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道雄氏1925年12月出生于日本熊本县的水俣。1948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曾历任名古屋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京都大学教授、龙谷大学教授。还兼任了台湾大学客座教授(1987 —1988)、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代表著作有《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世界帝国的形成》、《中国中世的探求》等。谷川氏是日本史学界京都学派的传人，也是该学派继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之后的第三代领头人（详情可参阅《文史知识》2000年第12期《狷介书生谷川道雄》和《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超越战后日本中国史学模式的谷川史学》）。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是谷川氏的重要代表作。由日本国书刊行会于1976年9月初版，1989年11月再版。本书第一编的英文版已于1985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欧美学者特别认同其“共同体”的理论，“认为可以用它解释纵向的历史分期划分难以解释的历史现实”(《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7期载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本书的中译本已于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当时根据作者本人的意见在日文版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四编的内容。这对于读者了解谷川史学的发展脉络，是十分有好处的。

　　本书是一本史论著作，即通过具体史实的考证，最终上升为历史哲学的论著。大体上从中国中世的探索和对共同体理论的创建两个方面集中体现了作者几十年间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

　　谷川史学的重要观点之一是：理解“中国中世”是认识中国史发展内在规律的关键。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先哲大多持一种中国不存在历史，至少不存在发展的历史的荒谬观点，谷川氏则明确指出这是一种误解。谷川氏不仅指出了西方史学家几乎都有中国社会停滞论的通病，而且认为他们最大的错误在于忽视中国也曾有过中世。而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超越西方史学家的话，就难以发现中国史的自身发展规律。因此谷川氏表达了自己与西方史学家相反的观点，说：“关于中国中世的认识，欧美学者的态度是相当悲观的，与其那样理解，不如提倡一种积极的中国论。”（《中国中世的探求》，第58 页）

　　那么，如何认识中国的中世呢？谷川氏在探索中国中世的研究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共同体”理论。所谓“共同体”，即以人群划分的社会组织，包括“豪族共同体”、“村落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等。从共同体的人际关系原理上说，谷川氏认为在中世“豪族共同体”是社会的基层共同体，豪族在共同体中“能获得领导者的资格全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德望”（《世界帝国的形成》，第79 页）。也就是说，作为共同体的凝聚力，虽然不排斥财力、武力、家族力，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只有道德力、伦理力。另外，谷川氏指出民众是共同体伦理关系的存在基础。谷川氏并非排斥视民众为直接生产者和阶级斗争主力军的理论，但他更强调“从生存原理上视民众为人类主体的观点”（《中国中世的探求》，第224页）。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民众最能识别并敬仰高尚的人格，“端正自己的道德生活”（本书第74页）；为什么存在着“超越自身爱以谋求人类共存的人格”（《中国中世的探求》，第123页）；为什么“被领导者有着自下而上判断领导者资格的作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19 页）等诸如此类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就这样，谷川理论跃出了中世史的范围，提出了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史，甚至世界史发展规律的大课题。

　　谷川氏以共同体理论来解释中国史发展规律的独创方法和史论，目前已成为日本和欧美史学界所熟知并广为接受的理论。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我国学界对谷川史学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书由中华书局《世界汉学论丛》出版之后，作者又补充了相当的内容，如今能以《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增订本）》列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实属幸事。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译者参考了台湾师范大学邱添生教授的《中国中世》、《六朝时代的名望家统治》（《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华东师范大学牟发松教授《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五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的译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定价：58.00元）