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一个特殊的群体，纵然饱受历代正统士大夫的鄙视与排挤，但作为天子家奴，却始终扮演着皇权体制下不容忽视的政治角色，“专权”、“乱政”史不绝书。范晔著《后汉书》，鉴于东汉一朝宦祸的严重，首次将其列为专传，并对宦官的由来、职任、功过进行了梳理，指出“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乎？然而后世因之，才任稍广。其能者，则勃貂、管苏有功于楚、晋，景监、缪贤着庸于秦、赵。及其敝也，则竖刁乱齐，伊戾祸宋。”

　　及至明代，出使、监军、镇守成为常态，东厂、西厂、内厂先后设立，郑和、王振、刘瑾、魏忠贤前后鼎立，宦官逐渐突破宫墙的束缚，在内廷二十四衙门外获得了更广泛的权力，成为皇朝权力角逐中极为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明代因此和东汉、唐代一起被看作中国古代宦祸最为严重的三个朝代。宦官研究也就成了明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与重点。但与宦官在明代政治生活中的极度活跃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传世文献里宦官史料的相对缺略与零散，从而导致了研究工作陷入简单重复、难以深入的瓶颈。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明代宦官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这一瓶颈也成为本书编者胡丹博士负笈京城、师从明史大家王天有先生攻读硕博期间着力突破的重点。通过对传世文献和新出土碑刻的广泛搜集和梳理，他认为明代宦官史料主要存在于五个方面：一是以《皇明祖训录》和《皇明祖训》为代表的政书和《明实录》，后者保存的史料尤为丰富。二是《中官考》、《酌中志》和《明史》，这是宦官研究中最常利用的史料。三是明人撰著的杂史、文集、戏剧以及稗官小说等。四是墓志、碑刻，明代很多文人曾为有地位的宦官作墓志，少部分保留在文集中，更多的集中于新出土墓葬里；此外明代宦官多尊崇佛教，现存寺庙碑记保存了很多宦官史料。五是明、清两代地方志中也存有不少珍贵的明朝宦官史料。

　　通过梳理，胡丹认为明代“宦官史料固然有阙漏、零散、篡改、不实等种种‘先天不足’，但绝对数量仍然可观。然必先通过整理，让这些史料‘活起来’，方能为学者所用”。为此，他集中数年之力，广搜博采，以时间为经，编辑出这部近两百万言的宦官专题史料长编。约而言之，该编主要有三大特点：

　　首先，广征博引，史料来源丰富。除了《明实录》这部保存了最为丰富宦官史料的原始档案外，作者还极力搜集明清政书、方志、《明史》、文集、野史、小说笔记等传世文献和碑记墓志等出土实物中蕴含的材料。“其中大量引用了朝鲜《李朝实录》的史料，以及过去不太为人注意的方志材料，至于所引明、清两代碑刻达千通以上。”

　　其次，考镜源流，取择精当。本书采用编年体例，对相关史料以类相聚，适当进行考辨，既保证了史料的原始性，又避免了一些定论的简单重复讨论。如元至正二十六年条所引点校本《弇山堂别集》“龙凤十二年”的一条史料，四库本作“龙凤十一年”，通过参校《明史·太祖本纪》，确定了前者的正确性。又如关于东厂设立时间，一直众说纷纭，“其中《明史》东厂设立于永乐十八年的说法最为流行。《明史》说法的史源来自明代学者王世贞的《中官考》”，作者将相关说法排列在一起，“使其相互参证，再略加辨析考证，这样东厂始于永乐十八年之说不确，不言自明”。

　　最后，注重吸取利用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如对于郑和七下西洋的往返时间、事迹，史料记载很多，但却多有牴牾。本书在考证编辑史料时，就引用了前人的相关论述，便于读者阅读理解。

　　总之，本书可以说是目前关于明代宦官研究所做的最为系统、内容最为丰富充实的一项专题史料会辑，相信其出版能够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明代宦官史料长编》（全3册），凤凰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定价： 6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