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原精舍诗文集》校点本2003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后，我的研究工作也顺势由对梁启超的关注转向陈三立。十年中，对陈三立作品的辑佚和其诗文的阅读，一直未曾中断。2013 年版权期满，遂在责编祝伊湄的帮助和督促下，历时一年，完成《散原精舍诗文集》的增订工作。尽管因为版权问题，《诗录》、《文录》（收入《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未能补入，格于体例，《老子道德经注》被迫割爱，新版的《散原精舍诗文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了却了我的增补心愿，为学术界提供了不少新资料。

　　增订版《散原精舍诗文集》较2003 年版涨出10 万字，涨出的这部分内容有大约一半已经发表于2007 年的《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另一半则为2007 年以后所新得——这后一部分内容中，价值最高的是数批书札：一，早年与易顺鼎书八函。多论立身出处之道及诗文往来与批评，可知易顺鼎乃是陈三立寓居长沙时最重要的谈艺论道之友之一。此数函之得来颇值一记：2008 年冬，于网上偶然得知保利冬拍预展，云其中有陈三立致易顺鼎书札十数函。我便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与焦急，买上火车票直奔北京而去，幸亏保利大厦展厅观展人很少，竟允许我连抄带拍，满载而归。于是陈、易的道艺之交得以生动呈现。二，与陈锐书六函，录自《袌碧斋箧中书》。《袌碧斋箧中书》中本有九函，其中三函2003 版《散原精舍诗文集》曾据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收录，但延续了黄濬之误，析作二函。此数函多述日常细事，颇多戏谑调侃之口吻，在我所阅陈三立书札中，如此写信方式，只此一家。二人关系之密，于此可见。三，与李盛铎书二函。作于光绪十五年的第一函最为重要，它以极其生动的语言表明，陈三立在签分吏部主事之后，怀着“一舸江湖”的心情请假归里，这是陈三立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次抉择，从此他再未还朝。四，与汪诒年书三函。汪诒年为汪康年之弟，光绪三十三年时正主持《中外日报》，此三函书札即在此时，是陈三立因为《中外日报》指责江西铁路局“借款卖路”而与汪兴讼时所作，幅长情懑，与其他新发现的赣路函电一起，证明了陈三立于南浔铁路修筑卷入之深。五，与端方书十七函。这些书札最初抄录于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图书馆，随着《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的出版，现在可以方便检读了。这十七函多与南浔铁路有关，有不少是请两江总督端方帮助解决争端的，可以证明，陈三立与端方，非如陈隆恪致吴宗慈信中所云“仅有诗酒往还而已”，而是到了请教出处的程度。六，与康有为书三函。这三函书札不但可以见证民国之后陈、康二人之间的深挚关系，而且还可以从其中论及康有为《共和平议》的内容里，明白陈三立对于共和制度的基本态度。七，与钱基博书一函。这是应钱基博之请撰成钱氏祖父维桢家传后，陈三立的一封回函。此前我们只能从《书无锡高老愚翁家传》、《钱榕初先生家传》和钱基博《先大父述略》等文献中对陈、钱交往有个模糊的印象，此书的发现，顿时让义宁陈家与无锡钱家的往来变得生动起来。八，与龙沐勋书十函。这些书信最初由张晖披露于《南方都市报》，后又发表于《收藏/ 拍卖》，附录了更多的原函书影。书札再现了龙氏向陈三立学诗的很多细节，还记述了陈三立为朱祖谋撰写墓志铭、为沈曾植诗题跋等事。更为重要的是，在作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的信里，陈三立有“仆以老病，又值酷暑，未能他徙，只得听运数之自然而已”之语，这是陈三立对自己当时生活状态和心境的真切描述；两个月后，他病逝。这大概是目前可见的陈三立最后的手迹。这些书札，展现了“保存在岁月深处不为人知的许多秘密”，让我们看到“许多有趣的细节”，“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乐趣”（姜鸣《尺牍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历史文献》第18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其他新增佚作，亦有数种值得拈出一说。如《七竹居杂记》二则，录自网上拍品图录，它不但让我们见识了陈三立早年识解的通脱与深刻，而且实实在在地表明，自徐世昌书髓楼流出的这册陈三立早年作品抄本残件（存三、四卷）仍存于天壤之间，这真是令人振奋！《祇桓精舍募捐启》作于光绪三十四年，启中指出“今日提倡佛教，当视凡百事业为尤急”，这是陈三立精神世界的新动向，也是近代士林佛教思想崛起的号角。《题香南雅集图》是民国九年为沪演之梅兰芳所作，载于民国九年四月四日《申报》，亦见于《小说月报》第11卷第7 号，这一期《小说月报》插画中还有包括陈三立在内的海上诸老与剧装梅兰芳合影一帧。陈三立对梅兰芳颇为欣赏，这只是陈、梅交往的一个情节。《清康烈士墓志铭》是应康有为所请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广仁所作。这是戊戌之后二十多年中陈三立第一次公开、正面反思戊戌，他认为维新事业“显败于新旧之省争，阴败于母子之相扼”，并稍讽康有为“锐进”。《李母张太夫人墓志铭》得自孔夫子旧书网上的两位书友，是小港李氏的重要史料。此铭陈三立撰，郑孝胥书；稍后的盛宣怀墓志铭亦如此。盛、李两家均为当时殷富，这似乎表明了“陈郑组合”（陈撰郑书）在当时的社会认同和“崇高地位”。《清故太常寺卿袁忠节公神道碑铭》作于民国二十四年，文中论及庚子国难之原因，连带谈及戊戌政变，极有助于理解陈三立对于“国史即家史”的晚清时局的认识，文章也写得虎虎有生气。

　　以上仅是从我自己的看法出发，检取大约二百篇（首）新增佚作中的重要者简要申说。若能静心细读，必将更见精彩。

　　（《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11 月出版，定价：15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