也有不足之处，如录文有遗讹现象，对一些作者也疏于考辨等。
　　此外，本书在《古文苑》的版本流传、《古文苑》收录作家作品的分类及其别集的流传、《古文苑》收录文章的标准、《杂文章》与《古文苑》的关系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看法。这些新的观点，可以说极大地推动了《古文苑》的研究。
　　第二，对传统的考据学方法比较灵活的运用，是《古文苑论稿》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点。比如本书考证《古文苑》的成书时代，先从书中收录文章的来源入手。考证《木兰诗》录自《乐府诗集》，又进而考证郭茂倩的生平，以确定《乐府诗集》成书于1056 —1063年（宋仁宗嘉祐元年至八年）；考证《石鼓文》的录文源自北宋时石鼓第六鼓被截断之后；考证《诅楚文》当录自宋室南渡原拓散落以后，等等。据此，《古文苑》成书于唐代就是根本不可能的。然后再考察相关文献，发现唐代以至北宋人的文献资料中没有《古文苑》的任何记载；既然世传《古文苑》是孙巨源得之于佛寺，又对孙氏的生平、交游、著述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排查，没有发现任何一点和《古文苑》有关的蛛丝马迹；而最早记载《古文苑》的是南宋郑樵的《通志》（成书于公元1161年），此后，《容斋续笔》、《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读书附志》皆著录。南宋中晚期，学者引用《古文苑》已很普遍。而南宋最有权威的目录《郡斋读书志》（ 成书于公元1151年）却没有著录《古文苑》。通过钩稽晁公武的家世、仕宦经历、学术积累和学术成就，认为晁氏不是有意忽略或不著录《古文苑》，而在其撰写《郡斋读书志》时，《古文苑》并不存在。通过对《郡斋读书志》所收书目和作者进行的统计和考索，又佐证了的这一怀疑。最后作者把《古文苑》的成书锁定在公元1151 —1161年之间。
　　那么这十年当中，谁是编辑《古文苑》的最可能的人呢？作者通过对《古文苑》编辑体例的分析，认为全书以刻石文冠于首卷，其中包含了编者的信息，即编此书者可能是一位金石学家。然后按此思路顺藤摸瓜，在当时较多的金石学家中，发现有郑樵、薛尚功、施宿、王厚之四位最符合编辑条件，最后用排除法，从对《古文苑》收录的石刻文的看法的差异、录文的异同等最后确定编者应当是王厚之。并对孙巨源编辑的《杂文章》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杂文章》57篇辞赋是《古文苑》收录58篇辞赋的基础，并因此而增补成260余篇的《古文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王厚之才托名北宋名臣孙巨源，借以自重其作。
　　当然说《古文苑》是王厚之所编，早在清范邦甸《天一阁书目》中就有说明，而且范氏还具体说是南宋绍兴己卯（1159）王厚之编的。但范氏只说一句，其根据可能是王厚之所讲自己收藏《石鼓文》拓本的经过：“绍兴己卯岁，予得此本于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装治成帙。”再没有进行论证。在学术史上，前人只提出了猜想，而由后人进行证实者，屡见不鲜。如清人邹汉勋在古韵界提出“娘日二纽归泥”，后来章太炎先生进行了详细论证，证成了此说；钱玄同提出“邪母古读定”，我的老师郭晋稀教授通过大量的三代韵文、古读、谐声、异文等材料，论证《说文》中所有的邪母字上古都读定母。所以《天一阁书目》只提了一句，而由王晓鹃进行详细论证，符合学术史上步步推进的成规。（未完待续）

　　（《古文苑研究》，王晓鹃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定价2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